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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體現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性特征，體現著“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辯證統一。

【觀點之一】“市場是一個無數經濟個體在不確定的環境下不斷收集、加工分散信息，并做出有目的的行動決策的動態過程，企業家是市場過程的主要驅動力量，政府對市場過程的人為干預會扭曲價格信號，導致無效率，甚至危機。”（前言ix）

【商榷反駁】

市場經濟是指通過市場配置社會資源的經濟形式，市場調節原理是亞當·斯密基于“人性自私”所謂“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其核心思想是：在理想的市場制度中，供給和需求通過價格漲落機制得到靈活調節和自動平衡。理想的市場制度必須具備：1. 生產者根據價格信號無需成本地及時進行投資轉移；2. 社會生產力結構具有彈性；3. 投資轉移和生產力改造的資源可以無限量供應。但是，市場需求總是千變萬化，當投資者購置設備，雇傭工人，引進技術建造新的生產線，形成新的生產能力時，原來在市場上閃現高利潤的需求可能已經滿足，便成為巨大的社會性浪費，市場經濟天然存在“宏觀失控而生產過剩的周期性危機”。由此，張維迎先生“企業家是市場過程的主要驅動力量”的觀點，忽視“企業家滯后于市場需求變化”天然形成的“周期性危機”，必須通過政府宏觀調控解決。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社會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市場經濟，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和市場經濟的長處結合起來，實現著“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辯證統一，根本性克服了市場經濟“宏觀失控而生產過剩的周期性危機”，創造著改革開放40年我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年均18%、近幾年來高達30%的巨大貢獻。

正是“有為政府”積極作為，10年間“國內生產總值從五十四萬億元增長到一百一十四萬億元，我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比重達百分之十八點五，提高七點二個百分點，穩居世界第二位；谷物總產量穩居世界首位，制造業規模、外匯儲備穩居世界第一。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鐵路網、高速公路網，機場港口、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礎設施建設取得重大成就”。正是“有為政府”積極作為，我們“打贏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脫貧攻堅戰，全國八百三十二個貧困縣全部摘帽，近一億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九百六十多萬貧困人口實現易地搬遷，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是“有為政府”積極作為，“加快推進科技自立自強，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從一萬億元增加到二萬八千億元，居世界第二位，研發人員總量居世界首位……載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測、 超級計算機、衛星導航、量子信息、核電技術、大飛機制造、生物醫藥等取得重大成果”。

由此，張維迎先生“企業家是市場過程的主要驅動力量”的觀點，忽視了“企業家滯后于市場需求變化”天然形成的“周期性危機”，而且其“政府對市場過程的人為干預會扭曲價格信號，導致無效率，甚至危機”的觀點，與“改革開放4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近十年“國內生產總值快速提升、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脫貧攻堅戰、科技自立自強”的重大成就更不相符。

【觀點之二】“中國的企業家，很少有時間休假，甚至沒有禮拜天。為什么？因為他們有太多來自政策的不確定性要應付。一個中國企業家很難告訴你，下個月要干什么。”（第36頁）

【商榷反駁】

中央提出“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弘揚企業家精神，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這就需要根本性思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企業家精神”的內涵是什么？西方經濟學者，薩伊（1800）認為企業家的職責是“將資源從生產力和產出較低的領域轉移到生產力和產出較高的領域”；馬歇爾（1890）認為企業家是“不同于一般職業階層的特殊階層，特殊性是敢于冒險和承擔風險”；熊彼特（1912）認為企業家將“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是“創造性的破壞過程”；德魯克（1985）認為企業家的本質“是有目的、有組織的系統創新”。由此，張維迎先生提出的“中國的企業家，很少有時間休假，甚至沒有禮拜天。為什么？” 有“為什么”嗎？西方經濟學企業家的“敢于冒險、創造性破壞、系統創新”共性特征，已經決定著中外企業家都是“沒有禮拜天”職業群體。

