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的思考
【內容提要】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是一篇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性文獻。“兩個確立”為勝利召開黨的二十大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政治、組織以及輿論基礎。對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四個不同歷史時期，我們要重點弄清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與改革開放、改革開放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兩對關系。我們必須全面、準確、完整地學習和領會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二十大的勝利召開。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是在重要歷史關頭召開的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是一篇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性文獻，是高舉旗幟、凝心力的政治宣言書，是自信自強、守正創新的行動指南，對在新時代更好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將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一、全會作出“兩個確立”的歷史背景與重大意義
《決議》明確指出，黨確立習近平同志在黨中央和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對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具有決定性意義。這“兩個確立”，為今年勝利召開黨的二十大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政治、組織以及輿論基礎，對于堅持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決定性意義。把“兩個確立”放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我們黨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中，放入始終存在的異常激烈的國際斗爭中，才能真正深刻理解其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主要就是因為有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形成了布爾什維克黨中央這樣的領導集體和列寧這樣的領導核心。從我們黨的歷史看，形成堅強正確的領導核心，全黨堅決維護這一核心，對于我們這樣的大黨大國尤為重要。遵義會議召開前，由于沒有形成這樣的一個核心，致使黨的事業幾經挫折甚至面臨失敗的危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我們黨開始形成堅強、正確的領導核心，從此中國革命的面貌便煥然一新。早在遵義會議的決議中，我們黨就指出：“全黨同志像一個人一樣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為黨中央的總路線奮斗到底，勝利必然是我們的。”在談到建立黨的領導核心時，毛澤東曾形象地說：“一個桃子剖開來有幾個核心嗎？只有一個核心。”鄧小平也曾指出：“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黨的百年歷史昭示，在我們這樣的大黨、大國，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盡快形成的堅強正確的領導集體，在這個領導集體中必須有一個堅強正確的核心。同時從始終存在的異常激烈的國際斗爭來看這個問題就會更清楚。二戰即將結束之際，時任美國情報部門高級官員的艾倫·杜勒斯曾詳細勾勒如何用和平辦法促使蘇聯演變：“戰爭將要結束，一切都會有辦法弄妥，都會安排好。我們將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黃金，全部的物質力量，把人們塑造成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他說：“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我們一定要在俄羅斯內部找到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我們將從文學和藝術中逐步抹去他們的存在。” “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和經常不斷地促進官員們的肆意妄為，讓他們貪賄無度，喪失原則”；“我們將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覺間把這一切都神圣化，讓它綻放出絢麗之花”；“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么。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毀謗他們的方法，宣布他們是社會渣滓。”1956年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艾倫·杜勒斯的哥哥約翰·杜勒斯宣稱資本主義世界要有這樣一個“基本的信念”：“如果他們繼續要有孩子的話，而他們又有孩子的話，他們的后代將獲得自由。”這實質上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西方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第三四代人身上。毛澤東則敏銳地抓住了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戰略策略重點改變的這一重大問題，旗幟鮮明地提出防止“和平演變”并把其作為中國共產黨長期堅持的一個戰略方針，以保證國不變色、黨不變質。這無疑是一個極富遠見的思想，是毛澤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貢獻。然而，這一方針在國內實施過程中卻發生了“左”的偏差，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發生。1981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明確指出：“對于‘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鄧小平也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作了充分的肯定。1980年8月21、23日鄧小平在會見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時又說：“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來說，是出于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鄧小平的評價是中肯的。文革初期，毛澤東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文革中這些群眾主要是年輕人、學生，正是杜勒斯們寄托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斗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后代，一代一代傳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1967年5月，毛澤東在接見一國外代表團時指出：“本來想在知識分子（包括以青年學生為主的紅衛兵——筆者注）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1968年7月毛澤東在召見北京高等學校紅衛兵負責人的談話中指出：“現在學生的缺點在什么地方呢？學生最嚴重、最嚴重的缺點，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同年12月，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文革”中1600多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是人類現代歷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其中有安置城市人口就業這個重要原因，但筆者認為，毛澤東從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出發的戰略設想可能是更為重要的因素。