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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一個長期令人困惑而又十分混亂的理論問題

點擊：作者：周新城來源：昆侖策研究院發布時間:2015-12-04 08:46:15

　　周新城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一個長期令人困惑而又十分混亂的理論問題

　　——關于私營經濟性質、地位和作用問題的若干思考

　　1、如何認識私營經濟的性質、地位和作用，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在一次理論問題的研討會上，有一位老同志提出，私營經濟發展、壯大到現在這種程度，令人擔憂，社會、經濟、思想各個領域出現的問題往往都與私營經濟有關，很難解決，有點尾大不掉的架勢，駕馭不了。但我國經濟的發展又離不開私營經濟，真是處于兩難的地步。

　　我頗有同感。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私營企業得到了迅速發展。根據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編寫的《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NO.3(2005—2006)》提供的數據，全國私營企業雇工人數從2000年的2011萬人增長到2005年的4714萬人，年均增長18.6%。到2005年，私營經濟在GDP中的比重達到65%左右。私營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種情況下，私營經濟屬于什么性質，它應該處于什么樣的地位、起什么樣的作用，它與公有制經濟是什么樣的關系，我們應該對私營經濟實行什么樣的政策，這些問題，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工作中，都需要給予明確的回答。

　　但是，這是一個敏感的、長期令人困惑而又十分混亂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理論界往往躲著走，不是正面研究和回答這個問題。但私營經濟發展到今天，好像想躲也躲不開了。比如，大家最關心的經濟問題。大家知道，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經濟有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規律，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經濟有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規律。我國客觀上有兩種經濟規律在起作用。以追逐最大限度利潤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經濟，必然產生生產無限擴大與有支付能力的消費不足的矛盾，我國經濟上出現的許多問題，根子就在這里。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以滿足人民需要為目的的，只要按照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辦事，就可以消除這種矛盾。又如，誰都承認現在意識形態領域情況是非常嚴峻、復雜，反馬克思主義思潮不斷地、輪番地進攻，我們則窮以應付。人們(包括一部分共產黨員)喪失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為什么敵對勢力有那么大的力量能夠不斷組織進攻?為什么人們會喪失理想信念?原因可以講很多，但不能回避的是，我們的私有經濟太多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太強大了，這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原因。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私有制條件下生活的人很難形成共產主義的理想，指望資本家相信馬克思主義，那是南轅北轍。那些反對馬克思主義、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勢力，背后是得到國內外資產階級支持的。不能就意識形態談論意識形態，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要到經濟領域去找根源。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說到底，是經濟領域斗爭的反映。又如，在政治領域，資本家已經迫不及待地提出自己的政治訴求，要政權機關反映他們的利益。衡陽賄選案引起人們思考：為什么私營企業主急切地要花大筆錢通過賄選來當人大代表?他們追求的是什么?他們正在一步一步地想掌握政權，讓政權為他們服務!

　　但是，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營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還具有積極作用。我們目前還沒有條件徹底消滅私有制，相反，我們還需要利用私營經濟來發展生產，解決就業問題，滿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我們需要充分發揮私營經濟的積極作用。正因為這樣，我們的干部往往產生一種“傍大款”的心理，把發展經濟的希望寄托在私營經濟身上。捧著、哄著資本家，千方百計為私營經濟的發展創造條件，保駕護航，生怕得罪了資本家，影響經濟的發展，影響社會的穩定。于是，在理論上就出現不敢講階級、階級斗爭，不敢揭露剝削的現象，不敢講我們未來是要徹底消滅私有制的這一理想信念，相反出現了許多為私有制辯護、唱贊歌的理論;在實際工作中一門心思為發展私營經濟創造條件，制定各種優惠政策，與資本家稱兄道弟，唯恐侍候不周，得罪資本家，影響投資;在處理勞資關系時，不敢理直氣壯地保護工人的利益。有的干部認為，只要共產黨掌握政權，私營經濟怎么發展都沒有關系。他們不懂得，一旦私營經濟占了統治地位，共產黨執政就喪失了自己的經濟基礎，那時，政權就要靠私營經濟繳納稅收來養活，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就只有兩個出路：或者改變黨的性質，變成為資產階級服務的資產階級政黨;或者堅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還堅持搞社會主義，那就只能下臺，占統治地位的資本家怎么能允許共產黨掌權來搞社會主義呢?

