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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２０１２年以來，內部政治經濟局勢的動蕩、國際關系格局的變動、普京重新當選總統等因素促使俄羅斯外交出現轉型，烏克蘭危機則加速了這一轉型進程。本文分析了俄羅斯外交轉型的傳統背景和現實原因，認為此次轉型背后有一個必然和偶然變量累積的過程。俄羅斯對歐亞和亞太地區的戰略、國家軟實力和國家認同建設領域都做出了相應的政策調整，不僅注重圍繞國家經濟和安全利益改變外交政策，也通過改變公共外交方略和整合國內政治認同來影響外交工作的績效。這些轉型特點不僅體現了俄羅斯外交政策所具有的連續性和漸變性，也對中俄關系產生了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兩國可能在某些領域出現利益、觀念和政策的沖突，但這種挑戰并不能埋沒中俄采取適當方式將矛盾化為機遇、進一步提升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可能性。

２０１２年，中國和俄羅斯相繼完成領導層換屆，內政外交隨之出現較為明顯的理念及政策轉型。特別是俄羅斯，２０１１年底因杜馬選舉而爆發波及全國的“倒普”行動，使俄國內形勢大變，加之受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機余波和國際能源市場波動的影響，在普京前兩個任期保持連續增長的俄羅斯經濟開始出現頹勢，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危機迫使履新的普京政府著手進行改革。也正是從２０１２年開始，俄羅斯的外交開始轉型。俄羅斯新外交方針首先體現在官方發布的文件和領導人講話中，繼而被落實到具體政策中。俄羅斯與中國和西方的關系均出現了新的跡象：在雙邊和多邊機制的保障下，中俄在各領域全面推進關系發展，成為新型大國關系的典范；俄美關系“重啟”不成，反而出現倒退跡象；俄歐關系也存在諸多變數。尤其在２０１３年底烏克蘭危機爆發后，俄羅斯與西方的關系迅速趨緊，甚至被定性為重回“冷戰”狀態。中俄關系則一改多年來“政熱經冷”的狀態，２０１４年在能源、貿易等若干領域實現了突破。正如俄國學者邦達連科（ＯｌｅｇＢｏｎｄａｒｅｎｋｏ）在總結２０１４年俄羅斯得失時所說：“２０１４這一年，我們失去了烏克蘭，收回了克里米亞，舉行了冬奧會，失去了盧布（指盧布暴跌），發現自己處在與西方冷戰的邊緣，解救了頓巴斯，與中國簽署了‘世紀大單’，還取消了南溪管道項目。”

在俄與西方關系的參照下，中俄關系“正處于歷史上最好的發展階段”，兩國官方和民間均對此持樂觀態度。但西方對此持警惕態度，擔心若中、俄往結盟的方向發展會對地區和世界格局產生重大影響。本文立足于對俄羅斯自２０１２年開始的外交轉型展開研究，在總結俄外交轉型背景、原因和主要特點的基礎上，著重分析俄羅斯在歐亞、亞太、軟實力、國家認同戰略領域的轉型特點及可能給中俄關系帶來的影響。在各界對中俄關系前景一致看好的形勢下，本文不僅關注俄羅斯外交轉型的政策導向，也尋找其中的理念變化；不僅關注轉型對中俄關系的利好因素，也分析兩國關系可能面臨的挑戰和困難；不僅從現實主義視角出發審視問題，也利用建構主義理論分析中俄關系的前景。特別是在烏克蘭危機改變了地緣政治結構及中國“一帶一路”計劃全面鋪開之時，中俄關系能否按照初衷和祈愿順利發展，這是學術研究人員和政策設計者都必須關注的問題。