事實上，當年上山下鄉的一大批知識青年，現在正在我們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崗位上和經濟社會生活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據統計，黨的十八大產生的205名中央委員中，有65人有過知青上山下鄉的經歷，占比31.7％；在25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有7位是上山下鄉知青，占比28％；7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4位有上山下鄉經歷，占比57.1％。習近平總書記在西北黃土高原一待就是近八年。黨的十九大產生的政治局常委中，有3人是當年的知青，有2人為工人出身；政治局常委7人中，有5人有工農的經歷，占比71.4%。在政治局26名委員中，有11人為知青，占比42.3%；加上剛參加工作是工人和戰士的10人，有工農兵經歷的21人，占總人數的比重達81%。2004年8月，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接受延安電視臺專訪時說：插隊本身是一個標志界定的一個階段，在插隊之前，如果我們有所知所獲，我總感覺到了插隊以后，是獲得了一個升華和凈化。個人確實是一種脫胎換骨的感覺。那么在之后我們如果說有什么真知灼見，如果說我們是走向成熟、獲得成功，如果說我們諳熟民情或者說貼近實際，那么都是感覺源于此、獲于此。習近平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的成長、進步應該說起始于陜北的七八年間。最大的收獲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什么叫實際，什么叫實事求是，什么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這幾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后來遇到什么困難，就想起那個時候，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還可以干事，現在干嘛不干？你再難沒有難到那個程度。一個人要有一股氣，遇到任事情都有挑戰的勇氣，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處變不驚、知難而進。我國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必然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與中國人口最多、最底層的農民朝夕相處，對中國這一特有國情的親身體悟，已經是當年這批知識青年終生極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寶貴財富。這可能是打斷帝國主義預言家們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預言鏈條的最可靠的戰略之舉，是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難以逾越的一道障礙。從一定意義上講，杜勒斯兄弟創立了“和平演變”理論，毛澤東則創立了“反和平演變”理論。只不過他們所服務的對象根本不同：一個是為著世界上的極少數人，另一個是為著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他們所創立的各自的理論，都仍在實踐著、較量著，這種實踐和較量甚至是剛剛開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在解決干部終身制問題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經驗，但從上到下的任期制中又出現了值得注意的新問題，特別是“殺雞取卵”“過度舉債”“吃光分凈”“污染環境”“把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和創新放一邊，以招商引資為綱”等短期行為。這些問題在今后一些年內將成為我們黨和國家必須著力解決的重大難題，這對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列寧認為：無產階級“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毛澤東說：“共產黨人決不將自己觀點束縛于一階級與一時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熱忱地關心全國全民族的利害，并且關心其永久的利害。”有人說，美國等西方國家是任期制，為什么沒有出現“殺雞取卵”等問題。這主要是因為西方國家——比如美國總統和國務卿不管經濟，僅僅分管外事和一定的社會運轉等，因而可以采用任期制。但是，在美國一個“顯性的任期制”背后，有“五個隱性的終身制”起著基礎和根本的作用：一是掌管其國內經濟大權的恰恰是終身制并且是嫡傳的資本家，建國240多年來的實際統治者是羅斯柴爾德、洛克菲勒、摩根等幾大家族；二是有立法權的參眾兩院及兩黨基本上都由終身且嫡傳的超級富豪輪流坐莊；三是具有最后裁決資產階級內部糾紛決定權的美國聯邦法院九名大法官不僅是高薪制，而且是終身制；四是為資本服務的文官基本上是終身制；五是在美國政界、財界、智庫這三者旋轉門之間轉來轉去的富豪及其代理人是終身制。資本主義社會上層建筑中的“一個總統”“參眾兩院”，行政、立法、司法這“三權分立”“多黨競選”，“新聞自由”即筆桿子和“軍隊國家化”即槍桿子這“兩桿子”，“司法獨立”這“一獨立”背后，全部都是被金錢即資本操縱。從本質上說，恰如前臺表演者全是被背后金錢即資本這根線或手操縱的木偶。這不僅維護了壟斷資產階級的眼前利益，還有力維護了整個資產階級的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我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它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年輕、最為進步、最為文明的并正在艱難探索中成長的政權。這一政權直接執掌著黨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政方針與運營體制機制，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尤其是領袖人物，不僅需要具有出以公心的高尚品德，而且需要具有十分豐厚的實踐經驗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功底，需要具有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戰略策略的胸懷視野，需要堅忍不拔、百折不撓的堅強毅力等。黨中央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上層建筑中最為重要的部分，直接反作用于經濟基礎且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起決定性作用，往往還直接決定文化的上層建筑。習近平總書記是毛澤東、鄧小平兩個時代培養起來的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這既是歷史的偶然，同時更是歷史之必然。堅決維護習近平同志在黨中央和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這是我們黨和國家今后一些年緊緊抓住前所未有的機遇、應對世所罕見的挑戰的命脈所系，是加強黨的政治建設和贏得新的戰略機遇期的關鍵所在。因此，“兩個維護”是我們黨的政治命脈，是最根本的政治要求、最重要的政治紀律、最嚴肅的政治規矩，我們要毫不動搖踐行“兩個維護”、堅決做到“兩個維護”。《決議》指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新點，主要體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方針等十個方面。以上十個方面概括了我們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靠這些我們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這是“兩個確立”的堅實基礎。《決議》是按時間順序，從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四個歷史時期闡述的。《決議》指出，我們黨的前兩個決議“實事求是總結黨的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經驗教訓，在重大歷史關頭統一了全黨思想和行動，對推進黨和人民事業發揮了重要引領作用，其基本論述和結論至今仍然適用”。所以，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的總結重點著力點放在總結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上。