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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一輩革命家的生平業(yè)績里，處處體現崇“嚴”尚“實”的精神風范。在“三嚴三實”專題教育中，觸摸老一輩革命家“嚴”的風骨，領略他們“實”的擔當，追尋和傳承紅色基因，對于當前改進黨的作風具有重要意義。

毛澤東：“四不主義”

毛澤東一向反對搞特殊化，對親屬和身邊的工作人員也要求嚴格。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的許多親戚、故舊、朋友紛紛來信，有的表示祝賀，有的尋求幫助，有的則提出要到北京來。接到這些信，毛澤東很為難。他說：“我現在當大官了，如果翻臉不認人，人家就會說共產黨無情無義，何況有些人過去還幫過我，幫過我們黨呢。如果有求必應，那就成了國民黨的樣子了，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久而久之，就會脫離群眾，就會垮臺。”

經過再三考慮，毛澤東叫來秘書，對他們說：“以后一般的來信，都由你們處理。過一段時間寫個簡報給我過目就行了。實在不好解決的，再交給我。”秘書問這類信怎么處理，毛澤東回答：“凡是要來北京看我的，一律謝絕；如果不聽，偏要來，路費由他自己出，來了我也不見，公家也不接待。凡是要求我找工作的，我這里是‘四不主義’：不介紹、不推薦、不說話、不寫信。凡是反映地方部門工作情況的，可以作為材料收集起來，當作參考；但不往下傳，不直接處理，免得下面無法工作。”

有一次，毛澤東的堂弟來北京治病。工作人員將情況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說：“既然他有病，我就不能不見，不然人家會說我毛澤東不近人情。”毛澤東在住處熱情接待了堂弟，問道：“你來之前為什么不先寫封信？”“我不會寫字，家里也沒人會寫字，知道你不愿讓人來，也就沒敢告訴旁人。我眼睛一天比一天腫，怕瞎了，就偷偷地跑來了。”毛澤東詳細問了家鄉(xiāng)的情況，然后吩咐工作人員給他找個住處，聯系醫(yī)院治療。堂弟后來住了一個多月的醫(yī)院，把病徹底治好了，一切費用由毛澤東擔負，堂弟非常感動。堂弟出院后，毛澤東還為他買了回程火車票。

分別前，毛澤東囑咐說，成千上萬的先烈為革命事業(yè)犧牲了他們寶貴的生命，我們活下來的人想事、辦事，都要對得起他們。你們都是種田人，過不慣城市生活，還是回老家種田、種菜、喂豬穩(wěn)當，今后大家會有好日子過的。毛澤東還要求他遵紀守法，凡事不能搞特殊化。聽到毛澤東的告誡后，其他親戚沒有他的批準誰也不敢到北京來。

毛澤東為領導干部嚴格自律、自覺抵制特殊化作出了表率。

周恩來：“要戒慎恐懼地工作”

周恩來無論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細致認真、一絲不茍。他經常用“戒慎恐懼”的思想約束自己的行為。

周恩來認為，“戒慎恐懼”不僅僅是主體的道德自律，更在于它是領導者的一種領導方法和領導藝術，是領導者在工作實踐過程中的一種精神狀態(tài)和心理準備。正是從這樣的角度，1943年4月22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為向干部作報告而撰寫的《領導與檢查報告大綱》中明確提出：“領導者切勿輕視自己的作用和影響，要戒慎恐懼地工作。”此后，他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反復警示自己、告誡他人：“辦事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須謹慎從事”，“我們應該有臨事而懼的精神”。以后他又多次談到“要月暈知風，礎潤知雨”，“做到多方考慮，經過集體商決而后行”。同時他還強調，“戒慎恐懼”不是后退，不是泄氣，而是在充分估計困難、認真對待每一個具體困難的基礎上產生的“真正的勇敢”，“是革命家的氣概，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對待困難的唯一正確的態(tài)度”。

周恩來崇尚“臨事而懼”的精神，體現在一絲不茍的工作中。1962年5月，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多、經濟落后的國家要在經濟上翻身，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我們應該有臨事而懼的精神。”況且“今天的情況又是千頭萬緒，動一根頭發(fā)就要牽動全身，稍有不慎就會出亂子”。比如當年精簡職工、減少城市人口幾千萬，幾乎要震動全民的生活。這一決策之所以得以順利實施，決心大多是建立在情況明、辦法對、工作細這一基礎上的。因此，他反復強調，建設時期絲毫驕傲自滿不得，絲毫大意不得，任何決策必須慎之又慎，任何工作必須細之又細，不能急躁，不能草率。

周恩來一絲不茍、嚴謹細致的工作作風令世人稱道。

朱德：“艱苦奮斗的傳統(tǒng)不能丟”

