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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本文以“《世界經濟是否邁向“陰暗十年”》”為題刊發于2019年1月7日《參考消息》，刊發時刪節較多，這里貼出原稿全文。

一、“可怕”的2018年

世界經濟增長實績

“難道這么可怕的一年永遠都不會結束？”——在2018年12月31日晚盛大的悉尼跨年煙火表演出了祝賀“新年快樂，2018！”的大烏龍之后，有的網民如此揶揄。是的，就世界經濟增長實績而言，2018年堪稱“可怕”，盡管各國全年GDP和貿易數據統計、發布尚需時日，盡管名列前茅經濟大國GDP仍然保持了正增長，但作為經濟“晴雨表”的股市走勢已經令世界各國投資者備嘗痛楚，以石油為代表的初級產品市場也從前兩三個季度的持續上漲全面大幅逆轉。特別是全球股市劇烈震蕩，全年市值損失總額高達20萬億美元，從中美兩大國到其它主要經濟體股市，幾乎無一幸免：

追蹤各個市場數千種股票的富時羅素（FTSE All-World index）指數2018全年下跌12%，為該指數自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的最差表現，與2017年近25%的收益形成鮮明對比。

 

2018全年，道瓊斯指數累計下跌5.63%，標準普爾500指數累計下跌6.24%，納斯達克指數累計下跌3.88%，均創2008年以來年度跌幅最大紀錄，道指、標普500指數結束連續兩年上漲，成為過去十年中第二個下跌的年份；納指則終結六年連漲、成為2011年來首次下跌。年內高峰、低谷相比，美股跌幅已經達到20%。與全面下跌相對應的是股市波動性大大加劇，僅12月一個月內，標普500指數就有9次日均漲跌幅超過1%，比上年全年多8倍；2018全年合計，標普500指數共有64次日均漲跌幅超過1%。

 

中國股市下跌在大國股市中最為突出，上證綜指于6月進入熊市，全年下跌近25%，深圳綜合指數同期下跌超過33%，香港恒生指數下跌14%。

 

泛歐STOXX 600指數2018年累計下跌13.2%，為2008年以來最大年度跌幅。

 

歐元區藍籌績優STOXX 50指數累計下跌14.3%，為2011年以來最大年度跌幅。

 

德國DAX 30指數累計下跌18%，一度陷入熊市。

 

……

由于金融在現代經濟體系中的核心地位，盡管股市大幅度下跌尚未引發主要經濟體GDP體量絕對萎縮，但隨著股市下行延續，其對實體經濟部門的負面影響必將逐漸體現出來。令各國經濟觀察者們倍感不祥的是，2018年12月份中美兩大國經濟活動指數雙雙下行：

 

盡管2018年官方的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均值為50.9%，表明制造業總體全年保持增長，但這一指數在12月份跌破50%的榮枯分界線至49.4%，為2016年7月來首次。

 

美國12月達拉斯聯儲商業活動指數-5.1，創2013年以來最大跌幅，預期15，前值17.6。

由于中美兩國在全球經濟和貿易體系中舉足輕重，2017年中美名義GDP分別占全球總量的15.1%和24.1%，合計占比39.2%，兩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2016年合計高達57.6%，中美經濟活動在2018年底降溫，不可避免波及全世界其它經濟體。2018年全年堪稱韓國出口貿易“大年”，這一年韓國出口增長5.5%，首次突破6000億美元大關，但12月份出口額同比下滑1.2%，與市場分析師們普遍預測的同比增長2.5%大相徑庭，主要原因就是占韓國出口總額近1/4的對華出口當月暴跌約14%，而上年同期增長了近15%。

二、2019年美國金融危機

與蕭條風險不容忽視

面對2018年、特別是下半年以來全球經濟貿易降溫和金融市場劇烈震蕩，從國際經濟組織到商業性金融機構，紛紛下調對2018年全年和2019年世界經濟貿易增長預期，看空其中長期前景。日本野村綜研認為“全球經濟已經進入不可逆轉的下行通道”；世界銀行2018年中報告認為，世界經濟或將從2019年開始陷入以低增長、高系統性風險為特征的“陰暗十年”；……那么，世界經濟是否真的正在步入可能持續相當一段時間的低增長、甚至衰退時期呢？