一、俄羅斯外交轉型的背景及原因

俄羅斯獨立后曾進行過幾次外交轉型的嘗試，其“政策演變與俄羅斯的國力下降、外交指導思想的演變具有內在聯系”。首次轉型以大西洋主義為特征，也是“對蘇聯長期推動的與西方對抗戰略的一種極端反應，和對戈爾巴喬夫‘新思維’外交思想及邏輯的繼承和發展”。然而，這種單方面讓步和戰略收縮的外交政策很快被西方名惠而實不至的回饋所擊垮。１９９３年《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構想》的出臺標志俄羅斯開始轉向全方位外交，實施兼顧東西方的“雙頭鷹”外交政策。在北約東擴的戰略擠壓下，２０世紀最后的５年，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基本是在確立并鞏固這種“大國外交”的基礎上，逐漸發展實用主義的多極化外交。在這一以“大國復興”為目標的全方位外交政策形成的過程中，俄羅斯各個政黨、政治派別、學術團體都參與了關于國家發展戰略的辯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歐洲—大西洋主義、現代斯拉夫主義和現代歐亞主義三個流派。這場辯論對俄羅斯不同時期的外交政策都產生了重要影響。２１世紀到來前后，俄羅斯外交開始結合本國實際，基本確立了一種務實的國家主義外交方針。普京上臺后保持了這種外交精神，其第一個任期以重建國家內部政治、經濟秩序為主，因此仍努力維持與西方合作、交好的態度，同時也不放棄兼顧歐亞主義和斯拉夫主義的強國外交思想。以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為轉折點，在美國戰略武器部署、恐怖主義蔓延等新的威脅壓力下，俄羅斯外交走出國內和地區的狹隘視野，開始面向全球維度。特別是在２００７年金融危機后，俄羅斯對西方發展模式及彼此關系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開始走基于回歸傳統思想觀念且結合時代元素的大國外交戰略。

在對此前俄羅斯外交轉型的總結中，可以發現對俄外交政策制定發揮重要影響的兩個因素：一是俄羅斯與西方的關系，后者的態度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特別是在近十年左右的時間里，俄羅斯外交政策呈現一種“情境性前后矛盾重復出現”的特點，即立場的不對稱變化及與參與政策形成巨大反差的行為。這種不合邏輯的外交政策行為突出表現在２００８年俄格沖突、北約東擴和美國在西歐部署導彈防御系統的過程中。這說明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深受西方態度和行為的影響，“西方國家展示是否接納俄為國際社會平等且合法一員的行為，通常會成為決定莫斯科外交選擇的重要因素。”二是俄羅斯執政精英及其思想流派。由于歷史發展的特殊性，政治精英在俄羅斯國家發展的過程中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俄羅斯現代化進程和幾乎所有的社會變革都是“自上而下”推動的。俄羅斯是一個“動員型”的社會，社會由從“波雅爾大貴族”發展而來的政治精英階層引領，形成了一種“服務型”的機制。因此，政治精英及其政治思想對俄羅斯內政外交有強大的話語權。俄羅斯獨立以后的外交更曾一度受到經濟寡頭和政治利益集團的左右。普京擔任總統后，其主導的“統一俄羅斯黨”影響俄國家政策走保守主義、國家主義和溫和的民族主義路線，在普京三度入主克里姆林宮以后，這種保守主義思潮愈加占據主流。此外，研究當代俄羅斯政治外交，還需要考慮領導人的個人因素。普京２０００年擔任總統后，以“可控民主”和“主權民主”為核心理念對內實施權威主義的民主政治，對外采取務實主義的外交策略。２０１２年以來，俄羅斯在國際事務中的行動又再次被烙上了鮮明的“普京特色”。西方學者認為，當前普京及其執政團隊倡導的是一種基于現實主義視角的國家主義外交政策，強調國家實力在國際格局中的決定作用。這一理念對當前和未來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影響將會長久存在。

