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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東亞成為“東亞”，就要講講 “中國”、“日本”、“朝/韓”這些概念。

假想一下：你生活在古代——比如明代吧。一天，打西邊來了個神父，向你打招呼：“你好，我是葡萄牙人。”你怎么回答呢？你多半會不會說“你好，我是中國人”，而會說：“我是大明國人。”因為那時，“中國”還不是國家的名稱。清朝以前的更多時候，“中國”是指相對于周邊地區的“中原”地帶，有時也指相對于“夷狄”的“華夏”集團。

那么，假如你是生活在高麗王朝時期的朝鮮/韓國人呢？同樣，你會說“我是高麗人”，而不會說“我是朝鮮人”或“韓國人”。如果你是位戰國時代的日本人，你大概有了“日本”作為群島上大大小小政權/國家總稱的意識，會說“我是‘霓虹’（Nihon）國人”。但是葡萄牙師傅可能會有些恍惚，因為他只聽說過“Cipan”或者“Jepang”，要費點力氣才能把“接棒”和“霓虹”聯系起來。

“中國”這個詞出現得很早，但用來稱呼我們這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的東亞多族群國家，是晚近的事情，否則黃遵憲梁啟超等也不會感嘆中國有國無名。這個要仔細說起來，怕幾本書都說不完。我們只需要記得一點，那就是“中國”是個不斷發展演化的概念，就像它的幅員、人口和族群一樣，也是不斷在變化的。現在的人們已經習慣于用近代主權國家體系中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觀念，來理解中國，可中國以民族國家面貌出現，也不過就是一百來年的事情。說“中國歷史悠久”，當然沒問題；但要注意，悠久的這個主體，其實在每個時期都有差異，不能拿現在我們有的（或沒有的），去套用的這個不斷演化中主體，否則會時空錯亂。同樣的道理，對別的國家也是一樣。

今天朝鮮半島上的兩個國家，朝鮮和韓國。 “朝鮮”來自于半島上延續時間最長（1392—1910）的王朝的名字。開辟王朝的李成桂擬了兩個國名，拿給明太祖朱元璋裁定，朱元璋選了“朝鮮”。而再往上追，則來自中國史書中記載的半島北部國家“箕子朝鮮”及“衛滿朝鮮”。一般認為“朝鮮”取“朝日鮮明”之意。“韓國”一名源自半島南部、中國史書中統稱為“三韓”的古代部落國家。中日甲午戰爭后，朝鮮王朝脫離了與清國的宗藩關系，曾短暫改國名為“大韓帝國”。二戰后南北分裂，兩個國家都宣稱是半島唯一合法政權，互不承認。因此韓國稱朝鮮為“北韓”，朝鮮稱韓國為“南朝鮮”。是朝還是韓，有著強烈的政治含義，不能用錯。漢語中有時會看到“北朝鮮”或者“南韓”的誤用，其實無論南北都不這么說。

和半島國家一樣，早期日本的歷史，是記載在中國史書上的。日本列島政權和漢朝接觸時，自稱為Wa，漢廷以“倭”字表記。這個倭，只是當時列島諸多小國之一。他們后來覺得 “倭”字不雅，改為“和（wa）”，并以“大和（yamato）”為名。大約7世紀前后，大和勢力北擴至本州北部，改國名為“日本（Nihon）”，即太陽升起之地。很明顯，這樣起名字，和“朝日鮮明”一樣，是說給西邊的人（也就是大陸上的人）聽的。如果日本人碰到夏威夷人，當然不能說自己來自“日出之國”。可見，雖是自命名，視角卻在中國，是在和東亞大陸的交往中產生的。

上篇談過，“東亞（East Asia）”是個外來概念，本地人很晚才接受這么一個分類，并加入自己的理解，塑造身份。同樣，西歐語言中的“中國”、“朝/韓”、“日本”（以英語的China、 Korea、Japan為代表），也都不純是中日韓的本土概念。想想，中國人啥時候自稱過“拆那人”？

