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確立和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新時代黨的創新理論深入人心,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廣泛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得到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文化事業日益繁榮,網絡生態持續向好,意識形態領域形勢發生全局性、根本性轉變”。但是,十年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不時出現”,今天“意識形態領域存在不少挑戰”。
張維迎先生關于“馬克思恩格斯對中國的論述”讓我們認為“中國是低人一等的”;“工人階級和資本家之間的利益沖突,比想象的少”;“意識形態約束影響國有企業賣出好價格”;“沒建立好的私有產權制度是中國教育最大失敗的原因”;“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可以回答為什么改革,無力回答如何進行”等觀點,正說明“意識形態領域”確實“存在不少挑戰”。
張維迎先生觀點: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中,中國、印度都被定義為野蠻和半野蠻的民族。在我們接受馬克思主義之時,我們也就自認為,中國是低人一等的,是未開放的,是野蠻的,是非理性的,是非科學的,是專制主義的。”(第7頁)
筆者的商榷反駁:
習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進步的貢獻,科學預見了‘中國社會主義’的出現,甚至為他們心中的新中國取了靚麗的名字——‘中華共和國’。”【1】1840年鴉片戰爭西方列強堅船利炮野蠻轟開中國大門,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和中國人民的深重苦難引起了馬克思高度關注,馬克思、恩格斯從1853年5月至1862年7月撰寫刊載于《紐約每日論壇報》有關中國的18篇,如《英中沖突》《鴉片貿易史》《英人對華的新遠征》《中國紀事》等,向世界揭露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真相,為中國人民伸張正義,并且堅信,中國的命運必須掌握在中國人民自己手中,沒有任何勢力能充當中國的“拯救者”和“保護人”,中國“這塊活的化石”正面臨著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西方列強運來的“鴉片沒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驚醒作用”【2】。
為扭轉對華的貿易逆差,英國殖民主義者用大炮強迫中國輸入鴉片麻醉劑,1800年輸入2000箱,而1834年達近2萬箱,1837年高達3.9萬箱,以致“上至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置買煙具,為市日中”【3】。愈演愈烈的鴉片貿易猶如洪水猛獸,導致金銀大量外流、國家財政危機、經濟瀕臨崩潰。但是,張維迎先生無視鴉片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與百年恥辱,極端錯誤地認為“列強最初來的中國,還是希望按照市場的邏輯從事商貿和交流。試想一下,如果當時中國的當權者能理解市場的邏輯,順應全球化的大趨勢,主動開放門戶,改革體制,再有一個合適的外交戰略,中國或許就不僅不需要割地賠款,而且可能有希望與列強平起平坐”【4】。同時,認為“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中,中國、印度都被定義為野蠻和半野蠻的民族。在我們接受馬克思主義之時,我們也就自認為,中國是低人一等的”,更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的根本詆毀。
馬克思、恩格斯深切同情中國人民在鴉片戰爭中遭受的苦難和屈辱,科學評價義和團農民起義發生的原因和歷史作用,熱情支持中國人民為抵御列強侵略、捍衛國家主權、反抗封建壓迫、爭取民主自由而進行的正義斗爭,對中國革命寄予殷切期望,必將對歐洲革命產生重要影響,并且滿懷深情地預言:“隨著中華民族的重新崛起,整個亞洲將升起歷史新紀元的曙光”【5】。同時,馬克思恩格斯用大量的篇幅對西方媒體散布的謠言逐條予以批駁,中國人在尊重客觀事實的前提下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因此“中國人的雄辯”、“顯然無懈可擊”;“英國人控告中國人一樁,中國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國人九十九樁”【6】。
張維迎先生無視鴉片戰爭的歷史事實,引起網友憤慨“對于張維迎之流胡扯最好的批駁,就是澄清相關歷史事實。這些年,中國公共知識領域流傳的偽知識太多了。某些掌握了話語權力和傳媒渠道的人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7】張維迎先生無視馬克思恩格斯對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進步貢獻的高度肯定、無視對中國革命寄予殷切期望與熱情支持,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將中國定義為野蠻和半野蠻的民族”,更令每一位馬克思主義信仰者義憤填膺,深刻認識到“只要資本主義私有制依然存在,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社會基礎就始終存在。……必須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警惕、抵制和及時回擊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時刻保持黨的革命性、先進性和純潔性”【8】。
張維迎先生觀點:
“人類好多利益沖突被我們夸大了,這種夸大有的出于無知,有的是因為無恥。有思想者把人類的沖突都歸結于不可協調的階級矛盾,最后將一切都歸于斗、斗、斗。我們應該看到,工人階級和資本家之間的利益沖突,比想象的少,好多利益沖突是發生在工人內部,而不是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之間。”(第123頁)
筆者的商榷反駁:
張維迎先生較多使用“無知”與“無恥”,在《理念的力量》中更以專章闡釋:“人禍”之所以產生,有兩個基本原因:第一個是我們的無知,第二個是我們的無恥。并將人類歷史上由于無知導致的最大災難視為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多的國家自上而下實行“計劃經濟”,明顯有失偏頗。