如果說葉利欽時期的俄羅斯因意識形態空白和國家認同缺失導致外交政策無法形成具體的理念和政策，從而推動俄外交通過試錯不斷尋找定位，那么此次外交轉型的原因則更具現實性，主要體現在：首先，２０１２年以來俄羅斯內部政治生態系統發生重大轉變，這也進一步加劇了俄羅斯與西方的矛盾，促使俄對其外交政策進行調整；其次，俄羅斯對世界形勢和國際關系格局有了新的認識，俄政治精英認為國家所處的地區和國際環境正變得愈加惡劣，導致其外交中的御外思想更加濃厚；最后，２０１３年底爆發的烏克蘭危機成為俄羅斯外交轉型的直接推動力。這些原因表明，此次俄羅斯外交轉型與國內政治因素和歷史慣性因素有重要聯系，俄外交的調整既受到現實的逼迫，也被傳統潛藏力量所鼓動。俄政治評論家弗拉基米爾·列別辛（ＶｌａｄｉｍｉｒＬｅｂｅｈｉｎ）則直接指明俄羅斯外交轉型的原因：在美國破壞了聯合國地位和作用、對俄羅斯展開經濟、信息和軍事三個領域戰爭的同時，世界的經濟和地緣政治重心已經轉向東方，向有利于東盟和金磚國家組織的方向發展。⑨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和現實驅動下，俄羅斯在國家戰略的幾個重要方面做出了顯著的調整。

二、俄羅斯外交轉型的特點

俄羅斯自２０１２年開始的外交轉型，在其國家外交理念和戰略行為上都有所體現。《俄羅斯外交政策構想》（２０１３年版）和《俄羅斯軍事學說》（２０１４年版）兩份官方文件充分表明了俄羅斯外交政策思想的新特點。蘇聯和俄羅斯曾先后在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３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８年發布過類似的外交政策指導文件。２０１３年版的《俄羅斯外交政策構想》對當今世界發展態勢和國際關系重大問題做出了基本判斷，闡述了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標和地區和全球層面的戰略重點，其特點主要體現在：更加悲觀地判斷國際形勢的發展；與前兩版《俄羅斯外交政策構想》一樣，將獨聯體國家置于外交關系的最優先地位，同時進一步提出用歐亞經濟聯盟帶動獨聯體國家一體化進程，并對以政治手段解決納戈爾諾—卡拉巴赫沖突、阿布哈茲及南奧塞梯兩共和國問題等后蘇聯空間沖突展示出更加積極的姿態；在依然將與西方關系放在優先位置的同時，還首次從俄羅斯與西方文明同根性的層面論述其根據；第一次引入“軟實力”概念，并對其在俄羅斯外交中的重要作用給予了特別的關注。

２０１４年底，俄羅斯新版軍事學說在烏克蘭危機不斷發酵的緊張態勢中出臺，新文件保留了以防御為主的軍事思想內核，將北約軍事潛力的加強及其軍事基礎設施向俄羅斯邊界的擴張視為對俄羅斯的主要軍事威脅。但與２０１０年舊版相比，新版軍事學說提出了新威脅、新盟友、新武器，出現了“非核遏制”的提法，說明非核實力已經成為俄提升軍事實力的重要依托。

新版《俄羅斯外交政策構想》和《俄羅斯軍事學說》的出臺正逢其遭遇內部政治、經濟危機和與西方陷入嚴重對峙之時。前者表明，在國際競爭加劇的情況下，俄羅斯希望通過經濟外交等方式加強歐亞地區一體化進程，保證自己的地區優勢，同時希望通過發揮軟實力融入全球信息流，推廣俄羅斯的文化與價值觀。而后者一向是俄制定國家安全政策的基本依據，新學說對新威脅、新盟友、新武器的界定體現了俄政府在應對新的安全威脅方面的新態度，“非核遏制”概念的提出旨在擴大俄羅斯安全防御的傳統范圍，提升抵御外來威脅的能力，也有助于維護俄國內局勢的穩定。外交和安全政策指導文件為俄羅斯外交轉型提供了思想理念依據。