　　一方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發展私營經濟，另一方面聽憑私營經濟無限制的、沒有正確引導的自由發展，又會產生一系列問題。這個“度”怎么把握?這是一個尖銳而敏感的問題，需要從理論上科學地回答私營經濟的性質、地位和作用的問題，并明確對待私營經濟的政策，才能把握這個“度”。研究這個問題，先不要有這樣的思想顧慮：說了真話，例如說他是資產階級，存在剝削，會得罪資本家，得罪了，經濟要垮下來，或者資本家要逃到國外去。抱有這樣的思想顧慮，就不能進行科學研究了。應該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中國實際，該怎么說就怎么說。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11月23日的政治局學習會上，強調要“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掌握科學的經濟分析方法，認識經濟運動過程，把握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更好回答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提高領導我國經濟發展能力和水平。”[1] 在私營經濟問題上，我們必須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來進行科學的分析，背離馬克思主義，就不可能科學地認識私營經濟的性質、地位和作用，正確地對待私營經濟。老實說，也只有理論上說徹底了，就能保持政策的穩定性，這樣才能穩住資本家，使他們安心從事經營活動。老是吞吞吐吐，既說共產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將來要搞共產主義，又不敢科學地闡明私營經濟的性質，它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地位和作用，怎么會使資本家安心呢!

　　記得上世紀90年代末，時任吉林省委副書記的林炎志同志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共產黨應該學會駕馭新資產階級》，力圖從理論上分析這個問題，結果引起一場大風波，導致刊登這篇文章的雜志被查封。據說，傳來一個精神：改變觀點，可以繼續當官，不改變觀點，就撤職。在高壓下，誰也不敢討論這個問題了。有人是這樣分析私營經濟問題的：為了發揮私營企業主的積極性，擴大黨執政的社會基礎，可以、也應當吸收私營企業主入黨。但是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要吸收私營企業主入黨，遇到一系列理論障礙。首先，就必須否認他是一個與工人、農民不同的、獨立的階級，必須把他說成與工人、農民處于一樣的地位，而不是同工人、農民對立的，這樣才能夠順理成章地把私營企業主看成是共產黨的基礎。為此他就干脆否定我國還存在階級，理由是，不能否定改革，如果說私營企業主是新產生的資產階級，那等于說改革走了邪路了;其次，為了否認私營企業主是一個與工人、農民不同的階級，就必須否認私營企業存在剝削行為，因為如果承認他有剝削行為，他在社會經濟關系中所處的地位就同工人、農民不一樣了，就是一個新資產階級了;第三，為了要否認剝削，必須否定勞動價值論，必須承認不僅勞動、而且資本也參與創造價值，因為只有資本也是創造價值的一個要素，才能得出結論，私營企業主獲得的利潤是資本自己創造出來的，是資本這種生產要素的貢獻，而不是剝削來的。這就是世紀之交出現關于勞動價值論的爭論的緣由。事情的邏輯是這樣的：吸收私營企業主入黨——否定它是一個獨立的階級——否定剝削——否定勞動價值論。一環扣一環，形成一個“新”的理論體系：私營企業主不是資本家，不構成資產階級，他同工人農民一樣是社會主義建設者;資本獲得的利潤不是剝削，而是按生產要素貢獻獲得的收入;進而否定勞動價值論，說價值是由各種生產要素共同創造的。按照這種理論，邏輯上必然得出結論：資本主義是最合理的制度，既沒有壓迫也沒有剝削。這個理論體系，從根本上顛覆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否定了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客觀必然性。這種理論一出來，就把整個理論界搞亂了，一系列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的原理，成了禁區，誰也不敢講了。階級、剝削、勞動價值論等等，都不能說了。不講階級，只講階層(把私營企業主看作是新階層之一);不講剝削，只講財產性收入，把資本獲得的利潤看做是按生產要素的貢獻進行分配獲得的收入;不講勞資關系，而講勞動關系。這就模糊了矛盾的實質。理論界出現了這樣一種傾向：為了迎合私營企業主，照顧他們的情緒，不“刺激”他們，盡量用一些模糊的、模棱兩可的、怎么解釋都可以的概念來取代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清晰的概念。1960年毛澤東批評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時說：“現在有一種傾向，就是說話、寫文章都盡量合乎帝國主義和敵人的口味。其結果是敵人舒服，自己的階級被蒙蔽。這是欺騙群眾和欺騙各國共產黨的行為。”[2] 現在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景：說話、寫文章，盡量合乎私營企業主的口味，讓他們聽了舒服，而模糊、歪曲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掩蓋了事情的本質，讓工人、農民受到蒙蔽。這也是一種欺騙行為。