熟悉朱德的人都知道，他善于從實際情況出發(fā)，實事求是地去工作。他歷來反對不顧客觀規(guī)律，單憑主觀意愿的盲目蠻干。

對經濟建設，他說過：“要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fā)，量力而行，不做自己力量達不到的事。”他還說：“辦不到的事，硬要去辦，還是辦不到。結果既傷了黨員，又失掉了群眾。客觀規(guī)律不能違背。”

1955年6月，朱德到華北新建的鋼鐵基地包頭視察。當地負責同志向朱德匯報了建廠規(guī)劃：以基地的廠區(qū)為中心，擴建一座新城。生產區(qū)的一切設施都要現代化，生活區(qū)的職工宿舍、學校、醫(yī)院、影院等也要蓋成漂亮的樓房。蓋樓房所需的建筑材料，除去磚、瓦、灰、沙、石以外，都要從外地運來。初步計算，僅蓋宿舍樓一項，就得投資1600多萬元。而原來這里的舊城，則幾乎完全沒有利用上。

為了把情況搞清楚，朱德多次實地勘察，分別找領導干部、設計人員談話，細心聽取意見，并派工作人員到附近廠礦了解情況。群眾對新城建設規(guī)劃反映不一。有的人認為，這是一個大辦工業(yè)的樣子，有膽識，有氣魄；也有的人認為，這種搞法過于龐大，耗資太多，“冒”了。

經過細致的調查研究，朱德心里有了底，和當地負責同志作了一次語重心長的談話。他說：“你們都想把國家工業(yè)快些搞上去，心是好的。但這個規(guī)劃，是不是犯了貪新、貪大、貪多的毛病？我們國家有我們國家的情況，不能什么都照搬外國的。艱苦奮斗的傳統(tǒng)不能丟！按照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我看咱們還得穿幾年‘草鞋’。我們只能在舊的基礎上去建新的，只能根據客觀條件、根據需要和可能來決定我們的工作方針。‘有多少米做多少飯’嘛！腦子太熱了，跑得太快了，結果會事與愿違。我的這些意見請你們考慮。”

朱德的一番話，入情入理，給當時的盲目蠻干敲了警鐘，避免了浪費和損失。

任弼時：拒絕特權的“黨內的老媽媽”

任弼時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雖身居要職，但從不以權謀私，始終做到廉潔自律。他常說：“在黨內，任何個人不管他是軍長、政委，都是普通一員，都要服從組織，決不能做特殊黨員。”

在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期間，正值陜甘寧邊區(qū)經濟最為困難的時期，黨中央號召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任弼時既是大生產運動的領導者，也是一名普通勞動者。他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一起開了一塊地，種上莊稼和蔬菜。他還向王震要了一部紡車，工作之余盤腿而坐，練習紡紗。他眼睛近視，開始紡的紗不是粗細不勻，就是常常斷頭。但他不怕困難，虛心向其他同志學習。1943年3月，中央直屬機關在棗園舉行紡紗比賽，任弼時紡的紗被評為第一，一時傳為佳話。

任弼時深知群眾疾苦，盡可能緊縮開支，減輕地方政府負擔，部隊用的信封多是用舊報紙糊的，起草文電常常用廢舊印刷品的背面。他常常告誡同志們：“邊區(qū)政府也很困難，我們實在沒有辦法的東西，可以要一點；有些東西可要可不要，沒有那東西也可以過日子！”

作為中央秘書長，任弼時負責的事情很多，包括領導和同志們的衣食住行，但他從來沒有為自己搞過特殊。有一次，工作人員看到他炕上鋪的單子破得不像樣子，打算給他換條新的。任弼時說：“不要，不要，你給別的同志要點東西吧！”任弼時蓋的被子是1935年長征時戰(zhàn)士送給他的戰(zhàn)利品，一條毯子是1934年紅六軍團突圍時繳獲的戰(zhàn)利品。

新中國成立不久，任弼時的妹妹任培辰，希望哥哥能出面寫封信給湖南省委，為丈夫謀個工作，但任弼時婉言拒絕了。他說：“這雖是件小事，但是為了私事給省委寫信影響不好。你們的工作，當地政府是會安排的。”

任弼時嚴格要求自己和親屬，對其他同志卻親切周到，贏得了尊敬和愛戴，大家都稱他為“黨內的老媽媽”。

歷史是最好的營養(yǎng)劑。廣大黨員干部應從老一輩革命家的感人故事中汲取營養(yǎng)，以“嚴”的精神、“實”的作風，經住考驗、化解危險，擔起協調推進“四個全面”重任，譜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篇章。（文章摘自《秘書工作》雜志2015年第7期，原題目為《觸摸“嚴”的風骨領略“實”的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