在這種外交轉型理念的指導下，２０１２年以來，俄羅斯主要在歐亞、亞太、軟實力、國家認同四個領域的戰略行為中體現出明顯的特點和趨勢：

（１）歐亞戰略。歐亞戰略是俄羅斯維護獨聯體的勢力范圍，尋求俄羅斯主導的獨聯體一體化，尤其是實現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三個斯拉夫國家重新一體化的戰略，也是實現俄羅斯夢的理念載體。普京擔任總統后一直將后蘇聯空間視為自己外交戰略的優先重點區域，希望在地區政治、經濟和安全事務中占據主導地位。從２０１２年開始，歐亞經濟聯盟機制建設穩步推進，先后建成俄白哈統一經濟空間和聯盟超國家常設管理機構歐亞經濟委員會，后續還會成立經濟、原料、跨國金融工業集團和合資企業、統一貨幣、生態等５個委員會，設立經濟和科技合作基金、投資銀行和仲裁法庭等超國家機構。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歐亞經濟聯盟正式開始運作，這是俄羅斯歐亞戰略的重要一環。根據計劃，歐亞經濟聯盟將于２０１６年建立統一的藥品市場，２０１９年前建立共同的電力市場，２０２５年前建立統一的石油、天然氣和石油產品市場。歐亞經濟聯盟共同市場的ＧＤＰ超過４.５萬億美元。聯盟不但為遭受制裁的俄羅斯開辟了一個覆蓋歐亞地區的統一大市場，有利于俄羅斯經濟走出困境，也為俄羅斯在獨聯體國家覆蓋的歐亞地區保持并增強影響力提供了重要的物質支持。

（２）亞太戰略。俄羅斯獨立以來，歐洲一直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無論在政治、經濟上，還是在價值觀上，俄羅斯都首先考慮歐洲對自己的重要性，反映到外交政策上亦有偏重。但早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葉利欽就已經提出亞洲對俄羅斯外交的重要性，認為俄有２／３的領土在亞洲，因此必須加強與亞洲國家的合作，參與這一地區的政治、經濟進程。普京上臺后，也將亞洲列為俄外交的優先選項之一，只不過排在獨聯體國家和西歐之后。此輪外交轉型開啟后，基于對國際和地區均勢的追求，以及出于對本國平衡發展的需要和對自身在東亞地區面臨威脅的認知，加之與西方關系持續惡化，俄羅斯明顯開始將外交重心東移。總的來看，當前俄羅斯的亞太戰略主要有三個目標：通過西伯利亞和遠東開發計劃加速東部地區的發展，積極參與亞太經濟進程；加大在遠東地區的軍事投入，努力擴大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以主動姿態參與亞太地區安全治理結構的設計，并積極加強與亞太主要國家的外交互動。因此，俄羅斯政治上積極參與東北亞政治進程，發展與東盟國家的關系；經濟上明確其亞太戰略的核心任務是通過“西伯利亞工程”加快發展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并計劃以俄白哈三國關稅同盟為基礎建設與亞太國家的自由貿易區，加強與亞太國家的全方位經貿合作，為進一步融入亞太經濟圈、實現與亞太經濟一體化、將亞太地區市場拓展到整個歐亞大陸開創前景。俄羅斯還計劃將與亞太各國之間的貿易提升至占其貿易總額的４０％之多。俄總理梅德韋杰夫繼２０１４年普京訪華后先后訪問越南和泰國，被視為俄外交自烏克蘭危機后從歐洲—大西洋主義向亞太主義的轉變。

（３）國家軟實力建設戰略。國家軟實力建設是普京第三任期的外交工作重點。２０１２年初，普京即在《俄羅斯與變化的世界》一文中指出，軟實力是一國為達成外交目標而采用的除武力之外的、以信息和其他相關方式為主的方法總稱。此輪外交轉型依托成立于２００８年的俄羅斯聯邦獨聯體事務、俄僑和國際人文合作署（Рус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簡稱“俄羅斯合作署”或“國合署”），讓其直接受外交部管轄，除了完成加強俄僑聯系的工作，還履行推廣俄羅斯語言文化、外國青年教育項目、對外援助等具體公共外交工作的職能。目前，該機構在８２個國家建立了分支機構，擁有２０億美元的預算。成立于２０１３年的“今日俄羅斯”國際新聞通訊社是俄羅斯軟實力政策的另一重要工具，主要負責對外宣傳俄羅斯的國家政策和社會生活。進入２０１５年以來，俄羅斯政府更是加大了國家軟實力建設的投入力度，俄通信和大眾傳媒部１月中旬宣布追加４.０５億美元用于建設“今日俄羅斯”等軟實力推廣機構。

