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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21世紀，軍事改革呈現再次加速之勢。美軍建成了下轄10萬部隊的網絡司令部，打造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網絡戰力量。圖為美國萊克蘭空軍基地網絡戰中心。

　　人類社會形態每一次革命性發展，特別是科學技術、生產方式的重大變化，必然對武器裝備和作戰方式產生革命性影響，進而推動軍事領域的整體變革。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高新技術迅猛發展，引發了軍事技術的革命性創新。軍事技術一旦突破，接著改變的就是武器裝備。短短數十年，平臺、偵察、傳輸、感知、控制等一系列武器裝備的信息化水平實現了質的躍升。這些武器裝備迅速用于實戰，體現出震撼性的作戰效果。隨著高新技術迅猛發展及其在軍事領域的運用，人們開始從更大范圍、更深層次來研究把握其影響。上世紀90年代初，海灣戰爭正式拉開了這場世界性軍事革命的序幕。

　　短短數十年，覆蓋各領域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在加速發展高新技術和武器裝備的同時，加快推進軍事改革步伐，持續推進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和軍事轉型，成為世界新軍事革命的領頭羊。

　　俄羅斯作為軍事組織體制改革的追趕者，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幾次改革，幾經折騰，到2008年的“新面貌”軍事改革，在打造精干、高效、機動的新型現代化軍隊上取得實質性突破。

　　英法德日等國也不甘落后。英國從上世紀90年代啟動軍事改革，組建直屬國防參謀長領導的常設聯合司令部，建立三軍一體的聯勤體制。法國于1993年將各軍種指揮權集中于三軍參謀部。德軍上世紀90年代大幅精簡機關，2006年又決定裁撤軍種部，組建快速反應部隊、穩定部隊和支援部隊構成的新體制。日本在2006年進行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從總體上看，各國軍事改革力度之大，軍事組織體制調整涉及面之廣，為二戰結束后所罕見。

　　至此，新軍事革命的沖擊波一路洶涌而來，從軍事技術到武器裝備，到軍事理論、作戰方式，再到組織體制，短短數十年中，全面覆蓋了軍事各個層面、各個領域、各個角落。

　　具體講，當代新軍事革命有四大因素：一是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先進技術和武器裝備發展;二是軍事理論尤其是作戰理論創新;三是以創新軍事理論為指導的體制結構改革，即軍事體系重塑;四是官兵素質大幅提升。其中，主要和關鍵環節是體制機制和政策制度改革。只有通過這樣的改革，才能實現軍事領域的整體飛躍，構建適應信息化戰爭要求的新型軍事體系，占領未來戰爭制勝的戰略制高點。正因為如此，伴隨高新技術和武器裝備發展，開啟了各主要國家你追我趕、搶占潮頭的軍事改革浪潮。

　　不改革，軍隊打不了勝仗

　　新軍事革命深入演進，極大沖擊了傳統戰爭理念，改變了戰爭面貌，催生了戰爭形態的重大變化，作戰方式日益呈現出從合同作戰到聯合作戰、從線式作戰到非線式作戰、從接觸作戰向非接觸作戰、從粗放作戰向精確作戰、從火力打擊向信火打擊、從武器平臺支撐向體系支撐、從傳統領域向太空、網絡等新型領域快速演變的態勢。

　　從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到兩次車臣戰爭、俄格沖突，再到今天美俄在中東地區的新一輪博弈，可以看出，那些缺乏先進武器裝備且抱著傳統體制和打法的軍隊，在有了先進武器裝備且已經或正在重塑新的體制結構、運用新的作戰方式的軍隊面前，就如同當年用大刀長矛對抗洋槍洋炮那樣，簡直毫無還手之力。另一方面，即使有先進武器裝備，但仍陷于傳統理念、體制和戰法之中的軍隊，就是面對相對弱小的對手也并不輕松，甚至很難取勝。而所有這一切，其深層原因就是戰爭制勝機理變了，信息主導、體系支撐、精兵作戰、聯合制勝成為現代戰爭的基本特點。它一次次告誡人們：不改革，軍隊是打不了仗的，更是打不了勝仗的。

　　比如，制信息權成為奪取戰場綜合控制權的核心。傳統戰爭主要依靠火力、機動力等，而在信息條件下，信息力成為戰斗力最重要因素，信息優勢成為戰爭制勝關鍵，催生了“發現即摧毀”即所謂“秒殺”的作戰方式。從近期幾場戰爭來看，作戰行動基本上都是首先在電子信息網絡展開，目的就是奪取和保持己方的信息優勢，削弱甚至剝奪對手的信息能力。

　　2011年5月，美軍擊斃本·拉丹更是一次典型的“大體系支撐精兵行動”。這場行動說是戰術性質，實際上是一場多維立體的戰略性行動。看上去，只是美軍的兩架“黑鷹”直升機和24名“海豹”突擊隊員在執行任務，但其背后卻有著一個龐大系統在支撐：若干顆偵察和通信衛星、一架擔負實時傳輸和無線監聽任務的隱形無人偵察機、多架空中待戰掩護的F/A-18戰斗機、一支擔負戰略支援的航母編隊、兩個中亞基地和五個指揮中心，以及近萬名各類支援保障人員。這種小行動、大體系支撐的作戰樣式，充分顯示了現代作戰的制勝機理。