基于西方經濟學思想的傳承，張維迎先生提出“創新是企業家的基本職能，冒險精神是企業家的基本素質之一”，企業家精神是“對營利機會的警覺性、簡單化、想象力、毅力和耐心”，并在熊彼特超越利潤目標“（1）建立自己的王國的夢想；（2）征服欲和戰斗的沖動；（3）對創造性的享受”基礎上，增加“（4）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跡”【2】。無需質疑，“建立自己王國的夢想、對創造性的享受”都是基于“人性自私”的極端利己主義，那么“征服欲和戰斗的沖動、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跡”，是否具有馬克思17歲時寫下的《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在選擇職業時，我們應該遵循的主要指針是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美。……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么，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3】。請張維迎先生思考：這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企業家，是否應該具備馬克思17歲提出的“選擇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

“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4】。企業家精神理應包括“創造財富、造福社會、報效國家”。從企業存在的使命角度看，“創造財富”是企業家精神的本質基礎；從企業家精神的深層內涵，理應“造福社會”過程中，促進社會整體利益的增長；同時，近代民族實業形成的“報效國家”企業家精神，必須在社會主義新時代得到發揚光大。【5】尤其，20世紀60年代《鞍鋼憲法》，作為獨立探索我國工業企業發展模式的“兩參一改三結合”，通過《華為基本法》“愛祖國、愛人民、愛事業和愛生活是我們凝聚力的源泉。責任意識、創新精神、敬業精神與團結合作精神是我們企業文化的精髓。實事求是是我們行為的準則”等當代傳承，呈現出中國自主創新企業管理發展模式的蓬勃生命力，“兩參”即干部參加生產勞動、工人參加企業管理，“一改”即改革企業中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三結合”即企業領導干部、技術人員與工人群眾相結合。由此，需要著力突出“身處前沿”“民主科學”的企業家精神。

從國有企業家角度，“作為企業法人代表的基本前提是，國家委托你在企業內部行使職權，你不僅代表一個企業的利益，首先是代表國家的利益”【6】；從民營企業家角度，同樣需要以“報效國家”為己任、遵循“先富帶動后富”的國家契約，強化敢為人先的創新意識、鍥而不舍的奮斗精神。尤其，能否跟進“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著力推進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融合集群發展，構建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綠色環保等一批新的增長引擎”【7】等，理應成為社會主義企業家必備的能力素質。由此，張維迎先生提出的“有太多來自政策的不確定性要應付。一個中國企業家很難告訴你，下個月要干什么”，是因為以狹隘的西方《經濟學原理》，難以理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為政府”宏觀政策調控，根治資本主義市場“不確定性”與天然“周期性危機”的劣癥頑疾，實現“有效市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偉大創舉成功的制勝法寶。

【觀點之三】“如果中國政府愿意放棄其對大量資源的控制，將國有部門進一步民營化，繼續放松對商業環境的管制，那么中國企業的生產力將得到進一步的大解放。”（第225頁）

【商榷反駁】

新自由主義作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經濟和政治學思潮，反對國家和政府對經濟的不必要干預，強調自由市場的重要性。其實質上是撇開人們的社會屬性和在生產關系中的地位不談，脫離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制造一種抽象的“理想市場”作為理論前提。新自由主義倡導經濟活動中的個人利己主義，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主張私人企業是最有效率的企業，要求對現有公共資源進行私有化改革。尤其，反對政府干預經濟，提出“只要有可能，私人經濟活動都應該取代公共行為”。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提出“滴涓效應”歪理邪說，“資本家有錢了，總會漏出來給人民，人民自然就會有錢，生活也會變得富足”，成為里根政府經濟學的邏輯支柱。新自由主義成為西方完成對蘇聯“和平演變”的“致命武器”：“政治路線上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思想，政治制度上放棄黨對國家的領導，組織路線上提拔重用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干部，軍隊建設方面放棄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搞所謂的“軍隊國家化”，經濟建設上實行動搖和顛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經濟改革”，同時實行意識形態多元化、對民族分裂勢力妥協退讓”【8】。