就當前而言，2018年全球經濟增長實績不佳、股市震蕩，自有其必然性：市場經濟固有的周期性波動可以平抑，卻無法消除；次貸危機后主要中央銀行實施的量化寬松等非常態貨幣政策，雖然救了金融市場系統性危機之急，卻未能重振實體經濟部門；主要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正常化，導致此前資本大量流入的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歷資本流出的壓力；……所有這一切都對2018年世界經濟減速作出了“貢獻”。貿易保護主義浪潮興起，美國在2018年對全世界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都發動貿易爭端，連盧旺達這樣的非洲小國都不能幸免，特別是對華貿易戰，其涉案貿易規模之大、覆蓋面之廣、定位之高，均成十倍刷新了全球貿易史上的紀錄，堪稱“史詩級貿易戰”，更成為2018年、乃至今后更長時間內全球經濟貿易最大擾動因素之一，以至于中美貿易戰雙方領導人或關鍵人物往往只需片言只語，就能在國際資本市場上掀起驚濤駭浪：

2018年11月1日深夜，新華社宣布中美元首就G20峰會安排等通話，中美貿易戰迎來重大轉機，全球各大股市頓時扭轉此前連日跌勢而全線飄紅，A股市場、港股、美股市值一個交易日里分別暴漲1.33萬億元、1.43萬億元、4.2萬億元，合計近7萬億元，國際金融市場因此稱這番電話為“史上最貴通話”。

 

2018年12月21日，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表示，除非中國同意對其經濟政策進行重大調整，否則中美兩國可能無法在90天談判窗口結束時達成貿易協議。此語一出，美國三大股指頓時在交易日的最后一個小時里加速下跌。由于12月21日下跌，納斯達克指數比8月29日觸及的高位下跌了近22%，盤中跌至2017年8月以來最低；標普500指數比9月20日觸及的收盤高位下降了17.5%。

 

……

展望2019年，陰霾重重，全球經濟貿易前景不容樂觀，特別是美國再度爆發金融危機、實體經濟部門步入蕭條，已經不再是不可想象，而且有可能發生在2019年內：

股市震蕩、特別是美國股市震蕩很可能繼續發展，并與西方主要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相互作用，其負面沖擊逐步蔓延到實體經濟部門。

 

一方面，西方主要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收緊的“正常化”必然抑制股市；另一方面，股市和貨幣政策收緊的沖擊又將從多條渠道蔓延到美國和新興市場經濟體實體經濟部門：

 

貨幣政策收緊抑制初級產品市場行情，利空眾多仍然以初級產品為主導產業的新興市場經濟體。

 

西方主要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收緊繼續導致資本從新興市場外流西方，此前高度依賴于資本流入的一些新興市場將感受資本絞索進一步收緊的滋味。

在美國等成熟市場，貨幣政策收緊不僅直接抬升了企業債務融資的成本，加大了債務融資的難度；而且通過抑制股市間接提高了企業股權融資的成本和難度，由此可能引爆規模可觀的企業倒閉潮。無論是成熟市場還是新興市場，次貸危機后延續近10年的超級寬松貨幣政策都造就了一大批不能產生正常可持續現金流、只是依靠源源不斷廉價融資“燒錢”維持的“僵尸企業”；在貨幣政策持續收緊的環境里，即使它們愿意承擔債務融資大幅度上漲的成本，也會發現債務融資越來越欲求而不得，股權融資渠道又因股市下行而斷絕，如此這般，這般如此，其結局可想而知。

隨著股市持續大幅度下行，其財富效應終將導致居民消費發生可感受的減少。對于美國這樣一個居民消費是經濟增長主動力的國家而言，其經濟沖擊可想而知。

三、政治環境不利全球經濟“穩增長”

蕭條和金融危機的陰霾正日益逼近，但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抑或其它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應對危機的動員體系卻越來越不給力。在發達國家中，一盤散沙的歐洲自不待言，去年本來被視為唯一有希望成為歐洲凝聚核心的法國總統馬克龍也被“黃背心”運動打趴，中國浙江等地廠商接到的黃背心訂單源源不斷，又表明法國、歐洲在可預見未來無法有效凝聚、動員以應對危機。就是美國，出身體制外政治素人、特立獨行的特朗普上臺之后施政一直備受掣肘，反對黨民主黨又在2018年中期選舉中奪取了眾議院多數議席，可以想象，倘若美國經濟在2019年下半年至2020年這段時間里出大問題，為了在2020年總統大選中給特朗普和共和黨制造麻煩，民主黨占多數的眾議院非但不會及時批準強有力的反危機措施，反而會借機“下絆子”。