　　再如，運用精銳力量實施精確作戰成為重要作戰方式。傳統戰爭的制勝之道是通過大規模兵力火力，大量殺傷敵人有生力量，改變敵我雙方力量對比，最終贏得戰爭勝利。而在信息化條件下，依賴信息優勢和體系支撐，則主要通過中遠程武器在防區外對全縱深目標進行精確打擊，從而達到改變戰場態勢甚至贏得戰爭的目的。

　　從對戰略目標打擊能力的急劇增長可以看出精確打擊的潛在效果。1943年，美國空軍在整整一年的進程中僅打擊了50個戰略目標。在海灣戰爭最初24小時內，盟國空中力量打擊了150個戰略目標，與1943年相比提高了1000多倍。在未來10年內，在戰役頭一分鐘內可能打擊的重要戰略目標將達500個之多，是海灣戰爭時的4800倍。按照預想，精確打擊將達到類似核武器的打擊效果，且不用冒險將破壞升級到無法忍受的程度。當直接打擊敵軍重心目標時，精確打擊就證明其具有決戰決勝的作用。

　　面對這場新軍事革命洶涌浪潮，不同的應對決定其走向決然不同命運的歸宿。誰洞察先機、順勢而為，就能搶占潮頭、贏得未來;誰思想保守、故步自封，只會錯失寶貴機遇，陷于戰略被動，而軍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將是致命的。解決問題的方案只能是贏得這場競賽，而不是選擇退出競賽。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各主要國家必須通過加快推進軍隊改革，謀求奪取軍事領域競爭的戰略主動權。

　　抓住契機，實現“彎道超車”

　　當今世界軍事改革，是一場大規模、全方位、深層次的整體性變革，其實質是適應高新技術發展對戰爭形態和作戰樣式的新要求，通過對傳統軍事體系根本性改造，全面提升以信息優勢為主導的戰斗力。從更深層次看，未來打什么樣的仗、怎樣打仗，建設什么樣的軍隊、怎樣建設軍隊，由此進行怎樣的軍事改革、構建怎樣的軍事體系，是一個不斷深化認知并把它轉化為目標追求的過程。這就決定了改革是一個長期探索、持續深化、不斷調整完善的過程。

　　軍事改革的博弈，說到底是思維方式的變革和設計未來戰爭能力的較量。軍人謀劃和準備的，永遠是明天的戰爭，甚至后天的戰爭。從當今各國實踐看，軍事改革從打造聯合作戰指揮體制突破，進而在領導管理體制、部隊力量結構、軍民融合發展等方面，不斷探索、持續推進，并向著新型領域快速拓展。

　　——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強力推進。美軍一直把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作為軍隊建設發展的基石。到了六七十年代，越戰失利，以及伊朗人質營救失敗、貝魯特慘案、入侵格林納達等教訓，使美軍下決心突破阻力，率先進行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1986年制定的《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案》，明確規定了聯合作戰司令部司令職責，把軍種參謀長排除在作戰指揮鏈以外，確保聯合司令部司令擁有與其責任相符合的權力。這一改革，是作戰指揮體制的一次革命性變化。

　　鑒于兩次車臣戰爭和俄格沖突的教訓，2008年俄軍下決心進行“新面貌”軍事改革，全面調整各軍兵種隸屬關系，重新劃分作戰指揮權限，放棄實行60多年的管理與指揮合一軍事體制，成為自彼得大帝建立正規軍300多年來規模最大、最徹底的改革。法國設立三軍聯合參謀長職位，全面協調各軍種力量和實施聯合作戰。日本以建立聯合參謀部取代參聯會，形成以聯合參謀長為核心的聯合作戰體制，實現聯合參謀長在防衛大臣領導下對聯合任務部隊的一元化指揮。

　　——領導管理體制改革不斷深入。領導管理體制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中發揮著全局和樞紐作用。隨著信息技術發展，傳統的“樹”狀領導管理體制，暴露出層級過多、流程過長、效能低下等弊端。美國吸納權力分立與制衡的理念，通過立法形式持續推動國防管理體制轉型改革，逐步建立起科學的國防管理體制、軍費預算制度、采辦制度和資源配置、國防動員和應急體制、國防科技和國防工業體系。2006年后繼續在現行框架內調整職能、精簡機構、明確職責、理順關系，進一步壓縮總部層級和高級職位，頒布《戰略管理計劃》，推動戰略管理制度化、標準化和程序化。2012年又提出資源配置從軍種需求牽引模式轉向戰略驅動模式，通過集中規劃方式提高經費投入效益。

　　俄羅斯國防管理體制改革，主要是大幅度合并職能交叉和相近部門，取消不必要部門，對各部門職權進行重新分配定位。2008年以來，俄陸續制定和頒布一系列《規劃綱要》和《發展構想》，使國防部轉型為俄軍“現代軍事管理的樞紐”。