什么是歷史？歷史是由一定的時間與空間組成的。筆者試圖從黨的百年歷史社會結構的巨大變遷和對世界影響的角度談黨的百年奮斗的重大成就。任何社會結構都是由經濟、政治、文化這三部分組成的。由這三者組成的大社會必然產生對外關系。所以，筆者以建黨百年縱向時間跨度為經度，以建黨百年社會結構巨大變遷的橫斷面為緯度，從經濟、政治、文化、對外關系和對世界的影響這五個方面談黨的百年奮斗的重大成就。黨成立百年來社會結構最重要最根本的變化，就是經濟基礎中所有制的巨大進步與變遷。經濟是整個社會結構的基礎，而所有制是經濟基礎中的核心。我們黨既重視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性作用，又十分重視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發動、組織、依靠人民推翻舊政權、建立新政權，積極穩妥地改造舊的所有制并進而改造舊的社會經濟基礎，建立新的經濟制度體制和社會關系，從而極大地解放和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中國有著長達數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百年前，中國的經濟完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人民任人宰割、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的剝削與壓迫，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緊接著，我們黨又領導中國人民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1956年年底完成的“一化三改”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1978年，我們黨審時度勢，果斷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進一步自我完善與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特別是經濟體制。黨的十八大以后，伴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特別強調，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堅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強調扶貧、共享，積極穩妥地解決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斗，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在意氣風發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不斷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行。百年前，我國山河破碎、生靈涂炭，嘗試過帝制復辟、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但舊中國日漸衰落。我們黨領導人民和中華民族，最終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艱辛探索與艱難開拓，又經過改革開放時期的飛速發展，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建設全面加強，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百年前，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在思想文化上嚴酷地統治著人民。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人民從精神上由被動轉為主動。我們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先后形成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第二次歷史性飛躍。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進一步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新時代的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正確的領導下，我國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進入了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發展階段，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正在不斷地豐富和發展。百年前，統治當局對帝國列強奴顏十足、媚骨通體，完全仰承強盜侵略者的鼻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前仆后繼、英勇反抗，終于巍然屹立于世界的東方。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始終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斷增強同世界各國包括美國和各個地區的經濟、貿易和文化往來，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發展同各國人民的友誼，堅決捍衛國家領土與主權，擊退了帝國主義和各種霸權主義的種種威脅乃至侵略，為維護世界和平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不僅對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具有重大意義，而且具有深遠的世界意義。現在，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進一步宣告了國內外一些人所謂“歷史終結論”的破產，同時向世界提供了應對發展困局、破解治理難題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尤其在從嚴治黨、國家治理、全球治理等方面，中國共產黨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世界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特有方式和方案。
三、正確看待建黨百年的四個不同歷史時期
對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四個不同歷史時期，我們要著重弄清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與改革開放、改革開放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兩對關系。2013年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講話中深刻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他強調：“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要正確評價，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正確區分改革開放前后兩個不同歷史時期具有特別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鄧小平明確指出：“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正確區分這兩個不同歷史時期，主要是如何看待毛澤東所領導的27年的問題，是如何對毛澤東的正確評價問題，其中心是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前些年歷史虛無主義的泛濫，導致有些人仍然對毛澤東存在一些誤解，這些誤解主要有以下三種。
1．認為毛澤東沒出過國，不懂經濟，把中國經濟搞得一團糟，甚至餓死不少人。這種認識是完全不顧事實的，是不公正的。