從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對智利設置大量獎學金，并不斷邀請智利學者到美訪學，向他們灌輸新自由主義，“智利國家私有化浪潮不斷高漲，社會福利大幅削減，政府管制全面放松，經濟金融化和自由化程度持續提高，其結果是無限放大了市場失靈的風險……引發嚴重的社會危機和沖突”【9】。20世紀80年代，“英國首相撒切爾將新自由主義作為制定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依據，跨國經濟、數字經濟、金融與服務業成為了英國產業發展的重點，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從1990年16.67%下降到2019年8.59%”【10】。新自由主義是將財富“從大眾轉向富人、從窮國轉向富國”的一種新型機制，所倡導的對金融化與技術變革的持續推進，不僅造成英國產業的空心化，更導致社會形成了鮮明的兩極分化。新自由主義摧毀了蘇聯、智利、英國這些優秀國家，同時，也在摧毀著美國。“美國到了今天，物價開始膨脹，股市3年時間一路注水，負債高達近30萬億美元，無論是媒介、銀行還是華爾街已被猶太資本全線掌控。這就是新自由主義對美國的恩賜”【11】。

最早的新自由主義者代表人物多為牛津大學研究人員，1992-1994年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畢業的張維迎先生，深受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不僅對尚有所保留的芝加哥學派推崇備至，“弗里德曼對自由價格制度的優點和政府干預的缺點的分析令我非常折服……以致我后來工作單位的一位同事給我起了一個‘維迎德曼'的綽號”【12】，更對持完全演化主義的奧地利學派哈耶克折服備至。張維迎先生無視新自由主義是怎樣摧毀蘇聯、英國、智利等優秀國家的沉重教訓，提出“如果中國政府愿意放棄其對大量資源的控制，將國有部門進一步民營化，繼續放松對商業環境的管制，那么中國企業的生產力將得到進一步的大解放”，確實忽視了改革開放40年，尤其近10年“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辯證統一取得的舉世矚目成就，忽視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思想，同樣忽視“各種經濟學理論五花八門，但我們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不能是別的什么經濟理論”【13】。請張維迎先生能從“摧毀優秀國家”的新自由主義驀然回首，走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走向“站穩人民立場、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創造、集中人民智慧”的“人民理論”。

【觀點之四】“法治社會就是約束政府，政府必須按照規則辦事，不能有太多自由裁量權。……老百姓可以同政府打官司，個人、企業與政府在民事上是平等的。只有法院本身是相對獨立的主體才可能做到這一點。”（第244頁）

【商榷反駁】

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并對政府職能作出明確定位：“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同時指出“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14】。“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是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導向，法治社會是構筑法治國家的基礎，法治政府建設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重點任務和主體工程。張維迎先生提出的“法治社會就是約束政府，政府必須按照規則辦事，不能有太多自由裁量權”，源于亞當·斯密“政府是守夜人”的自由放任思維，無視新自由主義“政府不要過多干預”對蘇聯、英國、智利等國家的摧毀性破壞，更無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面對“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需要“權力在法律范圍內活動”，但必須“審時度勢、果敢抉擇，銳意進取、攻堅克難”，而絕非“不能有太多自由裁量權”。

即使西方政治學者，也高度重視政黨政府與政府職能。謝茨施耐德開宗明義：“政黨扮演了政府的主要締造者的角色，尤其是現代民主政府的締造者”【15】；羅斯金提出“幾乎當今所有的社會，無論民主與否，都有某種政黨制度來聯系公眾和政府”【16】。洛克強調“政府是人們自愿通過協議聯合組成的共同體……政府就是代替大多數人行使權力的裁判者”【17】；密爾認為“政府既是對人類精神起作用的巨大力量，又是為了公共事務的一套有組織的安排”【18】。西方經濟學者對政府作用存在重要分歧：凱恩斯學派，強調市場會經常失靈，在必要時，需要政府伸出“援助之手”；新自由主義，認為政府永遠不了解市場，對市場的任何干預都是伸出的 “掠奪之手”。張維迎先生以新自由主義“掠奪之手”思維，忽視“市場經濟”的前置定語“社會主義”，忽視“以人民為中心”是社會主義發展的根本理念，更忽視“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