　　我們正面闡述一下，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應該怎樣認識私營經濟的性質、地位和作用，相應地應該怎樣確定對私營經濟的政策。

　　2、私營經濟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

　　研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問題，首先要弄清楚私營經濟的性質。確定私營經濟的性質是研究私營經濟的地位和作用、制定對待私營經濟的政策的前提。然而恰恰在私營經濟的性質問題上，我國學術界存在嚴重的分歧：有人認為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有人則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私營經濟已經不是資本主義的了，至少不是純粹資本主義的了，已經帶有某種社會主義的性質了。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原則問題，必須有一個明確的回答。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一種經濟成分的性質取決于它內部的經濟關系：首先，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其次，是生產資料所有者與勞動者的關系，即在生產過程中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相結合的方式;第三，是企業收入是如何分配的，即勞動成果的分配方式。在私營經濟中，生產資料為私營企業主(老板)所有，他在市場上按勞動力的價值購買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也就是雇用工人，然后把他所占有的生產資料同被雇用的工人結合起來，在他(或他的代理人)主持下組織生產，最后憑借生產資料所有權，無償地占有工人在生產過程中創造出來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那一部分價值，即剩余價值。私營經濟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私營企業主與工人是雇傭與被雇傭、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因此，私營企業是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它與社會主義國有企業有著根本性的區別。

　　需要指出的是，私營企業的這種性質并不會隨著外部條件的變化而發生變化。同樣是私有制，同樣是雇傭、剝削工人，解放初期的民族工商業是資本主義性質的，而改革開放以后發展起來的私營企業卻不是資本主義的了;資本家在資本主義國家里辦的企業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到社會主義的中國來辦企業，卻變成社會主義性質的了，這是說不通的。

　　有人提出，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里，由于公有制在經濟上占主體地位、工人階級政黨在政治上居于領導地位，在這樣的“普照之光”的照耀下，私營企業就與一般的資本主義企業不一樣了。的確，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私營企業的經營環境與資本主義條件下相比較，是有一定區別的，我國的私營企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參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外部條件會對企業產生一定影響，但只能影響它的經營機制、管理方法，而不可能改變企業的根本性質，因為企業的性質是由它內部的經濟關系決定的。外部因素只是企業經營活動的條件，不能成為決定企業性質的根據。說社會主義國家里的私營經濟性質就變成社會主義的了，這是錯誤的，是外因決定論。

　　我國改革開放以后，提出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私營經濟不僅允許存在，而且在政策上得到鼓勵、支持和引導，但黨對私營企業的性質的看法并沒有改變。被鄧小平同志評為“一個字都不能動”的十三大報告明確指出：“私營經濟是存在雇傭勞動關系的經濟成分”，“私營企業雇用一定數量的勞動力，會給企業主帶來部分的非勞動收入。”[3] 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1989年8月的中央9號文件又強調：“私營企業主同工人之間實際上存在著剝削與被剝削關系。”[4] 這就科學地界定了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營企業的資本主義性質。

　　這里，必須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區分開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指市場經濟這種經濟運行機制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社會主義經濟是指經濟成分的性質。參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經濟成分，并不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非公有制經濟也不會因此就改變成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正如在資本主義國家里，小農經濟參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并沒有因此就改變了它的個體經濟性質，并沒有因此就變成了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黨的十五大指出，包括私營經濟在內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說的是作為參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行為載體，私營企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而不是說，私營企業已經成了社會主義經濟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組成部分了。