新中國建立時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從1842年開始，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842年至1949年這107年間，對外共簽訂了1182個不平等條約，各個帝國主義列強直接間接掠奪了我國大量有形和無形財富。100多年來，各國列強從中國勒索的戰爭賠款至今無法完全統計，其中主要的戰爭賠款總計約折合19.53億銀元，相當于1901年清政府收入的16倍、全國工礦資本總額的82倍。1949年我國鋼產量僅有15.8萬噸，蔣介石逃往臺灣時帶走了幾乎所有的外匯儲備和國家財政所擁有的黃金。新中國建立初期，帝國主義列強又對我國實行嚴酷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其中美國對我國的技術禁運項目比蘇聯東歐國家還要多出500多項。在上述惡劣的國際歷史環境下，新中國成立的前27年（毛澤東時期），我們依然取得了輝煌成就，其中顯著表現在以下八個方面。（1）先后打贏了三場較大規模的反侵略戰爭，即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和化解蘇聯霸權主義企圖對我國進行的“核打擊”，有力地捍衛了我國的主權和神圣領土。（2）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研發出“兩彈一星一潛艇”。1964年10月，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7年6月，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實驗成功；1970年4月，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1970年12月，我國第一艘核潛艇下水。（3）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其中有大量的自主科研成就與研發的技術。（4）完成了“一化三改”，即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特別是農業合作化，為迅速增加糧食產量、建立牢固的工農聯盟、加快工業化建設和軍工國防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盡管“這項工作中也有缺點和偏差”，但從總體和根本上看是十分成功的。我們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明確指出：“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我們黨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有同志提出，現在看來，1952年提出的“一化三改”搞得有點急了。對此，曾任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魯笳回憶說：“我們當時要維護主權，就必須堅決整合國力從農業基礎開始搞合作化，否則只能委曲求全，唯命是從。新中國那時很窮啊，拿什么和強敵抗爭？現在不少人說當年農業合作化搞早了搞快了，那是忽略了這一段大背景。毛主席、黨中央原計劃新中國成立15年后再過渡到社會主義。不行啊，國際環境不給你15年和平發展時間。”現在看來，如果沒有當年的農業合作化，土地不歸國有和集體經濟所有，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大規?；窘ㄔO也就沒有足夠可供使用的土地。幾十年來，臺灣一直想修一條環島高速公路，但因征收私有土地要付出高昂的代價而未果。不掌握土地所有權，我國也就沒有改革開放后大規模吸引外資的最基本的條件。（5）建成國計民生所必需的大量的基礎設施。我國主要靠人力修建的84000多座水庫，至今依然是我國農業的命脈，仍在農業生產中發揮著基礎性、中堅性的作用，其中密云水庫的蓄水量是南水北調的22倍。（6）大幅度提高人均預期壽命。人均預期壽命是衡量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一個根本性的指標。毛澤東時期，我們在人口增加4億的情況下，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提高到65歲，而印度1952年人均預期壽命41歲，直到2011年才達到65歲，整整比我國晚了35年。（7）排除種種干擾重返聯合國。1971年我國重新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這表明，我國與美國、歐洲諸國和日本等主要國家的外交關系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成功打破了國外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對我的嚴封鎖，隨后我們迎來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8）前27年（毛澤東時期），我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陀^上講，當時我國并不具備大量引進外資的國際環境。但一個事實必須承認：沒有內債也就沒有為后人留下還債的包袱。以上八大成就的取得，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勒緊“褲腰帶”“過窮日子”，從嗓子眼里摳出和必要日常生活開支節省下大量的物力和財力所換來的。大躍進一開始，大家頭腦都有些發熱。盡管毛澤東頭腦也發熱，主要表現在鋼產量上，但他最先冷靜下來。對于在大躍進初期自己所犯的錯誤，毛澤東總是毫不避諱、坦誠相認，利用各種機會作自我批評，甚至在一些外交場合也不例外。1958年10月2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保加利亞等六國代表團時說：“今年六月十九日那一天，我們中央一些同志和冶金工業部一些同志在一個地方吹，我說你們搞九百萬噸，何必不多搞一點，索性翻一番可不可以呀？搞一千零七十萬噸。他們說行。到八月一查，還差得很多，我就著了急，我說我的炮放錯了。”1958年11月9日，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指出：“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不要把別人的豬報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麥子報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億斤糧食，最多是七千四百億斤，把七千四百億斤當數，其余一千六百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人民是騙不了的。過去的戰報，謊報戰績只能欺騙人民，欺騙不了敵人，敵人看了好笑。······《人民日報》最好要冷靜一點。”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在寫給省、地、縣、社、隊、小隊干部的信中指出：“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節約糧食問題。······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我們決不否認新中國前27年的失誤和錯誤，但也決不能把前27年的艱辛奮斗與改革開放后40多年割裂甚至對立起來。如果有人把新中國前27年說得一無是處，甚至是暗無天日，并竟然全歸于毛澤東頭上，這不是糊涂，就是別有用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近30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具體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絕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
2．認為毛澤東人品有問題。心胸狹窄，如項羽一樣“嫉賢妒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又愛讀古書，通權術，搞專制；新中國成立后搞階級斗爭擴大化，發動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整人，在黨內、黨外傷害了很多人。這種認識除了故意攻擊和詆毀毛澤東個人之外，就是對毛澤東的深謀遠慮特別是他關于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不了解。
1944年的“甲申對”、1945年的“窯洞對”和1949年的“趕考對”，是毛澤東關于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產生的直接淵源。