　　——部隊力量結構持續優化重塑。信息化戰爭具有戰場環境復雜、作戰形式多樣、體系對抗激烈、節奏變化迅速、任務轉換頻繁等特點，要求在軍隊整體素質上，必須注重打造快速反應能力，錘煉遂行多種任務能力，提升聯合作戰能力。軍隊傳統的大規模機械化組織結構，已變得不能適應。首先是壓縮規模，精簡機構，減少指揮層次，裁減冗余人員。美軍已從1990年的210萬人，裁減至目前的132.6萬左右。俄羅斯冷戰結束之初擁有300多萬部隊，目前精簡至80萬左右。英軍1985年為32.6萬，裁減至目前的21萬。法軍1990年為55萬，裁減至目前的29萬。德軍1991年有55萬，裁減至目前的32萬。俄多次削減軍事領導機構和指揮機構，并把8個大軍區精簡為6個，又進一步整合為4個戰區。德軍在1997年就撤銷15個局、近100個處，將機關人數壓縮為原來的60%。通過規模壓縮和機構精簡，領導管理和作戰指揮層次不斷減少，原來金字塔式的多層結構被逐步淘汰。

　　更重要的改變在于，通過結構優化重塑，形成作戰平臺網絡化、作戰要素模塊化、指揮體系扁平化、信息傳遞實時化，使部隊實現作戰要素的多功能任務組合。為此，美軍不斷深化和完善軍事轉型理論，加快從固定兵力結構轉向靈活編組的模塊化部隊，加速推進部隊網絡化或網絡部隊化。美陸軍轉型后整合為模塊化職能旅，擁有76個模塊化旅戰斗隊、97個模塊化支援旅和130個模塊化職能旅，縮小了戰術單位規模，細化了作戰功能，根據作戰要求實現“量體裁衣”式編組，使作戰單元由傳統單一功能演變為多任務功能組合，全面提升了“新質戰斗力”。俄羅斯提出“創新型軍隊”建設理論，重點建設戰略遏制和機動力量，加快空天防御力量建設，取消陸軍大部分重型集團軍、師和所有簡編與架子部隊，將合成旅作為基本戰術兵團，使軍隊組織形態由“大戰動員”轉向“常備機動”。英軍加快裁減陸軍重型裝甲部隊，組建可遂行多樣任務的新型作戰旅。2013年英陸軍啟動依照功能分編為“反應部隊”、“適應部隊”和“力量部隊”，并通過模塊化結構極大拓展了部隊職能。德國圍繞建設干預部隊、維持穩定部隊和支援部隊，力求使國防軍成為能夠執行多樣化任務的新型聯合軍隊。

　　——新型領域軍事力量體系日益完善。進入21世紀，軍事改革呈現再次加速之勢。特別是隨著信息、智能、隱形、納米等戰略新興技術的持續突破，無人、隱形、水下、反導、太空、網絡、遠程打擊、光學、動能、定向能等新質武器陸續問世，新型作戰力量成為軍事能力跨越式發展的“增長極”，成為軍事強國競爭的新“寵兒”。當前各主要國家都在通過改革，加快太空、網絡和新概念作戰力量建設。美國出臺了《國防戰略指南》，以空軍為主組建了太空作戰部隊，建成了下轄10萬部隊的網絡司令部，打造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網絡戰力量，并已經具備實戰能力。美在其《2020聯合構想》中，還提出建設快速機動軍、精確打擊軍、傳感器軍、聚焦后勤軍的“新四軍”。俄羅斯整合空軍與航天作戰力量建立了空天軍，組建了網絡戰指揮機構和部隊。2015年英國啟動擁有1500人的新銳網絡戰部隊“第77旅”，通過臉書網站平臺專攻“非常規信息戰”。日本則通過《宇宙基本法》加快太空軍事化進程，積極組建“網絡空間防衛隊”。同時，主要國家高度重視無人化、智能化、隱身化、輕小型化武器裝備發展和力量建設，積極發展顛覆性技術，以快速打破軍力平衡，確立自己主導的“戰爭規則”。目前，網絡作戰、太空作戰、無人作戰、智能作戰、混合戰爭、全維戰爭等新技術手段快速發展，各種類型沖突混合出現，新作戰樣式漸露端倪，新的戰爭形態蘊藏其中。

　　當今世界，在科技革命的強勁推動下，新軍事革命浪潮必將峰波迭起，軍事改革更不會就此止步。每一個變革的起點和拐點，都存在重新選擇的歷史機遇，都蘊涵變革圖強的戰略契機。“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當今中國正處在由大向強的關鍵階段，國防和軍隊建設要實現“彎道超車”、“關鍵一躍”，必須解放思想，抓住機遇，中流擊水，堅定執著地加快深化軍隊改革。不改不行，改慢了也不行，畏首畏尾、猶豫彷徨只會錯失良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現在強軍的責任落到了我們肩上，我們必須挑起這副擔子。

　　【作者簡介】任天佑，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主任，教授，少將。著有《讓思想突出重圍——當代軍事轉型中的心路紀要》《問道改革強軍》，主編、參編著作10余部，在重要報刊發表文章百余篇。曾獲全軍政治理論優秀成果一等獎，國防大學劉伯承科研成果特等獎等。

　　(來源：參考消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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