第二大新興市場經濟體印度2018年在全世界前十大經濟體中增速居前，孟買敏感指數漲幅位居全球第一，印度總理莫迪上任以來雖然不如其很多“粉絲”期望的那樣法力無邊、短時間內就給印度經濟及其體制徹底舊貌換新顏，但已經實施了一系列重要的、甚至堪稱“歷史性的”改革：顯著放寬外資準入管制；實施新破產法；以全國性商品和服務稅取代各邦各自為政的一大堆復雜稅種；承諾結束曾讓國際企業意外收到追溯賬單的“稅收恐怖主義”；……相比之下，莫迪的主要競爭對手在經濟方面的政見明顯不受市場待見。但在2018年12月的地方選舉中，此前貌似氣勢如虹的印度人民黨遭遇重挫，在5個邦弒羽而歸，其中3個邦還是印度人民黨一貫的重要票倉。2019年5月印度就要迎來全國大選了，人民黨和莫迪還有多少精力去“拼經濟”？人民黨還能保住議會多數而讓莫迪連任嗎？

更有甚者，某些政治問題還是2019年全球經濟的最大風險之一，甚至有可能發展成為危及整個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危機。顯而易見的是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中美90天磋商究竟能否達成合理的、雙方都能遵守的協議，尚在未定之天，畢竟世人在2018年都已經充分見識了特朗普的“棄約精神”；更糟糕的是世貿組織有可能在2019年實質上癱瘓。爭端解決機制堪稱世貿組織核心機制，但美國政府拒絕為世貿組織上訴機構任命新法官，正將這一機制推向懸崖。2019年，世貿組織上訴機構將有兩名法官任期結束，倘若不能任命新法官接替，世貿組織將由此在事實上癱瘓。

更令人憂慮的是，美國某些勢力正執意將中美關系推向全面對抗，從副總統彭斯在2018年10月4日的演講中，人們不難嗅到新冷戰的氣味；2018年12月3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由一貫極端反華反共的馬爾科·盧比奧參議員等人提出的《2018年亞洲再保證倡議法》，該法對美國對臺軍售、鼓勵資深官員訪問臺灣等做了進一步闡述，又給2019年和未來局勢投下了一縷不祥的陰影。在1960年出版的《世界政治》一書中，美國教授奧根斯基提出“權力轉移”理論，認為戰爭是國家間力量轉移最常見形式，且守成霸權和新興大國實力對比達到6︰4或者5︰4時爆發戰爭的幾率最大；中國有誠意、也一直在努力擺脫“修昔底德陷阱”，但中方誠意能否得到美方合理回應，并不完全取決于中方一方的努力。

四、陰霾曙光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世界經濟雖然幾乎是漫天陰霾，但陰霾之中也射出了縷縷曙光，其中不少來自中國。首先是中國的集中統一領導有利于迅速采取有效的穩增長措施，從而穩住經濟陣腳，實現谷底反彈。須知中國經濟在新世紀里已經從“東亞經濟穩定器”升級成為“世界經濟穩定器”與“發動機”。“十五”和“十一五”期間，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約為14.2%，到“十二五”期間，按2010年美元不變價計算，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達到了30.5%，躍居世界第一，同期美國和歐元區分別為17.8%和4.4%。分年度來看，2011—2015年，中國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28.6%、31.7%、32.5%、29.7%和30.0%，美國則分別為11.8%、20.4%、15.2%、19.6%和21.9%。2016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然高居世界首位，按2010年美元不變價計算為33.2%，若按2015年價格計算，中國貢獻率為41.3%，美國為16.3%，日本為1.4%。[1]這樣一個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最大的國家成功穩增長，對世界經濟穩定的作用不可替代。

而且，從此前近70年的歷史來看，新中國總體而言非常善于化危機為推動改革的契機，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里，中國正是這樣經受住了4場重大外部沖擊：1980年代初世界性債務危機，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國際政治劇變和西方制裁，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2008年次貸危機，將每一次危機最終都化為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江湖地位”顯著提升的契機，這一次沖擊我相信最終結果也會如此。

不僅如此，盡管以世貿組織為代表的多邊貿易體系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但在穩定多邊貿易體系方面，中國也已經表現出了杰出的前瞻性。1990年代至本世紀前10年是全球經濟貿易高增長時期，本世紀前10年間全球貿易增長尤其強勁、普遍；但從2012年起，全球經濟貿易開始明顯減速。2012年，全球貨物貿易出口總額同比增幅僅有0.86%，近乎零增長；2013、2014年同比增幅分別為2.47%、0.08%，2015、2016連續下降兩年，以至于2016年全球貨物貿易出口總額已經低于次貸危機陡然全面升級前夕的2008年。2017年，全球貨物貿易出口總額雖然反彈10.61%，但仍然沒有恢復到2011—2014年間每年超過18萬億美元的水平，僅相當于2013年同一指標的93.5%。正是在全球貨物貿易跌落至近乎零增長的2014年之前一年，中方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沒有什么比這一事實更能體現出中方的前瞻性了。

注 釋：

[1]郭同欣：《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提高》，《人民日報》，2017年1月13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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