1951年11月1日，東北局書記高崗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沈陽市僅在部分單位中就揭發出3629人有貪污行為。同年11月29日，華北局向中央報告了河北省揭發出的劉青山、張子善二人在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行署專員期間貪污的嚴重犯罪事實。西北局書記習仲勛在給中央的報告中疾呼：貪污行為已毀壞了一批干部，并染壞了很多干部；貪污蛻化已成為主要危險！毛澤東看了這些報告后十分憂慮，他甚至用一股“貪污浪費的狂瀾”形容此現象。隨著“三反”的深入，我們發現黨內貪污分子大多與不法資本家有關。例如，天津不法商人馬玉恒，一人腐蝕干部170人，其中團、師、軍干部達25人。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首先在大中城市開展“五反”斗爭的指示》，“五反”即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進行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三反”“五反”斗爭從1951年底開始至1952年10月結束，歷時近一年。全國縣以上機關查出貪污1000元以上的共10萬余人，包括被判處死刑的劉青山、張子善等42人。參加運動的有312多萬人，其中有貪污行為者122多萬人，占參加運動總數的39％強；貪污分子中有黨員20多萬人，其中6萬余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約2萬人被撤職查辦，4029人被逮捕法辦；逮捕法辦的黨員干部中，省委或相當于省委一級的干部25人，地委或相當于地委一級的干部576人，縣委或相當于縣委一級的干部3428人。在“五反”斗爭中，京津滬等九大城市被審查的45萬多私營工商業者中，犯不同程度“五毒”行為的占76％，其中上海占85％、北京占90％。“三反”“五反”有效遏制了黨內和社會上的腐敗現象。特別是當毛澤東下決心要處決劉青山、張子善時，有的同志為他們求情。毛澤東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建立，對快速發展生產力起到了極大的作用。管理權是所有權的重要內容，在一定條件下甚至是所有權的根本體現。在革命時期槍林彈雨的戰場上，領導干部意味著沖鋒在前、犧牲在前；而在建設時期，管理權的相對集中，也為一些官僚主義分子甚至腐敗分子提供了脫離群眾、違法亂紀、追求特權享受的便利條件。對劉青山所犯錯誤并非無人抵制，但劉青山振振有詞地回應：“老子們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樣？”這種打天下、坐天下、享樂天下的思想，是中國幾千年封建制度及近百年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的產物，黨政領導干部中有不少人受這種社會文化傳統的影響，不可能完全擺脫上述思想的熏染，這種思想也不可能隨著劉青山、張子善被處決而從一些人的腦海里消除。享受與特權、特權與腐敗的界限在哪里，對于那些腐敗分子來說，就更加分辨不清了。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宣布翌年要在全黨開展一次新的整風運動。會上，劉少奇著重講了不要脫離群眾和防止產生新的貴族階層的問題。毛澤東接著劉少奇的話說：“少奇同志講了，我們可以成為一個貴族階層的，人數幾百萬，主要的就是那么幾十萬到百把萬，我看無非是十八級以上的（周恩來同志插話：縣委以上），縣委以上有幾十萬，命運就掌握在縣委以上的手里頭，如果我們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講的艱苦奮斗”，“我們一定會被革掉”。毛澤東異常清楚，興衰更替的周期率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甚至只是剛剛破題。他在注重抓好“三大改造”、強調“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的同時，對“因為革命勝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熱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為人民務的精神少了，過去跟敵人打仗時的那種拼命精神少了，而鬧地位，鬧名譽，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爭名奪利，這些東西多起來了”的現象高度重視。毛澤東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有了新滋長的現象高度重視，對不關心群眾疾苦的特權思想甚至用打擊壓迫的方法對待群眾的現象高度重視。因此，他強調：“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于說話，敢于批評，敢于爭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不但是使科學和藝術發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廣之，也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1957年4月27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發布，明確要求“首先從檢查領導干部的思想作風開始”。同年5月4日，又在《中共中央關于繼續組織黨外人士對黨政所犯錯誤缺點展開批評的指示》中明確指出：“黨外人士參加我黨整風座談會和整風小組，是請他們向我們提意見，作批評，而不是要他們批評他們自己”“展開對我黨缺點錯誤的批判，以利于我黨整風，否則對于我黨整風是不利的（沒有社會壓力，整風不易收效）。”整風的根本目的是防止黨脫離群眾、保障黨不變質。開展整風之后，廣大人民群眾包括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積極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暢所欲言，對黨、政府和各級領導干部提出了大量批評、意見和建議。我們黨和毛澤東明確肯定這些批評：“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這類批評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對于我黨整風，改正缺點錯誤，大有利益。”各級領導干部中的絕大多數，對大家的批評甚至態度、言詞有些過激的批評也是認真接受并虛心改正的。也有的干部對大家的批評甚至是完全正確的批評很不理解，個別的還窩著一肚子火，對在全黨開展整風有很大的抵觸情緒，這種抵觸情緒實質上主要來自部分干部在全國解放后的享受和特權思想。但是，1956年赫魯曉夫領導集團在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由此迅即引發了“波匈事件”，國際上出現了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大氣候。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認為在中國也將很快出現“波匈風波”。他們利用幫助黨整風之機，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一些人公然說：“現在政治黑暗”“各機關都是官僚機構”“比國民黨還壞”“根本的辦法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提出要和共產黨“輪流坐莊”，甚至毫不隱諱說“請共產黨xia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意識形態領域存在長期復雜的斗爭，這種斗爭在一定條件下還會發展為政治斗爭。由于我們黨對領導這種斗爭缺乏經驗，加上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某些具體背景和場合下不容易區分清楚，反右斗爭嚴重擴大化是事實。毛澤東對反右斗爭嚴重擴大化無疑負有主要領導責任。但也要看到，中央其他有關領導也有一定的領導責任。1957年6月29日，毛澤東在修改一個內部通知中說，右派和極右派在各種范圍內需要點名的在全國大約有4000人左右。同年7月9日，毛澤東在另一個通知中把4000人左右擴大為8000人左右。結果最終劃了55萬。1980年2月29日，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時說：“不要造成一個印象，好像別人都完全正確，唯獨一個人不正確。這個話我有資格講，因為我就犯過錯誤。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黃克誠同志說：“反右派斗爭是必要的，但是擴大化了，錯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個人負責。我那時是書記處成員之一，把有些人劃為右派，討論時未加仔細考慮就倉促通過了。自己做錯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與此同時，也應看到，反右斗爭被嚴重擴大化，黨的各級領導干部中不少人也有直接的責任。整風被迫中止開展反右后，一些有特權和享受思想的領導干部，對提意見的人進行打擊報復，使他們受到很大的傷害。從一定意義上講，各級領導干部對反右斗爭的擴大化負有更直接的責任。20世紀80年代中期，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告訴筆者：1957年10月間的一個周末，我與稼祥同志到中南海春藕齋跳舞。毛主席問我，仲麗呀，你們單位打了多少個右派？當時，我任友誼醫院院長兼黨總支書記。我回答，十二三個。主席又問，你們有多少人？我說，一千二百左右，有十二個科室?；旧鲜且粋€科室打了一個。主席說，你們是搞自然科學的，有那么多右派？我不相信。你回去后能否甄別一下，砍它一半？前些年，筆者到復旦大學，問黨校在反右時最荒唐的事是什么？他們說，校團委書記和一個副書記同時看上一個女同學，團委書記有權，設法把這個副書記打成右派，他與這個女同學結婚了。