　　有人認為，我國許多私營企業主直接從事經營管理工作，他們是勞動者，而不是剝削者，進而否定私營企業的資本主義性質。毫無疑問，作為經營者的私營企業主是從事實際管理工作的，這一點不同于單純的食利者。但正如馬克思指出的，資本家的管理職能是兩重的：一方面它具有組織社會勞動的職能，即把各種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和生產資料)有效地組織起來的職能;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剝削的職能，即通過管理無償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后一職能是他的管理工作的主要職能，也是他從事管理工作的目的。事物的性質取決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既然私營企業主剝削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職能是主要的職能，怎么能說私營企業主由于從事管理工作就成了勞動者，進而認為私營企業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呢!

　　有人提出，我國是社會主義社會，既然承認私營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著積極作用，那不等于說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了?從認識上講，這是把不同問題混淆在一起了。必須把一種經濟成分的性質同它起的作用區分開來。這一點，列寧對新經濟政策時期的租讓制的分析，就是一個典范。他說，邀請外國資本家到俄國來，這是否正確呢?這是正確的，因為這可以“迅速改善甚至立即改善工農的生活狀況”。“把資本家請到俄國來不危險嗎?這不意味著發展資本主義嗎?是的，這是意味著發展資本主義，但是這并不危險，因為政權掌握在工農手中。”“在這種條件下發展資本主義是不危險的，而產品的增加卻會使工農得到好處。”[5] 租讓制企業對經濟發展有好處，這是一回事;它的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但并不危險)，這是另一回事。不能因為租讓制的積極作用就否定它的資本主義性質。

　　那么私營企業主是不是構成資產階級呢?什么叫階級?列寧指出：“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同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歸自己支配的那部分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私營企業主占有生產資料，雇傭和剝削工人，他當然屬于同工人階級相對立的資產階級。何況私營經濟發展到今天，數量已經十分驚人，已經不是個別現象。現在私營經濟無論戶數、資產數、雇用的工人數、產值都超過解放初期的私營工商業幾十倍，那時私營工商業主構成資產階級(這是大家公認的)，現在私營企業主卻不構成資產階級，這是說不通的。我們應該明確承認，時至今日，我國已經存在一個資產階級，不要掩耳盜鈴、掩蓋事實了，也不要用什么“新階層”來模糊階級界限了。

　　3、私營經濟在所有制結構中是處于補充地位

　　習近平在政治局學習會上強調：“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推動各種所有制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同時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6] 這是我們研究私營經濟的地位和作用的根本依據。

　　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在我國的所有制結構中，公有制是居于主體地位，非公有制經濟(包括私營經濟)則處于補充地位。明確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它決定了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

　　大家知道，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而且也是憲法明確規定了的。由于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不夠發達，而且發展又不平衡，還不能實行單一的公有制，非公有制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還具有積極作用，因此還需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作為公有制經濟的補充。

　　哪種所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哪種所有制經濟是補充，這是一個決定社會性質的原則問題。自從原始社會瓦解以來，迄今為止的各種社會制度都是幾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都不是單一的所有制。那么，怎么判斷一種社會制度的性質呢?毛澤東從哲學上告訴我們一種方法：凡是有多種矛盾存在的矛盾綜合體里，必然有一個矛盾是主要矛盾，它規定著、制約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事物的性質正是由主要矛盾的性質來決定。在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的情況下，社會制度的性質就是由占主體地位的所有制決定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我國雖然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但正是公有制占主體地位，決定了我國社會是社會主義性質的。

　　籠統地說不同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不分“主體”與“補充”(實際上也做不到)，那并不是我們需要的基本經濟制度，只有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不同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那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

　　正因為這樣，鄧小平多次強調公有制占主體的重要性。他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提出我國還需要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成分，但他始終堅持，我國必須以公有制為主體，這一點絲毫不能動搖。是否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關系到我國社會能不能保持社會主義性質。他指出：“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7] 這是他一貫的思想，例如他在另一個地方講：“一個公有制為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8]他明確指出：我們允許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9] 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只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