尤其,無視中國財富基尼系數遠超0.4警戒線,“從2000年的0.599持續上升至2015年的0.711,隨后有所緩和,降至2019年的0.697后,2020年疫情沖擊再度升至0.704,2020年中國財富排名前1%居民占總財富的比例升至30.6%”【9】。更無視“中國前1%的家庭擁有全社會財富的17.1%;前10%的家庭擁有全社會財富的49%;前20%的家庭擁有全社會財富的64.5%;前40%的家庭擁有全社會財富的82.6%;最后20%的家庭擁有的全社會財富只有2.3%”【10】。
如上極為突出的貧富差距差異,來源于“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還是“工人內部”?可以進一步剖析2020年中國財富排名前1%居民占總財富的比例升至30.6%,排名前1%的居民有可能有工人階級嗎?2022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排名榜公布,前100名全部為企業家群體,無不屬于資本家階級。與此同時,我們雖然“打贏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脫貧攻堅戰,全國八百三十二個貧困縣全部摘帽,近一億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但是依然有6億人口月收入1000元以下。而數字經濟去勞動關系化,靈活就業群體日益龐大,超時勞動現象突出,1076萬高校生就業簽約率15.4%,16-24歲青年失業率高達17.9%。
馬克思指出:“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產業后備軍也就越大??晒┲涞膭趧恿νY本的膨脹力一樣,是由同一些原因發展起來的。因此,產業后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長”【11】。當前的高校生就業難、青年失業率高不僅受三年疫情影響,更要深刻認識到資本主導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產生的技術擠壓,尤其高度重視“產業后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長”的內在規律。但是,張維迎先生無視工人階級和資本家之間的利益沖突,認為利益沖突多是發生在工人內部。我們未能找到工人內部產生的利益沖突,我們只敬重工人階級對中國社會做出的巨大貢獻。
習總書記指出:“不能瞧不起產業工人,一定要看實際貢獻!我們這些年一步一個腳印,真正在添磚加瓦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大廈的人,他們都是值得我們尊敬的”【12】。百年前的工人,是受剝削最嚴重的,也是在中國革命中最英勇的。今天,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工農聯盟理應是這個國家的主人,理應獲得勞動就業權、勞動保障權、勞動獲得權,理應抵制以資本為主導對勞動的技術擠壓,理應使人工智能成為獲得“勞動解放”走向高質量就業的智能推動,理應使數字經濟成為“自由人的聯合體”的技術支撐。尤其,智能時代人類面對“資本主義向更深層次異化與被共產主義取代”的分岔路口【13】,理應有更多的企業家如劉強東一樣提出“共產主義可以在我們這一代實現”(見視頻鏈接:劉強東《共產主義就在我們這一代實現》,云管書視頻號,2022年10月24日)。
尤其,我們更為期盼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沒有張維迎先生基于資本的“資本家階級”,只有社會主義基于職業的“企業家群體”,這個群體能夠如馬克思17歲中學畢業論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在選擇職業時,我們應該遵循的主要指針是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美。不應認為,這兩種利益是敵對的,互相沖突的,一種利益必須消滅另一種的;人類的天性本來就是這樣的:人們只有為同時代人的完美、為他們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達到完美。……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么,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14】。
張維迎先生觀點:
“意識形態約束制約中國改革的一個典型例子是國有企業改革。如果沒有意識形態的約束,我們可以公開討論國有企業如何改革,誰也不能用意識形態的棍子打人,不同的意見都可以擺在桌面上,最后形成一個包含目標和實施步驟的國有企業改革方案,國有企業就可以賣出好價格,無論改制前還是改制中的資產流失都可以大大減少。但由于意識形態的約束,國有企業改革只能由地方政府偷偷摸摸地進行,一些不規范的操作反倒沒有辦法避免。”(第133頁)
筆者的商榷反駁:
習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人民的理論,第一次創立了人民實現自身解放的思想體系。馬克思主義博大精深,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為人類求解放”【15】。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張維迎先生以“自我中心”、“為錢正名”、“私有資本”為主導的意識形態一定是不同的。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同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融通起來的過程中,國家層面“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社會層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個人層面“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廣泛傳播、深入人心,“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如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確實理直氣壯地約束著中國改革,制約著國有企業改革,因為中國改革是受“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約束的,國有企業改革是以“做強做優做大”而絕非“搞小搞垮搞沒”為目標方向的。無需質疑,張維迎先生將“國有企業就可以賣出好價格”的目標導向是錯誤的,“改制前還是改制中的資產流失都可以大大減少”也同樣是錯誤的,因為國有資產不允許流失!