China一詞，目前較通行的說法是來自梵語中Cina一詞，是“秦”的音譯。日本人有段時間稱中國為“支那”，亦源于此，起初倒無貶義。歐洲與中原遠隔萬里，耳聞口傳，一是通過印度—波斯帶去的“Cina”，二是蒙古西征時帶去的“ Cathay”（契丹，后泛指中國，現通用于斯拉夫語系），兩個信息來源不一，以致很長時間，歐洲人不知道二者指的是一個國家。

Korea和Japan，都由馬可波羅最早記錄。他到中國那會兒，半島正是高麗（Koryo）王朝。Korea一詞在演化過程中雖有不同拼寫方式，發音倒近似。風云變幻，如今生活在朝韓的人都不自稱高麗，而朝/韓語中的“高麗人（Koryo saram）”則成了一個特定名詞，指的是前蘇聯中亞地區的朝鮮移民后裔。當然，Korea的好處是不論朝韓，政治中性。日本在馬可波羅那里記為Cipangu。為啥這樣拼？用上海話讀“日本國”三個字就明白了。估計他是聽一個江浙人聊起的。Cipangu轉到葡萄牙語，就成了Jepang，再到英語，慢慢就成了現在的樣子。所以這個Japan，是歐洲語言多次轉譯的中國南方方言中的“日本”，跟 “霓虹”當然差得遠。

字音、字義的轉化從來不只是語言變化，背后必然帶入新的認知框架和意識形態。當用“China”，特別是用其背后那套認知框架，來討論“中國”的時候，“中國”自身的變動、雜糅和多元性，就被西歐現代國家體系所強調的那種界限感和同質性取消掉了。特別是在處理帝國（empire）、國族（nation）、族裔（ethnicity）這些議題的時候，China和“中國”之間往往顯現巨大的裂痕。“中國”是個多語言、多族群的復合體，但Chinese僅指漢語漢字，很多語境中僅指漢族人。試圖用語言文字、人種、宗教這些通行的現代標準來定義“中國”的努力變得無效：使用漢字和崇奉儒家的不一定是中國（比如朝鮮越南日本），而中國內部不都是傳統的漢字儒教區（比如疆、藏、蒙）。域外學界會提出“清朝是否Chinese王朝”這類問題，作為學術討論當然可以。但是20世紀以來，政治上操弄“滿蒙非支那”、“疆藏非中國”，亦屢見不鮮。

無奈在主權國家體系下，China所代表的話語邏輯是唯一被接受的邏輯，有一整套科學、法律、倫理、哲學理論來為這個邏輯背書。不要說域外人士，就是國人自己，在晚清到共和國這段動蕩時期，在試圖糅合China話語和 “中國”經驗時，也困惑于兩者間既連結又矛盾的關系，很多人試圖以現代西歐標準定義中國，總不得要領。當然，這絕不是說“中國”經驗多么獨特。正相反，變化、多元和交融雜糅，是所有國家、族群的共性。漢人、日本人也好，朝鮮/韓國人也罷，從來都不是同質的群體。明確的國族界限是近代西歐產物，但它實際也掩蓋了歐洲自身的雜糅性。西歐邏輯是在殖民擴張過程中，和殖民地社會相互碰撞沖擊后逐漸塑造的，它當然吸納了其他地區的經驗，只不過最終還是要為霸權服務。同理，中國也吸納、轉化了許多西歐邏輯（比如民族主義），才成為現在的“中國”，只不過這套邏輯的局限性在21世紀日益凸顯。

在這個意義上，如何超越China，把“中國”的經驗匯聚成有普遍解釋力的話語，實在是個大課題。把中國（以及日/韓）放在區域和全球的框架中認識，是很多人正在嘗試的一個方向。法國史學家布羅代爾說的“沒有法國史，只有歐洲史；沒有歐洲史，只有世界史”，或許就是這個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