　　改革開放以來，圍繞著哪種所有制經濟應該居于主體地位，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和斗爭。這種分歧和斗爭是具有原則意義的，它關系到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重視。目前的情況是，隨著私營經濟的發展，他們財大氣粗了，不安于“補充”地位了，竭力想取代公有制占據主體地位。這種輿論，比比皆是，甚至一些領導人、一些黨報也散布這種輿論。一位前全國政協副主席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公開主張要以私營經濟為主體，說只有這樣，國民經濟才有活力。他說出了私營企業主作為一個階級的愿望：要由他們來主宰整個國民經濟、以至整個國家的命運。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2009年8月13日《南方周末》發表一篇題為《國有經濟何妨正名為“非私經濟”》的評論員文章。文章說：“從命名上，說非公經濟這個詞兒本身，已包含價值上的優劣判斷，揭示了個體戶和私企的從屬地位。”“今天私營經濟的私字，已不再像刻在海絲特·白蘭太太額頭上的紅A字了。它不僅不再是一種恥辱，而且代表著先進生產力……何不名正言順，別再用非公經濟來稱呼它，直呼其名為私營經濟。而對那些并未真正體現公有精神，在競爭領域與民爭利的國企何妨稱為‘非私經濟’呢?”這篇代表資本家說話的評論員文章，赤裸裸地表露了驟燃暴富的私人資本的狂傲。過去，公有經濟占主體地位，他們容忍把私營經濟稱之為非公經濟;現在，私營經濟壯大了，自認為可以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了，于是要求把主次顛倒過來，要把公有經濟稱之為“非私經濟”了。

　　我國私營經濟代表人物的這種愿望，是得到國外資產階級支持的。這一點，國內外資產階級是勾結在一起的。西方壟斷資產階級政治家、思想家竭力制造輿論，鼓吹并推動在我國由私營經濟取代公有制經濟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上世紀末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就說過：“在經濟方面，中國朝自由市場制度前進的過程已經走了一半。現在，它的兩種經濟——一種私有，一種公有——正在進行殊死的競爭”，而且“戰斗還遠遠沒有結束”。只要美國“繼續介入中國的經濟，就能在幫助私營經濟逐步消蝕國營經濟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10] 2000年，前總統克林頓也講，美國要利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機會，在中國推行美國的“價值觀念”，“加速大型國有企業的衰亡”，由“私營企業取而代之”，給中國內部“為人權和法治而奮斗的人們增添力量”，以使中國做出美國所需要的那種“選擇”。[11] 美國政要為什么那么關心我國哪種經濟成分應該占主體地位呢?因為他們從階級本能上感到只有私營經濟成為主體，才能從根兒上改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從而實現和平演變的目的。不能不承認，他們的政治敏感性是十分強烈的。

　　然而在要不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問題上，我們一些同志(包括一些領導干部)頭腦是不清醒的。記得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后，理論界常常有人提出，這表明對私營經濟地位的認識變了：私營經濟不再是“補充”了，而是“重要組成部分”了。這就是報刊上常說的“從補充到重要組成部分”。其實這是兩個問題，一個是指所有結構中的地位，哪種所有制是主體、哪種所有制是補充，就這個問題來說，私營經濟始終是處于補充地位，絕不能成為主體，也不能同公有制經濟并起并坐，這件事情，關系到社會制度的性質，不能有一點含糊;另一個是指參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行為主體的比重，就這個問題來說，私營經濟確實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從補充到重要組成部分”，恰恰是把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混淆在一起說了。制造這種混亂的目的，無非是想盡辦法改變私營經濟在所有制結構中的地位：從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改變為同公有制經濟并起并坐，都是重要組成部分了。然而這樣的改變，非同小可，因為它是涉及我國社會根本性質的原則問題。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深化改革以后，有一位負責經濟工作的領導干部借口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中各種所有制經濟是平等的，提出以后不要再分“老大老二”了，不要再講哪種所有制經濟是主體，哪種所有制經濟是補充了。從認識上說，他是把各種所有制經濟在市場經濟這種運行機制中的地位同在所有制結構中的地位混為一談了。在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中，不同所有制經濟的確是平等的，市場規則適用于一切市場主體，不能對某一種所有制經濟采用一種市場規則，而對另一種所有制經濟采用別的市場規則。市場經濟講的是平等競爭。但是在所有制結構中，任何社會里不同所有制經濟的地位總是不一樣的，總是有一種所有制經濟居于主體地位，其他所有制經濟則處于從屬的補充地位，正是處于主體地位的所有制不同，我們才能區分不同社會制度的性質：如果整個國民經濟的主體是資本主義私有制，那么整個社會就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居于主體地位，整個社會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這個問題，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不是人們主觀上不分“老大老二”就會消失的。從政治上說，在帝國主義加緊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情況下，在國內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竭力爭奪主體地位的情況下，提出不分“老大老二”，故意模糊誰是主體的問題，客觀上是配合了國內外資本主義勢力消滅社會主義的圖謀。在研究哪種所有制經濟應該占主體地位的原則問題時，應該旗幟鮮明，而不能故意含糊其事，干那種討好資本主義勢力，蒙騙群眾的事情。