（４）國家認同建設戰略。國家認同具有個體與集體、國內與國際的雙重維度。就國內維度而言，國家認同是國民的歸屬感，是國家政權合法性的重要來源，也是國家凝聚力、向心力的主要表現。在國際維度方面，國家認同是一個國家相對于國際社會的定位與角色，是主權國家與國際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兩個維度的認同形成辯證關系，也正因為如此，國家認同對一國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響。蘇聯解體后，俄羅斯一直沒有徹底走出國家認同的困境。隨著國內局勢惡化和烏克蘭危機走入死胡同，俄羅斯愈加將沖突矛頭指向西方，同時希望借助整合社會思想重建國家認同，恢復國內秩序，保證政權的合法性，明確俄羅斯的發展方向，確保國家外交工作的統一性和有效性。為此，普京２０１２年重任總統后，首先指示由高校、中學和科學院研究機構的優秀研究人員組成修改歷史教科書工作小組，對重大歷史問題進行廣泛討論，要求在歷史教學中貫徹邏輯的一致性，讓民眾了解歷史是民族統一和文化基因的基礎。俄羅斯政府還組織學者對國家認同問題進行研究，于２０１３年召開“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十周年紀念會議，討論“現代世界條件下的俄羅斯多樣化”，即當代俄羅斯的國家認同問題。全俄民意調查研究中心（ВЦИОМ）還就俄羅斯人的認同問題進行了一次多問題、全方位的調查，最終出臺了一份名為《當代俄羅斯認同：維度、挑戰與答案》的調查報告，對國家認同現狀進行了全方位的分析。這些舉措都說明，俄羅斯在社會轉型和外交轉型的關鍵期，希望通過整合政治精英和社會民眾的思想，重建國家認同，保證國家思想和外交政策的一致性和權威性。

在研究一國外交政策時，除了國家實力對比、地緣政治結構等因素，文化和觀念的影響也不能被忽略，這也是國際關系理論反思主義對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范式的批判。卡贊斯坦（ＰｅｔｅｒＪ．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曾指出，規范、價值觀等評價標準和規則、模式等認知標準形成的共有觀念即文化，是個體在社會互動中形成的集體認知，這會影響行為體的利益定義、身份認同和行為方式。因此，相比俄羅斯外交轉型在歐亞、亞太和軟實力建設領域的戰略，第四個特點決定了從建構主義視角分析俄外交中長期發展趨向的重要性。特別是目前對俄政治精英認同問題的研究發現，支持普京外交思想的中右力量已然占據主流且呈上升態勢；即使在政治精英內部存在一定分歧，其認同指向也仍處于業已形成的所謂“普京共識”框架之內。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俄羅斯外交將會受到這一認同建設進程的影響。未來俄羅斯外交認同的政治色彩或將更加濃厚，這決定了分析這一問題應該采用更加豐富的理論視角和范式。

三、俄羅斯外交轉型對中俄關系的影響

俄羅斯外交轉型既有歷史慣性的影響，也有現實的原因。總的來說，此輪轉型發生在國際關系格局整體轉型的背景下，源于俄國內政治生活和政治結構發生的變化，并受到烏克蘭危機的直接推動，促使俄羅斯外交在歐亞、亞太地區戰略和公共外交領域做出政策調整，其國家認同建設也會對當前和未來俄羅斯的外交發展走勢產生重要影響。對于中俄伙伴關系的發展來說，俄羅斯外交轉型的這些特點究竟會產生何種影響？