朱仲麗和復旦大學的舉例是帶有一定普遍性的。當時，有些人借黨發動運動這個形式，以謀取個人或狹隘小集團的私利。毛澤東領導的運動出了偏差，毛澤東當然要負一定的甚至是主要的領導責任，也正如毛澤東自己所說：誰讓我是黨的主席呢！但把反右斗爭擴大化的責任全部歸咎于毛澤東一個人，這不是唯物主義的態度，也是極不公道的。3．關于國內外敵對勢力集中攻擊領袖個人人品的問題。要搞垮一個國家，首先就要攻擊這個國家的執政黨；要搞垮這個國家的執政黨，首先就要丑化這個黨的主要領袖。這是國內外敵對勢力企圖西化、分化最有效、最便捷、最經濟的手段。蘇聯的亡黨亡國，從一定意義上講，就是敵對勢力從丑化、攻擊列寧和斯大林開始的。以美國中央情報局為背景所拋出的李志綏《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回憶》，高文謙《晚年周恩來》《叫聲父親太沉重》有很大的欺騙性和特有的危害性。我建議讀過上述兩本書的同志讀讀林克、吳旭君、徐濤《歷史的真實》，讀讀《環球視野》網站司馬公批判高文謙的文章。這樣，很多污蔑不實之詞的真相就容易大白于天下。李志綏1957年6月到中南海門診部工作。但書中提前到1954年。書中說，我黨八大的人事安排也是與他商量的。筆者1996年拿到這本書后曾找到在菊香書屋整理毛澤東圖書的周福明同志。他看后異常氣憤：“上個世紀，毛主席很少吃藥，吃個藥也是安眠藥。安眠藥也是我們警衛戰士去拿的。李志綏根本就接觸不上主席，何來的整天在一起，還看到那些烏七八糟的東西。”還有現居住在英國的華裔人士張戎與其英籍丈夫合著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這本書是由英國軍情六處資助，該書極力污蔑、誹謗毛澤東，造謠到了無恥的地步。2008年筆者訪問劍橋大學，與10多位教授座談，要求討論該書。諸位教授卻異口同聲說：“沒必要討論此書。此書自身邏輯的矛盾就比比皆是。”然而，李志綏和張戎的書被翻譯成幾十種文字，在幾十個國家出版。國內一些學者還把這樣的書作為重要的史書進行研究和引用。對此，我們不能掉以輕心。還有其他一些攻擊、詆毀毛澤東的言論。比如，曾有所謂“權威人士”撰文說，毛澤東在1950年中宣部擬定的“五一口號”中親手加上“毛主席萬歲！”，對此，中央有關部門組織專人撰寫文章，用當時一手檔案進行了有力澄清和批駁；有人說，毛澤東的詩文大部分都是胡喬木代筆的，對此，中央有關部門和俞正聲、胡喬木的子女都用不同方式進行了有力地澄清；此外，網上有人說陳云評價毛澤東是“建黨他有份，建國他有功，治國他無能，文革他有罪”，對此，陳云的女兒陳偉力2013年5月6日辟謠：“這是有人惡意將某某的話栽贓給我父親！我父親非常熱愛、崇敬毛主席，從來沒講過這樣的話！”毛主席在延安時就說過：筆桿子和槍桿子結合起來，事情就好辦了。拿破侖也說過：一支筆桿子勝過兩千條毛瑟槍。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說：一美元的外宣費用等于五美元的國防費用。由于“水門事件”，最終促使尼克松辭去美國總統職務。他慨嘆：三份不友好的報紙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他還說：媒體已經成為國家權力的重要資源。（二）正確看待改革開放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兩個不同歷史時期這兩個不同歷史時期本質上具有一致性：一是都屬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二是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三是都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這一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根本方向。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的主要區別是：一是從經濟角度看，前者是粗放型發展，實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讓一部分先富起來帶動后富，后者則是高質量發展并積極穩妥地實現共同富裕；二是從政治角度看，社會主要矛盾由原來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變成“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三是從改革開放角度看，前者是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后者是全面深化改革且以更大力度推進對外開放；四是從對外關系看，前者主要是聚精會神搞建議、埋頭做好自己的事，后者是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爭取合作共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質上，這兩個不同歷史階段，亦是鄧小平生前規劃好的。從一定意義上講，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讓一部分先富起來容易，實現共同富裕難。
四、黨百年奮斗積累的十條寶貴歷史經驗
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決議》的說明中指出：《決議》“概括了具有根本性和長遠指導意義的十條歷史經驗”“這十條歷史經驗是系統完整、相互貫通的有機整體，揭示了黨和人民事業不斷成功的根本保證，揭示了黨始終立于不敗之地的力量源泉，揭示了黨始終掌握歷史主動的根本原因，揭示了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始終走在時代前列的根本途徑。強調這十條歷史經驗是經過長期踐積累的寶貴經驗，是黨和人民共同創造的精神財富，必須倍加珍惜、長期堅持，并在新時代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在毛澤東思想中，包含著大量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F在，習近平總書記在更加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同時，強調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們黨新總結的十條歷史經驗，進一步體現了這方面的結合。這里主要是講黨的性質。黨章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十分強調堅持黨指揮槍。這是我們黨領導人民取得勝利的根本法寶。在和平年代，我們黨必須領導一切。1962年1月，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建黨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中華民族近代以來180多年的歷史、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100年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70多年的歷史都充分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論斷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與發展。黨的性質、宗旨、指導思想和最高綱領與階段性綱領是決定我們黨必須領導一切的根本合法性所在。當然，我們堅持黨領導一切，并不是要代替其他政務和社團等的各項日常工作。黨的領導主要體現在思想、政治、組織、作風、制度、紀律以及戰略方針的領導和指導上。這里主要是講黨的宗旨。黨章指出：“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眾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聯系，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不允許任何黨員脫離群眾，凌駕于群眾之上。”這13個雄勁有力的大字體現了我們黨百年輝煌的本源、關鍵所在。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里，有過“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為群眾服務”等提法，但把“為人民服務”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根本宗旨，是毛澤東的一大貢獻。2012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北省阜平縣考察扶貧開發工作時的講話時指出：“我們講宗旨，講了很多話，說到底還是為人民服務這句話。”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上的，相信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相信人民群眾的力量、智慧和他們的未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把自己的人生價值同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也只有這樣，才能正確處理個人同群眾的關系，密切聯系群眾、依靠群眾，發揮群眾的歷史主動精神。