　　還有人只強調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忽視公有制為主體的重要性。他們認為，既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各種所有制經濟都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積極作用，那就沒有必要強調哪種所有制經濟是主體了，大家都發展就行了。只要對經濟發展有利，怎么發展都行，公有制、私有制是無所謂的，中央黨校一位教授在課堂上公開說，“主義不能當飯吃，公有制又不能打糧食”，搞經濟建設何必強調什么所有制問題。這就是有些人口頭上常講的，既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不要問姓“社”姓“資”、姓“公”姓“私”了。他們甚至譴責強調區分姓“社”姓“資”、姓“公”姓“私”阻礙經濟的發展，是思想僵化的表現。其實，事情正好相反，正因為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社會有可能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可以朝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搞不好也有可能朝著資本主義方向發展，所以，我們更應該強調姓“社”姓“資”、姓“公”姓“私”這類方向問題，更應該強調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必須在強大的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帶領下，實現多種所有經濟共同發展，這樣，社會主義制度才是鞏固的。可以說，越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越要注意堅持和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越要明確非公有制經濟(包括私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處于補充地位。事關我國社會能不能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問題，我們不能不強調這一點。

　　4、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營經濟的作用具有兩重性，因而對待私營經濟的政策也是兩重的

　　明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營經濟的性質和地位，就可以正確而全面地判斷私營經濟的作用。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生產力水平不高，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是符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的，但私營經濟的性質又是資本主義的，所以，在我國私營經濟的作用具有兩重性。一方面，私營經濟與其他非公有制經濟一起，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在提供就業、繳納稅收、增加產品、滿足人民需要等方面都發揮重大作用;另一方面，它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對工人存在剝削關系，生產的目的是追逐剩余價值，因而它又是與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相矛盾的。這就是說，私營經濟既有積極作用，也有負面作用。

　　私營企業主與工人之間的關系也具有兩重性，即既有利益一致的方面(他們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又有利益對立的方面(他們之間存在剝削關系)。相應地，私營企業中的黨組織和工會的職能也是兩重的：一方面要幫助私營企業主搞好企業，這是私營企業主與工人的共同利益所在，另一方面，又要引導私營企業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注意捍衛工人的合法利益。

　　同樣，私營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國有經濟)之間的關系也具有兩重性，既有統一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私營經濟與公有制經濟都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積極作用，都可以在各自的領域內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共同事業做出自己的貢獻，但私營經濟與公有制經濟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經濟成分，私營經濟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生產過程中存在著雇傭和剝削關系，生產目的是追逐剩余價值，而公有制(國有經濟)是建立在勞動人民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的，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是平等互助合作的關系，實行按勞分配原則，生產目的是滿足人民需要。兩者所有制基礎不同，人與人的關系不同，生產目的不同，因而在經濟活動中必然產生矛盾和斗爭。除了日常的爭奪資源、爭奪市場的矛盾外，最重要的是爭奪國民經濟主體地位的斗爭，即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哪種所有制經濟是主體、哪種所有制經濟是補充的斗爭。上面講過，這種斗爭關系到整個社會制度的根本性質。