本文認為，需要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１）俄羅斯的歐亞戰略對中俄關系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普京提出在俄白哈關稅同盟和歐亞經濟共同體基礎上逐漸建成具有綜合性質的歐亞聯盟，使之成為促進獨聯體地區一體化的新組織，以及俄追求世界強大一極戰略的依托。這一戰略對中俄關系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俄羅斯的構想可能與中國主導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上海合作組織發生利益沖突，但也不排除兩國通過協調努力，借由這一契機將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提升到新高度。俄羅斯從１９世紀便開始維持在中亞的存在，但近年來中國在該地區的經濟影響力大為增長，相比俄羅斯，一些中亞國家更依賴中國的經濟扶助和貿易聯系。中亞地區頹廢的經濟和混亂的政治說明了俄羅斯影響力的失敗，而中國在和平崛起過程中踐行的政治集中但經濟非集中的模式對中亞（特別是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似乎更有吸引力。特別是在經濟方面，２０１３年中國成為該地區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通過經濟合作既幫扶了當地發展，也達到解決西部邊境安全問題的目的，但同時也削弱了俄羅斯在該地區的政治影響力。從目前來看，相比于受能源價格下跌和經濟制裁困擾的俄羅斯，中國是對中亞國家更有吸引力的能源出口市場。而作為能源需求大國的中國也可以憑借這一陸上能源輸送渠道減少對海上渠道的依賴。然而，歐亞經濟聯盟為與中國聯系密切的哈薩克斯坦設置了諸多限制，而吉爾吉斯斯坦加入歐亞經濟聯盟后則意味著其與中國之間將豎起一些不必要的貿易壁壘。因為擔心本國成為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計劃的工具，俄羅斯不會積極促進歐亞經濟聯盟與中國的關系。一些中亞國家也可能為了獲得聯盟賦予的在交通、貿易等方面的優惠條件而放棄或減少與中國的合作。同時，歐亞經濟聯盟在內部實行零關稅，可能使中國對相關國家出口成本增加，并增強一些國家與中國在能源等問題上討價還價的能力，因此很有可能成為繼續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阻礙。在安全問題上，中俄雖然都視地區伊斯蘭原教旨恐怖主義為主要威脅，但俄羅斯傾向借助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和上海合作組織進行多邊安全合作，而不是與中國進行雙邊合作。俄新版軍事學說提出優先使用核武器的權力，說明俄即使在外交上與中國尋求雙贏，但卻沒想在安全上依靠中國。而中國并不排除與外界合作反恐，同時還對烏茲別克斯坦等中亞國家進行安全援助。這在俄看來也形成了一種沖突。

但也有觀點認為，歐亞經濟聯盟在增加相關中亞國家與俄羅斯經貿聯系的同時，并不會削弱與中國的合作。這些國家出于自身發展的需要，也為減輕加入歐亞經濟聯盟的風險而會一如既往地尋求加強與中國的經貿合作。

（２）俄羅斯亞太戰略的借重特征對中俄關系有利有弊。俄羅斯面向亞太的政策與美國積極推行“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ＴＰＰ）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ＴＴＩＰ）幾乎同時進行。在俄羅斯尋求自身經濟發展目的的同時，其借重亞太、特別是中國力量抵御美國的目的，對中俄關系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是俄羅斯加大對亞太地區事務的參與力度將可能拓展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深度和廣度，為兩國的經濟發展和地區開發帶來機遇。俄羅斯領導人也認為，俄羅斯必須與亞太國家特別是與中國發展合作關系，以期得到資金、技術和勞動力的支持；沒有中俄的共同參與，地區合作機制就不能充分發揮效能。但另一方面，基于俄國家利益而制定的亞太戰略，也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中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俄羅斯的亞太戰略在對中國經濟借重的同時，在戰略上還有“御歐抗美”的考量。特別是在烏克蘭危機發生后，俄美沖突加劇，而且俄羅斯現階段主張的是一個削弱美國單極的多極體系，希望排除美國在亞太的影響。因此，俄羅斯不會成為“美國的英國”，不會服從中國的領導，中俄關系會向著某種“超級大國之間的關系”模式發展。而中國在亞太地區不謀求帶有排他性的領導力，而是尋求多方共贏的共同發展、共同進步。如果中國倡導的這種亞太合作精神摻入了俄羅斯對西方的對抗因素，則會讓中俄在某些問題上的共識受損，也會對中俄關系的未來發展造成一定的不良影響。

