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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論》對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有沒有指導意義？與此相關的問題是，《資本論》對建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學還有沒有理論價值？對這些問題，當前在理論界和實際經濟工作者中，認識并不都是一致的。有一些認識上的誤區亟待消除。

在一本《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的書中，國內多位經濟學家見仁見智，其中包括了對上述問題的看法。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認為，中國經濟學應當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學”，“認為《資本論》已經‘過時'，西方經濟學才是科學。這是不符合事實的，錯誤的。”①另一種則認為，“不必在西方經濟學以外建立一個連概念體系都不一樣的中國經濟學。”②

建立中國經濟學有必要借鑒現代西方經濟學，因為它畢竟是現代經濟運行和發展的一種理論表現，有些關于社會化生產管理方面的內容也不涉及意識形態。然而，作為理論體系的現代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深刻批判過的斯密、薩伊以來的庸俗經濟思想屬于一個體系，以拜物教觀念和資產階級利益的辯護性為特征，主張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上來建構中國經濟學，筆者以為是認識上的重大誤區，而這種認識又是與《資本論》已經過時的觀點聯系在一起的。

與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走過的曲折道路相聯系，中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出現過兩種偏向。一種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主要的偏向是排斥西方經濟學;與此同時，照搬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關社會主義原理的闡述，適應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要求，編寫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教科書，對研讀《資本論》，也貫徹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思想，主要學第一卷，注重的是純粹生產關系的探討，而忽視第二卷、第三卷的系統學習。這種偏向，似乎很堅持馬克思主義，其實卻造成了對《資本論》的嚴重誤解，以致許多沒有讀或沒有認真讀過《資本論》的人，以為《資本論》是專講階級斗爭的，以為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責任要追溯到馬克思，以為現在搞市場經濟，《資本論》就過時了。

另一種偏向，是抬高或崇拜西方經濟學，貶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指導價值。這種偏向是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隨著理論上打開國外經濟學禁區，經濟實踐上需要借鑒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管理經驗而逐步形成的。主要表現在，一些媒體樂道于所謂新的西方經濟學思想，而對《資本論》的科學概念和觀點則以為老而等閑視之，甚至束之高閣，相應地，青年經濟學者大多把注意力放在對出成果、上職稱見效快的西方經濟學的研究上，一些高校的社會科學專業，甚至經濟學專業開始壓縮《資本論》課時，《資本論》課程的教師青黃不接。這種狀況，進一步加深了人們對《資本論》過時了的印象。

實際上，撇開意識形態的惡意攻擊不談，《資本論》過時論實在包含著太多的誤解，有必要加以澄清。這里擇其三種，談點商榷意見。

《資本論》第一、二、三卷，分別出版于1867、1885、1895年，距今100多年是沒錯的。但是，作為《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商品經濟，在地球上并沒有消失，在中國，市場經濟正在發展，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成分也依然存在，怎么能說《資本論》闡述的科學經濟學原理已經過時了呢？

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經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生產關系角度看，發達國家進入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從社會生產力角度看，科學技術的發展突飛猛進，一些發達國家進入了知識經濟時代。這些變化，盡管馬克思沒有預料到，但是，《資本論》闡述的基本原理，卻可以幫助我們全面、深入地觀察和研究這些變化。如，作為一般生產力的科學技術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市場經濟的社會分工制度對社會生產力有巨大的促進作用，同時又有自發性；資本主義的信用制度具有推動生產力加速發展和造成危機的兩重性；國際貿易是發展經濟和緩和國內經濟矛盾的重要途徑;國家出面干涉經濟，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尖銳化的產物，為了保護資本家階級的整體利益，國家會通過立法等辦法保護資本的生產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會通過多種手段攫取落后國家的財富，加速資本的積累;等等。用這些基本科學原理來分析，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矛盾，就不會感到有什么大驚小怪，還會通過分析新的經濟現象，充實和發展馬克思闡述的原理。

其實，一種理論學說誕生的時間是否久遠，決不是判斷它是否過時的尺度。我們看到了一種滑稽的現象，有的學者一方面說《資本論》是100年前的著作而過時了，另一方面自己又很熱衷于搬用別的100年前經濟學著作的思想，如，斯密的“經濟人”、李嘉圖的“比較利益”、馬歇爾的“均衡價格”、帕累托的“最優狀態”等。看來，有的人說《資本論》是100年前的著作而過時，是包含著主觀的某種標準的。

因此，說《資本論》是100多年前的著作因而過時了，邏輯上是完全站不住腳的。特別是《資本論》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乃是人類科學思想長河中源遠流長而形成的主流，將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永遠向前奔流而不會沉淀，怎么會過時呢？

這種說法③似是而非，使人感到《資本論》對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失去了指導價值。不錯，《資本論》確實沒有預見到社會主義也要搞市場經濟。但是，這不是一種錯誤。要求馬克思是捏指預言未來具體情況的算命先生，也未免太苛刻、太荒唐了。