確保黨的性質、宗旨、指導思想和最高綱領的革命性、先進性和純潔性，確保黨和政權永不變質，這是我們黨長期執政的根本法寶。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建黨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國共產黨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與人民休戚與共、生死相依，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國共產黨同中國人民分割開來、對立起來的企圖，都是絕不會得逞的！9500多萬中國共產黨人不答應！14億多中國人民也不答應！”中國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其本身就是人民的一部分，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絕無其他任何私利。從根本說，我們絕不是也絕不能僅靠技巧執政，根本是靠為著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這一本色執政，這就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新時代對毛澤東關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思想的堅持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靈魂、生命和力量所在、所系。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僅占領了價值道德高地，而且還獲得了生命、力量之源，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堅持下去我們就能無往不勝、無難不克、無堅不摧。要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就必須始終牢記毛澤東關于“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的殷殷教導。“兩個務必”是真正的共產黨和共產黨人內在與外在有機統一的鮮明標志和標識。從一定意義上講，普通百姓看你是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和共產黨人，就是看你能否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始終保持“兩個務必”的作風。如果你能堅定不移、堅持不懈地始終保持“兩個務必”作風，老百姓就會最終認定你是真共產黨和真共產黨人，就會赴湯蹈火跟你走、披荊斬棘共奮斗；否則，老百姓就可能三心二意給你干，甚至消極怠工不出力。從長遠和根本上說，人民群眾還會最終毫不留情地拋棄這樣的黨。蘇聯這個有93年歷史、執政74年的大黨最終消亡的歷史，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正因如此，黨的十八大后，我們黨所進行的前所未有的反腐行動具有十分重大和特殊的意義，得到了全黨和最大人民群眾的堅定擁護和熱烈支持。這里主要是講黨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其基本原理在實現共產主義之前不會過時。在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還指出：“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內，階級斗爭不會完結。在無階級存在的社會內，新與舊、正確與錯誤之間的斗爭永遠不會完結。”這也就是說，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之后，馬克思主義關于對立統一規律等基本原理，仍然不會過時。在黨的理論建設中，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1959年至1960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2017年9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指出：“時代在變化，社會在發展，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學真理。”“背離或放棄馬克思主義，我們黨就會失去靈魂、迷失方向。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必須堅定不移，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動搖。”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建黨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這句話指明了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的本與根。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馬克思主義為什么這三個“為什么”并不是并列關系，最后一個為什么是前兩個為什么的因，前兩個為什么是最后一個為什么的果。從對這三個為什么的辨析中可以看出，習近平總書記是一個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者和辯證唯物主義者。理論是政治和經濟的最高抽象和凝結，猶如可以向360度任何方向輻射的原點。其他路線、方針、政策與戰略、戰術猶如從這一原點出發的射線。若理論這一原點錯了，那么從這一原點出發的路線、方針于策略、戰術最終都會、都要出大問題。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運動；有了錯誤的理論，必然會有錯誤的行動。所以，我們的一切工作包括經濟工作，都必須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尤其是意識形態領域，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直接的理論基礎與指導思想。在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必須高度重視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與創新。毛澤東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馬、列是指導，不是教條，教條論是最無出息的，最可丑的。’‘要產生自己的理論。’”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又說：“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強調：“馬克思主義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馬克思主義是隨著時代、實踐、科學發展而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體系，它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開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統一起來，結合新的實踐不斷作出新的理論創造，這是馬克思主義永葆生機活力的奧妙所在。”這里主要是講黨和國家對外交往的根本準則。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三個基本方面的十分重要的組成，是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基本立足點和出發點，是中華民族精神之魂，是我們立黨立國的重要原則。能否堅持獨立自主，是能否真正做到“四個自信”的根本問題。走自己的路，亦是黨百年奮斗得出的歷史結論。黨歷來堅持獨立自主開拓前進道路，堅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堅持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做主張、自己來處理，任何國家都不應幻想中國會吞下別國干涉中國內政的苦果。獨立自主包涵自力更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過去有人說造不如買、買不如租，這個邏輯要倒過來”。這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這里主要是講經濟發展道路。因為，政治發展道路已經在第一條中的“堅持黨的領導”中講過。