（３）俄羅斯的國家軟實力建設尚處摸索中，中俄可以在此領域尋求合作機遇，但也要防止俄方的疑慮對中俄關系造成負面影響。中俄兩國領導人幾乎同時提出國家軟實力建設的重要性。與中國相比，當前俄羅斯軟實力政策的重點是公共外交中的對外宣傳，主要用信息戰的方式特別針對西方國家傳遞本國的正面信息，以期直接與外國民眾建立聯系。俄羅斯更是采取重組、新建公共外交機構、投入巨額資金等方式，在國際教育交流、對外宣傳和國際發展援助三個領域提升國家軟實力。但目前俄羅斯軟實力的建設工作也存在諸多缺陷：內部缺少統一的軟實力概念體系、公共外交機構專業性差、對外宣傳注重報道“邊緣消息”，這讓輿論對其機構的從業標準和能否產生積極影響產生了懷疑。相比之下，我國的軟實力政策概念和舉措更符合本國國情，更注重和平發展和“提高軟實力建設的認識和自覺性，在建設核心文化價值觀體系上下功夫”。

在可預見的未來，由于與西方在諸多方面的沖突，俄羅斯的軟實力建設可能更具針對性和目的性，這對中俄在相關領域的合作可能構成機遇和危險并存的局面。中俄可以在具體項目實施中尋找合作的機遇，例如在教育交流、國際發展援助等領域實現官方和非官方多層面、多渠道的合作，也可在海外援助行動中實現合作聯動。與此同時，雖然從表面來看，中俄兩國的軟實力建設不存在沖突，但是我們不能忽視俄羅斯對外宣傳政策中日益增強的排外傾向。如一些進行中俄比較研究的俄羅斯學者雖然沒有言辭激烈地指出“中國威脅論”，但卻明顯透露出對中國軟實力影響的擔憂。俄羅斯不但擔心中國的經濟、人口“占領”，還擔心中國實施積極的對外軟實力政策會對俄民眾產生影響，認為中國利用自己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優勢通過開辦孔子學院等方式，壓制俄羅斯軟實力政策的實施。還有文章指出，中國在俄羅斯的經濟存在也是另一種形式的“軟實力”控制。這些言論明顯不利于中俄關系的健康發展。

（４）俄羅斯國家認同建設扶植的保守主義勢力上升或對中俄關系產生負面影響；中俄關系發展應該注重民間感情的培養。俄羅斯外交轉型中的國家認同戰略的主要目的是達成內部民眾和政治精英的政治共識，以明確國家整體發展戰略和外交政策布局。從目前來看，帶有民族主義情結的保守主義思想在俄政壇占據主流，而其中不乏持“中國威脅論”的政客，在政治精英圈尤其明顯。而在俄羅斯普通民眾中，只有１８７５％的人認為中國“是威脅，（俄羅斯）遠東和西伯利亞地區正在被他們（中國人）奪走”；７５％的人認為“不會，中國是我們真正對抗美國的地緣政治伙伴”。不同社會階層對中國評價的差異也提醒中俄兩國領導層，在俄羅斯外交政策會受到本國政治精英主導的不利形勢下，兩國民間外交的發展十分重要，民間往來、交流的增加有助于消除俄羅斯國家認同建設不利因素的影響。

四、結語

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是中俄外交轉型的關鍵時期，許多重要的外交理念和政策在這一時期出臺并得以付諸實施。這一時期也是中俄進一步深化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關鍵期，在繼承以往合作精神、發揮傳統合作領域優勢的基礎上，中俄雙方還應該挖掘兩國關系深層結構中的差異要素，發揚糾錯和創新的精神，改革既有的結構性矛盾，讓中俄伙伴關系更好、更健康、更持久地發展下去。本文選取俄羅斯外交轉型這一研究切入點，即是希望通過分析新時期俄羅斯外交理念和政策的特點，發現俄羅斯外交中的“變”與“不變”，既從當下、也從長遠審視中俄關系，找到有利于中俄關系進一步發展的機遇，也發現可能對中俄關系造成困擾的挑戰，盡量規避之。

