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處于激烈的沖突分化階段。對外，我們科技上的短板經過努力已經很大程度補上了，西方科技霸權已經不復存在；貨幣金融主權我們正在緊鑼密鼓地爭奪，美元霸權也正在土崩瓦解；國際政治格局正在發生有利于我們乃至世界人民的方向轉變，猶太軍國主義和跨國金融資本已經成了世界公敵，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在深入人心，世界人民再次掀起了反帝浪潮，“一帶一路”發展如火如荼，中華民族正在以偉大復興的姿態重返世界之林。在內，遏制資本無序擴張，掃黑除惡，金融醫療防疫反腐，產業轉型升級，著力發展新質生產力，鄉村振興全面展開，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重大成績。但是仍有諸多問題需要解決，比如財政安全問題等。

一、我國當前的財政安全問題是怎么形成的

當前的財政安全問題，其實要追溯到改開之初的倡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城市集體企業”和“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廠長負責制”，以及后來的“承包制”改革。既然社會鼓勵發財（廣大民眾對“富”的理解），而且還實行“廠長負責制”和“承包制”，那么廠長和承包人肯定要努力“先富起來”。問題是“怎么先富起來呢”？本來，官方的倡導是“要依靠誠實勞動”，可是蕓蕓眾生未必有都有這種自覺性，特別是依靠手中的權力就可以“先富起來”時，誰還想著“誠實勞動”呢？“吃回扣”、“富了方丈窮了廟宇”就成為普遍的現象。而這個“廟宇”正是國家財政的基礎之一“城市公有制工商企業”。現在誰能想象，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國一年的財政收入才兩萬多億元左右，而且醫療、教育、城市住房還是公益性的事業。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財政面臨的第二次困難（第一次毫無疑問是建國之初）、改開時代的第一次財政困難。

那我們是如何解決這一次財政困難的呢？答案是，分稅制改革。我們通過劃分國稅和地稅，在保中央財政的隱含前提下重新劃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明面上的財政困難是解決了，但是財政入不敷出的問題并沒有真正解決，而是由中央財政轉向了地方各級財政。這種情況，被業內人士稱之為“中央財政笑哈哈，省級財政勉勉強強，縣鄉財政哭爹喊娘”。隨著進入二十一世紀取消農業稅，鄉鎮財政就徹底破產了，以至于鄉鎮財政不再獨立預算，而合并到了縣級財政。

分稅制雖然暫時解決了中央財政困難的問題，但是又帶來了新的問題，比如說中西部等經濟落后地區的財政安全和經濟社會穩定問題。為了緩解這個問題，就有了臭名昭著的“土地財政”政策。而“土地財政”政策不僅導致腐敗的泛濫和加劇，更是引發了極大的民怨——買不起房，而且，為了讓“土地財政”能夠持續、特別是中西部等經濟落后地區的政府能夠成功賣地，不惜推動金融資本炒作房地產，直接引發了房地產泡沫和為金融系統埋下了資產負債表惡化的隱患。

在“土地財政”和“金融資本涌入房地產”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經濟迎來了2003年后近十年的GDP快速增長，而2012年后各種問題都凸顯出來，風險驟升（所謂“經濟新常態”是也）。同時，為了GDP增長，在“三駕馬車”理論和西方之PPP公益性項目建設理論的誤導下，我們開啟了近似瘋狂的地方政府“借債-投資-創收”模式。雖然大規模的基建投入，為保GDP增長和一時增加財政收入做出了重要貢獻，但代價是政府債務快速累積起來，甚至有的地方，還超前預收未來幾年的稅。

中央早已意識到分稅制的問題，并于2018年實行了國稅地稅合并，并對經濟落后地區（B類地區）實行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保八”政策（即地方財政之醫保、社保、工資、行政運行費用等剛性支出的80%由中央轉移支付，余下20%由地方自籌）。在沒有取消地方政府獨立預算權和地方政府平臺公司融資權能的條件下，雖然“保八”政策是一時避免了地方政府財政崩盤，但并沒有遏制地方政府瘋狂的借債。所以，地方財政安全問題依然存在。