馬克思指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6】,“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識形式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17】。蘇聯亡黨、亡國的最重要原因便是放棄意識形態主導權,赫魯曉夫思想文化領域“解凍”政策,勃列日涅夫思想理論工作的“官僚化”,戈爾巴喬夫精致利己主義最終摧毀蘇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更成為我們必須吸取的經驗教訓。
“意識形態關乎旗幟、關乎道路、關乎國家政治安全”【18】。但是,張維迎先生卻試圖將意識形態拋于國有企業改革之外,無視“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頂梁柱”,事關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興亡成敗。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必須堅持“三個有利于”的價值導向,即“有利于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功能”。國有企業改革須臾不能離開意識形態價值導向,如果像張維迎們那種違背國企改革“三個有利于”價值導向的意見“擺在桌面上”,那就理所當然地必須受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嚴厲批判。
意識形態是立國之本、政黨之魂、文化之核,意識形態權力作為一種基礎性權力,是國家權力結構中最容易忽視又最不能忽視的組成部分,是保障國家安全與政治安全的基本文化權力。歷史和現實都警示我們,“思想輿論陣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線就很難守得住。在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上,我們沒有任何妥協、退讓的余地,必須取得全勝”【19】。張維迎先生試圖回避意識形態的國家基礎權力,將國企改革置于無意識形態環境中,聚焦“賣出好價格”,不僅違背了國企改革“三個有利于”的價值導向,更違背意識形態國家基礎權力的政治常識。
尤其,張維迎先生將思想歸入市場,認為“理念從哪里來的?理念來自思想市場!所謂思想市場,就是不同觀點、信仰、理念、思想、主張之間平等和自由的競爭”【20】。原來張維迎的所謂“思想理念”都是市場買賣的產物?這完全違背了一個基本常識,即“市場,指買賣商品的場所,把貨物的買主和賣主正式組織在一起進行交易的地方”,而“不同觀點、信仰、理念、思想、主張”不是市場買賣的商品,也不存在“平等和自由競爭”的可能。在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觀點、理念、思想、主張”必然具有主導性,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必然被“警惕、抵制和及時回擊”。
張維迎先生觀點:
“中國教育的最大失敗在哪里?不是抑制了青年人的創造性,消滅了他們的好奇心,最大的失敗是使人變得虛偽,說假話不再臉紅!為什么?就是因為沒建立一個好的私有產權制度。很多地方,總在說為人民服務,實際上卻很難看到做為人民服務的事。”(第121頁)
筆者的商榷反駁:
私有產權是指財產權利完全界定給個人行使,因私有產權具有可分割性、可分離性和可讓渡性,私有產權制度在一定意義上推動了市場經濟的發展,并與市場運行機制構成西方市場經濟制度,其生產目標是廠商利潤最大化和個人效用最大化。但是,“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21】。私有產權制度使少數人擁有生產資料,大多數人一無所有,迫于生存而勞作,積極性、自主性和創造難以發揮。由此,產生資本主義的兩大致命缺陷: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資本對剩余價值的無限追逐導致資本利潤與勞動收入差距日益加大的社會矛盾不可調和。
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制度,是對資本主義私有產權制度的根本性超越,我國改革始終不能將私有產權制度作為市場運行的機制基礎,而必須將公有經濟作為市場運行機制的制度基礎,努力把國有企業塑造成適應市場機制的微觀主體,而私營經濟是“在我國邊際改良型漸進式改革過程,由制度調整和修正而留出的體制縫隙中得到再生。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體制內,私有產權的產生、發展表現為對傳統經濟制度修正和調整的結果”【22】。由此,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決定著“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當然不可能建立張維迎先生提出的所謂“一個好的私有產權制度”。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23】。國家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而不是建立“一個好的私有產權制度”,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結合,根本在于公有制通過其實現形式的多樣化達到資源配置的最優化,“將公有制經濟內涵的分配模式的公平正義,與非公有制經濟內涵的激勵相容機制相結合,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能夠隨著時代的新要求,不斷實現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24】。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自成立起即確立“為人民謀幸福”的堅定信念。毛澤東主席指出“共產黨員是一種特別的人,他們完全不謀私利,而只為民族與人民求福利”、“每一個指戰員以至每一個炊事員、飼養員,都是為人民服務的”【25】。“任何一種東西,必須能使人民群眾得到真實的利益,才是好的東西”【26】。由此可見,“為人民服務”落腳于現實生活方方面面,并涌現出革命戰爭年代的張思德、建設發展時期公而忘私的雷鋒、一人臟換來萬家凈的時傳祥、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大山深處的信使王順友、人民的好警察任長霞等等,數不清的“為人民服務”楷模,張維迎先生卻認為“很難看到做為人民服務的事”,確實深陷歷史虛無主義。