關于俄羅斯外交轉型與中俄關系這個命題，應當重點關注以下兩點：首先，在國家利益涵蓋下的中俄關系存在著互補性和差異性兩種客觀狀態。互補性本身不是無限的，差異性也可能會導致沖突。從這個意義上說，中俄共同利益具有局限性。其次，２０１２年以來的俄羅斯外交轉型發生在俄政治精英對國內形勢和國際關系格局的判斷重構之際，加之一些必然和偶然事件的發生，使得俄外交在政策、戰略上出現變化，但同時也說明了俄羅斯外交受國家發展思想影響所具有的內在繼承性和矛盾性。這使得轉型期的俄羅斯外交呈現一種“混合外交”的形態，即“在實行加強對外文化宣傳、增強國家形象的軟實力政策的同時，又在克里米亞、烏克蘭等問題上采取強硬措施”。這也迫使學界在研究變局下的中俄關系時，需要結合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兩種分析視角，也不能忽視雙邊關系良好發展勢頭下的隱憂。

從現實主義的視角來看，目前中俄關系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由于兩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俄羅斯既想借助中國的“發展之帆”，又害怕中國利用和超越自己。正如美國著名學者約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Ｓ．Ｎｙｅ）近期所指出的，阻礙中俄關系的首先是經濟體量不平衡；中俄能源合作的巨大進展并不能改變中俄經貿中的結構差異，俄羅斯作為“加油站”滿足中國對能源的需求，中國則向俄出售工業制成品，中俄合作也不能取代兩國對西方市場、技術和資金的依賴。此外，西方因素對中俄關系的影響巨大。２０１４年，中俄貿易額達到９５０億美元，但歐盟仍是俄羅斯第一大貿易伙伴；俄美經濟聯系雖然走弱，但中美貿易額卻持續走高，超過５０００億美元。中國在俄貿易伙伴中排名第二，但俄羅斯只在中國貿易伙伴中排名第八，中俄貿易只占中國貿易總額的２％。換句話說，雖然中俄可以在政治、外交上與西方立場相異，但在貿易上卻無法放棄美國和歐盟。站在建構主義的視角審視中俄關系的現狀，不難發現，正是因為現實中的不平衡，導致俄羅斯國內涌動著警惕、敵視中國的思想，影響兩國有利于構筑共同命運體系共有觀念的形成。按照亞歷山大·溫特（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Ｗｅｎｄｔ）的社會建構主義理論，國家行為體的互動過程會形成對國家在國際體系中身份、角色、地位的認知，形成共有觀念或體系文化，這會塑造國家的身份，對國家行為和國際體系結構都產生影響。缺乏信任和集體認同會讓中國和俄羅斯與共有觀念漸行漸遠，也會讓西方因素愈加強大，而西方因素也只能讓中俄在經濟和軍事上走近，并不能提升兩國關系的真正質量。

那么，中俄關系維持的基礎是什么？未來又會向何處發展？是作為新型大國關系典范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還是某些西方學者眼中的建立在與他國關系矛盾基礎上的“敵友關系”（ｆｒｅｎｅｍｉｅｓ），還是因為一時利益形成的所謂“Ｇ２集團”？本文認為，應根據俄羅斯外交轉型的特點，無論是在外交工作、還是在學術研究中，以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的雙重視角在以下幾個方面對中俄關系進行鞏固和調整：繼續加強經濟、貿易合作，開辟新的合作領域（如在網絡安全領域），特別是加大在創新領域的交流協作，夯實兩國關系的現實物質基礎，擴大兩國關系的發展前景。繼續在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組織、聯合國等地區和國際多邊組織中加強大國作用，提升中俄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力量，為國際關系格局向健康方向發展做出貢獻。加強兩國政治精英和社會民眾間的思想交流，形成社會有機的互動互通，正視彼此的差異，謀求兩國共有觀念的身份建構。中方也需要警惕俄國內“中國威脅論”的走勢，以及俄羅斯某些政客宣揚用核武器對付美國和北約的“武力外交”言論。當前也有俄羅斯學者認為，雖然俄保守主義勢力上升不利于政局發展，但普京在國內謀求的是國家秩序高于個人自由，其執政團隊提倡的保守主義也不等同于守舊主義和極端主義，而是主張進行考慮具體國情的改革，讓俄羅斯重回強國之列，應當鼓勵俄羅斯政治精英加強與外部世界的交流———這對俄羅斯外交轉型和中俄關系發展都將是一個樂觀的局面，也有助中俄關系在提升自身水平的同時，實現國際關系格局的順利轉型和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