　　正因為私營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作用具有兩重性，所以，我們對待私營經濟的政策也有兩個方面。一方面由于私營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作用，所以我們要鼓勵、支持它發展;另一方面由于私營經濟同社會主義的本質有矛盾，所以我們不能聽任它盲目地自由發展，而要注意加以引導，即引導它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限制它的消極作用，實現各種所有制經濟和諧、包容的發展。對非公有制經濟(包括私營經濟)實行鼓勵、支持和引導的政策，是寫進了憲法的。憲法第十一條規定：“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并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我們必須遵守憲法，全面貫徹這一政策。鼓勵、支持和引導的政策是一個完整的整體，不能把它割裂開來，只講一面，不講另一面。

　　我們應該全面地認識和對待私營經濟的兩重性，不能有片面性。但在現實生活中，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工作中，往往只重視私營經濟的積極作用一面，忽視它與社會主義矛盾的一面，因而只強調制定各種優惠政策，鼓勵和支持發展私營經濟發展，忽視引導。在處理勞資關系時，往往只重視資本家的利益，忽視保護工人的合法權益。在處理國有經濟與私營經濟的關系時，往往強調“國退民進”，犧牲國有經濟的利益，甚至要求實行私有化。在經濟運行中，往往忽視私營經濟的片面追求最大限度利潤產生的負面影響。這種片面性，顯然不利于國民經濟健康發展，也不利于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

　　在現階段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條件下，我們除了鼓勵、支持私營經濟發展之外，必須加強對私有經濟的積極引導。我們既需要保持政策的長期穩定，打消人們對發展私營經濟的不必要的擔心和顧慮;又需要規范其經濟上乃至思想上政治上的行為，約束其消極作用。必須明確，私營經濟只有當好公有制經濟的補充，才能真正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5、必須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

　　與正確對待私營經濟有關的，還有一個全面理解和把握“兩個毫不動搖”的問題。

　　為了鞏固和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黨確定了“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這是黨的十六大提出來的。十六大指出：要“根據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第一，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發展和壯大國有經濟，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于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關鍵作用。集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個體、私營等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快生產力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三，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以，學術界和實際工作部門往往把十六大的這一方針概括為“兩個毫不動搖”。

　　自從十六大提出“兩個毫不動搖”方針以來，十多年時間過去了，但對這一方針的理解和貫徹始終存在著分歧。主要的傾向是，一些“著名經濟學家”以及實際經濟工作部門，往往只強調第二個“毫不動搖”，而忽視甚至反對第一個“毫不動搖”。例如，2012年年初，國家權威機構發布全年經濟改革的意見，只字不提如何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通篇只講“放寬民間資本進入的門檻”，鼓勵發展“民營經濟”，仿佛改革就只是促進私營經濟的發展這一個方面。有一個權威研究機構則借外國人之口，宣傳我國未來發展的前景應該是，一方面對國有銀行、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理由是要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大力發展私營經濟，辦法是：降低私營企業的準入壁壘，同時要求國有企業上繳更多的稅金和利潤，以減少私有企業在社會支出方面的負擔。在理論界，更有人公開鼓吹必須“破除社會主義一定要搞公有制、搞國有經濟的迷信”，主張“以私有制為主體”，或者主張“誰是主體讓市場來決定”;同時贊揚私營企業主“是中國最能干、貢獻最大的階層”，“是現代化社會中的主導階層，在推動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起著主導的作用，其中精英分子尤其如此”，從而把十六大的精神歪曲成放手地、毫無限制地發展非公有制經濟。諸如此類的言論，屢見報刊。

　　面對這樣的輿論環境和錯誤實踐，我們有必要從理論上正確地闡述“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

　　十六大提出“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是為了鞏固和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所以，貫徹“兩個毫不動搖”方針的目標應該是兩個：一是不斷鞏固和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二是充分發揮非公有制經濟的積極作用。