張維迎先生觀點:
“老一輩經濟學家可以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回答為什么必須改革,但無力回答改革應該如何進行的問題。……意識形態的約束使得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學者沒有辦法大膽地探索,難以做出知識創新;而知識缺乏導致的改革中的一些失誤又進一步強化了意識形態的約束。”(第134-135頁)
筆者的商榷反駁:
二十大報告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指導思想。實踐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擁有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是我們黨堅定信仰信念、把握歷史主動的根本所在”。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行,基于其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科學理論內涵,伴隨著對所處時代和世界的深入思考,通過唯物辯證法實現著理論史的揚棄,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給予無產階級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將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機制相結合,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對西方經濟學基于資本主義私有制實現全面超越。不僅可以“回答為什么進行改革”,而且“有力地回答應該如何進行改革”。
“面對極其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面對紛繁多樣的經濟現象,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有利于我們掌握科學的經濟分析方法,認識經濟運動過程,把握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更好回答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提高領導我國經濟發展能力和水平”【30】。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建立于以人為本質的生產關系客觀經濟發展的堅實基礎,使政治經濟學不僅具有科學的思維方法,而且具有實踐的研究對象,指出現代化生產方式發展過程產生的矛盾,并從社會經濟運動內部尋找解決矛盾的積極力量和因素,從而使政治經濟學成為真正的科學。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下,改革開放40年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雖然也曾一度受到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的影響,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不時出現,黨中央審時度勢、果敢抉擇,銳意進取、攻堅克難,義無反顧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人民至上”的鮮明意識形態,其形成具有厚重的“人民性”哲學基礎,涵蓋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唯物辯證法的世界觀、方法論以及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精粹,是中國共產黨人百年實踐的產物,積累了幾代領袖治國理政的傳承智慧。而“西方經濟學作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經濟領域的理論體現,根本使命就是為資本的利益服務,但它欺騙性地標榜自己是科學客觀、公平正義的學說,以此網羅了大批信眾,一定要認清它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本質”【31】。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將時空坐標從西方經濟學的物理界面上升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界面,自覺把握世界歷史進程的經濟戰略眼光,以辯證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和新挑戰,正在“人民至上”的意識形態,有力解決“以人民為中心”的財富涌流與公平公正之間的根本矛盾。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科學性、人民性、實踐性與開放性,成為社會科學研究歷史邏輯、現實邏輯與數理邏輯相統一的典范,而西方經濟學運用西方線性非對稱思維方式建立起來的經濟學范式,“難以做到經濟理論與經濟現象的歷史邏輯軌跡相吻合,難以將邏輯過程與經濟事物在現實經濟活動中的實際過程相一致,不僅形而上學地運用數學而且試圖把數學變成形而上學的輔助工具和表現方式”【32】。尤其以“勞動價值論的科學根基、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靈魂、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武器、剩余價值規律的理論主軸”,實現著對西方經濟學根本缺陷“僅僅描述了表層的財富現象與利益現象,沒有揭示其深刻的社會關系根源,由此決定了它的膚淺性,淪為馬克思所說的‘庸俗經濟學'”【33】的全面超越。張維迎先生所說“意識形態的約束使得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學者沒有辦法大膽地探索,難以做出知識創新;知識缺乏導致的改革中的一些失誤又進一步強化了意識形態的約束”,同時違背了理論事實和實踐事實。因為說到底,廣大人民對改革理論和改革實踐的評價與他所圖求的“大膽探索”和“知識創新”,完全是“兩股道上跑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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