只是輸血，不止血，怎么可能救一個人的生命呢？今年，中央終于終止了地方政府平臺公司的融資權能，同時禁止了地方政府過度的、盲目的耗費性投資。這是止血！余下的才是如何救治了。

二、中國古人解決財政安全的成功之道

財政困難，不是一個什么新鮮事，古代早已有之。但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如何應對？中國古人解決財政安全的成功之道，簡而言之，就是“開源節流”。先看看中國古人有什么高招。

中國古代為國家理財的第一高手，莫過于管仲。管仲輔佐齊桓公治理齊國并成為春秋第一霸主，與管仲之“鹽鐵專賣論”、“均田分力論”和“輕重論”是密不可分的。鹽鐵專賣，為國家開啟了一個重要而又穩定可靠的工商業稅源，同時還為國防支出“節了流”。“均田分力”，既安了民（就業），又為國家鞏固了另一個重要而又穩定可靠的稅源——農業。“輕重論”不僅是一個重要的宏觀調控理論，還是一個重要的“開源”理論。

中國古代為國理財的第二高手，莫過于桑弘羊。沒有桑弘羊為漢高祖提供源源不斷的財力支持，不可能有漢武帝乃至整個大漢的偉大成就。而桑弘羊的理財之道，除了應用管仲之鹽鐵專賣外，還有中央壟斷貨幣發行權、對富商發行特別國債和天才般的發明——“均輸”政策。中國貨幣史上最為著名的貨幣——五銖錢，就是桑弘羊的杰作。

中國古代為國理財的另一個高手，莫過于劉晏了。劉晏面臨的是安史之亂后的唐王朝，工商業已然很發達了，工商業私人資本已經壯大起來了，中央王廷的權威也大不如前了，再實行鹽鐵專賣阻力太大已然不現實了，而且，當時利潤豐厚的行業也不僅僅限于鹽鐵業。被著名中國經濟思想史家胡寄窗高度贊揚的劉晏，神奇地發明了“榷商”政策 。這一政策的精髓，充分體現了孟子的“中庸”思想，按照當代流行的說法，就是“和諧共享”，即既要保障國家財政（這是前提），還要兼顧民生和私人資本的利益。我們現代版的“榷商”，做得最好的，莫過于煙草業了。

三、明確“開源節流”的正確原則

不管是管仲，還是桑弘羊和劉晏，都為我們如何破解財政困難留下了足夠的智慧。有時候，不得不感嘆，時下我國財政人的智慧到哪里去了？難道他們都不學習中國古人的智慧嗎？用一個更大的問題去掩蓋問題、將現在的問題推延到未來的做法，甚至是南轅北轍的做法，該休了！

那我們新時代究竟要確定什么樣的“開源節流”原則呢？毫無疑問，當然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能丟，特別是那些利潤豐厚的產業），當然是“損有余而補不足”了。

第一，夯實實體經濟，遏制資本過度擴張、特別是金融資本的過度擴張（降低利率，嚴厲查處金融資本的違規違法行為，特別是導致地方政府債務快速增加的各種“非標”和各種炒作）。在安民的同時，鞏固稅基以開源。拋棄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供給學派的降稅政策。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怎么能用西方資產階級的經濟學理論呢？

第二，中央政府壟斷貨幣的發行主權，特別要充分利用發行國債的貨幣發行渠道。

第三，逐步加大中央政府發行超長期國債規模，以解燃眉之急。

第四，加大和加快取消出口退稅的步伐，讓關稅成為我國新時代財政的重要稅源之一。

第五，加強對財政預算的審查，讓寶貴的財政資金用在刀刃上——保民生、保供給、保運行，退出保GDP增長所蘊含的保投資、保消費、保出口。荒謬的“三駕馬車”理論該拋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