　　應該看到，兩個“毫不動搖”不是簡單的并列關系，而是有主次之分的。任何事物都是矛盾著雙方的對立和統一，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矛盾體中起主導作用的方面。“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也是如此。“兩個毫不動搖”是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方針，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它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我們既不能把兩者對立起來，又必須看到兩者是有主次之分的。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是這一方針的主要方面。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是對非公有制經濟實行鼓勵、支持和引導政策的前提。也就是說，有了第一個“毫不動搖”，才能有第二個“毫不動搖”。首先，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非公有制經濟的積極作用只有在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才能顯現出來。如果沒有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沒有起主導作用的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如果讓資本主義私有制占據主體地位，那就必然導致生產社會性和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這是會破環生產力的。所以，公有制占主體地位，是非公有制經濟(包括私營經濟)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的前提。其次，我們之所以有能力對非公有制經濟實行鼓勵、支持和引導的政策，關鍵也在于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公有制、尤其是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國家掌握的、能夠領導和控制整個國民經濟的實力所在。一旦社會主義國家失去了公有制這個經濟基礎，這個國家就沒有能力再對非公有制經濟實行什么鼓勵、支持的政策了，更沒有能力去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了，而只能聽任非公有制、尤其是資本主義經濟自由發展了。這樣，第二個“毫不動搖”也就不能再存在了。

　　應該看到，不同歷史時期兩個“毫不動搖”的重點是不一樣的。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由于過去在所有制問題上，違背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犯了“一大二公三純”的錯誤，當時工作的重點放在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上，這是可以理解的;現在，情況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經過30多年的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超過60%，國有經濟已下降到不足30%，而且下降趨勢仍在繼續，出現了公有制經濟喪失主體地位的危險。是到了大聲疾呼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的時候了。在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私營經濟)在各方面大力支持下蓬勃發展的今天，如果各級黨政機關再不把注意力放在發展公有制經濟上，不為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創造必要的條件，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就有可能被私有制經濟所取代，進而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就有可能改變，這是一種現實的危險。就目前實際情況而言，貫徹“兩個毫不動搖”方針的重點應該放在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增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上，堅持搞好國有企業，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這是當務之急。

　　6、應該旗幟鮮明地說，我們的最終目的是徹底消滅私有制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指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徹底的決裂”。[12] 徹底消滅私有制(首先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是我們的最終目的，這一點，應該旗幟鮮明地、理直氣壯地講，無需諱言。不要吞吞吐吐，含糊其事。

　　當然，消滅私有制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隨著條件的成熟逐步實現。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廢除”的問題時，明確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實行財產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樣。因此，很可能就要來臨的無產階級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社會，只有創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之后，才能廢除私有制。”[13]

　　黨的十三大確定我國還需要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正是根據這一原理提出來的。十三大明確指出，我國正處在、而且將在相當長時期內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不夠發達，所以需要有非公有制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我們需要私營經濟，并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樣，是因為私營經經濟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從而離不開私營經濟似的，恰恰相反，正是因為生產力不夠發達，私營經濟才具有積極作用，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私營經濟的積極作用是會消失的;也不是像西方經濟學說的那樣，是因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所謂“經濟人假設”)，私有制才符合人的本性，因而私有制是不可能消滅的，“私有制萬歲”、“人間正道私有化”。要知道存在決定意識，自私自利這種思想意識是私有制的產物，私有制是由生產力水平不高決定的，而不是由自私自利這種思想意識產生的。保留私營經濟，是一種歷史現象，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不高產生的現象。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私營經濟是會逐漸不符合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從而退出歷史舞臺的。我們并不是主張“私營經濟萬歲”，我們是利用私營經濟，發展生產力，為消滅私營經濟創造物質條件，最終徹底消滅私有制。這是歷史的辯證法，是客觀的必然趨勢。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必須充分發揮私營經濟的積極作用，忘記這一點，那就是超越歷史發展階段，要犯“左”的錯誤;我們將來是要徹底消滅私營經濟的，目前要積極為此創造物質條件，忘記這一最終目的，就會犯右的錯誤。當前，后一種傾向，更值得注意。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注釋：

　　[1] 《人民日報》2015年11月25日。

　　[2]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96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1998年印。

　　[3] 《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3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 《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59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 《列寧全集》第41卷，第23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6] 《人民日報》2015年11月25日。

　　[7]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9]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