堅持文化發展道路已經在第三條“堅持理論創新”中講過。我們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經濟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所有制是經濟工作中的核心問題。當前，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我國憲法還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城鎮中的手工業、工業、建筑業、運輸業、商業、服務業等行業的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國家保護城鄉集體經濟組織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這里主要是講黨的最高綱領和理想信念。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黨始終以世界眼光關注人類前途命運，從人類發展大潮流、世界變化大格局、中國發展大歷史正確認識和處理同外部世界的關系，堅持開放、不搞封閉，堅持互利共贏、不搞零和博弈，堅持主持公道、伸張正義。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與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這就是真正共產黨人的胸懷天下。這里主要是講黨和國家的各級組織、各個領域與廣大黨員應該具備的與時俱進、奮發有為的精神和工作狀態，其中包括前面已經提過的第二條即堅持理論創新。創新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進步的不竭動力。黨領導人民披荊斬棘、上下求索、奮力開拓、銳意進取，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以其他各方面創新，敢為天下先，走出了前人沒有走過的路，任何艱難險阻都沒能阻擋住黨和人民前進的步伐，沒有也決不能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爬行。這里主要是講黨的哲學理念與精神風貌。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有?；乇苊堋斃虾萌藳]有出路。要用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統領善于斗爭。對待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和強權政治，當然要善于斗爭，但敢于斗爭、敢于勝利是第一位的。我們黨百年來的光輝實踐充分證明，我們敢于斗爭、敢于勝利，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就是紙老虎；如果妥協退讓、膽小如鼠，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就是真老虎。只有敢于斗爭、敢于勝利，帝國主義才可能講點我們常講的常理、公理。敢于斗爭不只是局限于國際領域內，在國內、黨內我們都要敢于斗爭。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決議》的說明中指出：“要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加強思想引導和理論辨析，澄清對黨史上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這里講的是戰勝敵人、執政興國的三大法寶之一。我們就是要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堅持大團結、大聯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促進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和諧，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奮斗的力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黨的最高綱領共產主義的代名詞，又是很好的國際統一戰線的戰略口號。這里主要是講我們黨永葆革命性、先進性、純潔性的根本途徑。“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無產階級及其代表者——共產黨最沒有狹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遠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組織性，最能虛心接受世界上先進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經驗而用之于自己的事業。要建成這樣的黨，就必須始終堅持革命性、先進性和純潔性。黨的百年光輝歷史已經證明，我們黨能夠領導各族人民摧毀舊政權并建立新政權。建立新政權后能否始終保持黨的革命性、先進性和純潔性，堅持不懈地把革命進行到底，這仍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十分重大的課題。何謂革命到底？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實現“兩個最徹底決裂”，是《黨章》規定的共產黨人的最高綱領和最高目標。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革命有廣義、狹義之分。從廣義上說，我們黨無論是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還是社會主義革命，亦或是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我們黨在本質上始終都是革命黨。不能因為我們黨在不同時期的主要任務不同，就把我們黨稱其為完全不同的“革命黨”或“執政黨”，亦或是“建設黨”與“改革黨”。不能把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稱為“革命黨”、在和平建設年代稱為“執政黨”，從而忘記更高層次的革命黨的本質屬性，忘記我們黨依然是要最終實現“兩個最徹底決裂”的革命黨。鄧小平說：“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這是完全正確的。決不能認為一提革命就是極左，就是要回到“文革”打砸搶的歲月。“文革”中以所謂“革命”名義進行打砸搶才是極左。從一定意義上講，刀刃對向敵人和別人比較容易，刀刃向內、自我革新或自我革命最難。我們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每個共產黨員都必須堅持自我革命，都要注重改造世界觀，不能認為講自我革命與自己沒關。我們要用黨的自我革命推動社會革命。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全黨一定要牢記毛澤東提出的“我們決不當李自成”的深刻警示，著力解決好“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性課題，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否則，“我們黨遲早會失去執政資格，不可避免被歷史淘汰。這決不是危言聳聽”。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從現在的情況看，只要國際國內不發生大的波折，經過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應該可以如期實現。但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路該怎么走？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實現長期執政？如何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這些都是需要我們深入思考的重大問題。”新時代，我們黨堅持自我革命，必須認真領會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重要論述精神。《決議》提出的十條歷史經驗，除堅持中國道路、堅持獨立自主、堅持開拓創新這三條帶有統合性外，其他的歷史經驗基本上都是講的政治的上層建筑和文化的上層建筑。這充分說明，我們黨依然十分重視上層建筑領域里的革命。我們必須全面、準確、完整地學習和領會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二十大的勝利召開。（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刊于《政治學研究》2022年第2期，修訂發布）【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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