新時代，我國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全面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全面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廣泛開展，人民當家作主更為扎實……全面依法治國總體格局基本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加快建設”【19】。民主與法治是國家治理互為推動的兩大支柱，代表一個國家政治發展的方向。張維迎先生“老百姓可以同政府打官司，個人、企業與政府在民事上是平等的”，忽視了“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發揮人民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鞏固和發展生動活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的人民當家做主的民主推動，倡導“老百姓可以同政府打官司”無形之中造成“官民對立”情緒，同時忽視“公法、民法、社會法”三大法系的不同職能定位。從民法角度，政府是民事法律關系的特殊主體，以民事主體的資格參加民事法律關系，如發行公債、享有財產所有權、接受贈與、對外以政府名義簽訂貿易協定等。但是，張維迎先生忽視西方政治學者“政府意味著握有官方職權的人代表國家行使權力”【20】 ，忽視中國政治學者“政府是一個國家為維護和實現特定的公共利益，按照區域劃分組織起來的以暴力為后盾的政治統治和社會管理組織”【21】，忽視了由此而產生的政府“調整國家與普通公民、組織之間關系以及國家機關及其組成人員之間關系”的公法職能，政府“旨在保障社會的特殊群體和弱勢群體的權益”的社會法職能。

尤其，“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優勢和根本保障，“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堅持憲法確定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不動搖”，中國共產黨以整體、全局、共同的立場協調各方利益，“通過歷史看現實、透過現象看本質，把握好全局和局部、當前和長遠、宏觀和微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關系”，糾正市場機制的缺陷、彌補市場失靈。張維迎先生深受資本主義國家主張“立法、行政和司法”分別由不同機關掌握的“三權分立”思想影響，提出“只有法院本身是相對獨立的主體才可能做到這一點”，不僅忽視“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而且忽視“黨的領導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之魂，是我國法治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法治最大的區別”。面對嚴峻復雜的國際形勢和各類接踵而至的巨大風險挑戰，必須牢牢堅持黨的領導，在公法、民法、社會法共同構建的法治體系軌道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請張維迎先生從“政府永遠不了解市場，對市場的任何干預都是伸出的‘掠奪之手’”的新自由主義思想走出，回歸“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的新時代發展定位，回歸“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正途大道！

注釋：

【1】《習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并講話》，新華網，2015年11月23日。

【2】張維迎《重新理解企業家精神》，海南出版社2022年版，第3、27、142-143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頁。

【4】《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求是》2022年第21期。

【5】參見譚泓：《中國特色勞動倫理的理論闡釋》，《哲學研究》2022年第7期。

【6】《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求是》2022年第21期。

【7】習近平《之江新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頁。

【8】參見黃星清《從蘇聯解體看新自由主義對社會主義改革的危害性》，《紅旗文稿》 2016年第12期。

【9】蒙克《新自由主義：以自由之名加劇不自由》，《新民晚報》2019年11月31日。

【10】黃平、李奇澤《英國工業因何衰落和空心化，新自由主義扮演了什么角色》，2022年6月22日。

【11】《公知有多強大？優秀國家是怎么被摧毀的？》，“一個壞土豆”公眾號，2021年6月12日。

【12】張維迎《重新理解企業家精神》，濟南出版社2022年版，第149頁。

【13】《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14】《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新華網，2013年11月15日。

【15】 [美] E.E.謝茨施耐德：《政黨政府》，姚尚建、沈潔瑩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頁。

【16】 [美] 邁克爾·羅斯金等：《政治科學》，林震等譯，華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16頁。

【17】 [英] 約翰·洛克：《政府論》(下)，瞿菊農、葉啟芳譯，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59頁。

【18】[英] J.S.約翰·密爾：《代議制政府》，汪瑄譯．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52-56頁。

【20】[美] 萊斯利·里普森：《政治學的重大問題——政治學導論》，劉曉等譯，華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42-43頁。

【21】楊光斌：《中國政府與政治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