理論的局限性這個說法可以有多種含義。一種含義是，理論在一定時間、地點和條件下是正確的，但是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因而對現在的實踐指導受到了限制，需要從實際出發，加以靈活地運用，才能發揮真理的作用;這是相對真理意義上的局限性，在這種含義上，更為恰當的表述是，說某種理論具有真理的相對性。馬克思主義認為，應當從絕對性與相對性的統一上來把握真理，在這種含義上，講《資本論》有局限性，不如講《資本論》的真理有相對性。

局限性的另一種主要含義是，理論本來就含有某種錯誤，只有在這些錯誤之外，理論才有真理性，超出一定范圍，就沒有指導實踐的價值了。有人列舉《資本論》的種種理論性的錯誤(不是指馬克思作為常人在《資本論》中的一般性數學計算錯誤)，來指出它的這種局限性，但是到目前為止，論證《資本論》有理論性錯誤的論據都不充分，所以，在這種含義上講《資本論》的局限性，在學術界并不能取得認同。

局限性還有一種主要含義是，出現了新的情況，原有的理論沒有講到這種情況，不能適應新的實踐的要求，失去了指導意義，因而過時了。《資本論》沒有預見到社會主義也要搞市場經濟，是否就具有這種含義的局限性呢?回答是否定的。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揭示了社會經濟制度演進的一系列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可以使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在一定意義上說，對《資本論》的基本思想理解得越透徹，就越能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越敢于突破傳統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教條所設置的“禁區”，敢于發展市場經濟。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揭示了市場經濟運動的一系列客觀規律，從企業層面看，有資本循環和周轉的經濟運行規律;從市場層面看，有在價值規律作用下的商品價格變動規律、平均利潤率規律和機器大工業技術基礎決定的生產要素流動的規律;從宏觀層次看，有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各生產部門進行實物更新和價值補償的規律，貨幣流回規律;等等。馬克思還強調了一般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分析了股份制的企業形式，指出了所有權關系的分離及其經濟實現形式，等等。馬克思關于市場經濟的一系列原理，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具有客觀真理性，不像資產階級經濟學那樣，帶有拜物教觀念的主觀色彩。任何社會，只要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仍然要求有市場經濟關系與之適應，仍然存在市場經濟關系，《資本論》揭示的規律就在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而起作用。結合實踐弄清和發展這些科學的經濟學原理，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以大大減少盲目性。

因此，對于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說，重要的不是強調《資本論》的局限性，而是充分肯定它的指導意義。

如果我們認真地讀了《資本論》原著，就會發現，馬克思分析資本剝削，側重點并不在描述殘酷剝削的表面形式，而是在揭露具有極大欺騙性的剝削實質上，因為資本剝削的形式是服從剝削剩余價值這個內容的。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在分析資本家與雇傭工人的關系時，要撇開資本家個人壓低工資、必要消費品漲價使工人吃虧等因素，以資本家用貨幣資本與工人的勞動力商品作等價交換為前提，以此證明資本剝削具有表面上平等而實際上不平等的虛偽性。《資本論》列舉了他那個時代工人貧困化的大量實例，不過是為了證實在平等交易下工人受到剝削的殘酷性。而這種殘酷性實質則體現在剩余價值率，或工人提供的無償勞動與有償勞動的比較上。只要這個實質沒有變化，資本主義剝削殘酷性就依然存在，變化的只是殘酷剝削的表現形式罷了。

可見，《資本論》告訴我們，觀察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應透過其自由、平等、民主和經濟繁榮的表面，看到資本剝削剩余價值這種不合理關系。這比能看到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失業、貧民窟、吸毒、賣淫等現象更深刻，也更重要。因此，對于觀察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資本論》非但沒有過時，反而是必不可少的思想武器。

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生活狀況比100多年前確實有了重大變化。這種變化是和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經濟差距進一步拉大聯系在一起的，也是現代社會的物質文明進步的必然現象。但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仍然存在，《資本論》揭示的剩余價值規律仍然在起作用，由此決定的兩極分化、經濟危機這些現象也仍然存在。

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對當代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深感憂慮，他把自己研究這種矛盾的經濟學取名為“蕭條經濟學”（depression economics），很能說明問題。盡管美國是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經濟發展最穩定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然而，克魯格曼卻認為，美國的經濟也存在著危險;并不是每個人都享受到信息經濟發展帶來的繁榮，財富和收入的兩極化程度增加了，“根據官方的統計，許多工人的實際工資水平下降了。即使人們對低收入的人數持有保留態度，但十分清楚的情況是，美國的進步至少使2000萬人～3000萬人生活到了收入逐漸下降的底層”。④

如果克魯格曼在掌握美國經濟現狀的豐富資料的基礎上，能運用《資本論》的基本思想分析問題，他的“蕭條經濟學”肯定能更加客觀而有說服力的。

實際上，《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分析是辯證的，既無情地揭露這個制度的不合理性、對抗性;又從歷史對比的角度，分析了它比奴隸制度、封建制度的文明性，它比自然經濟對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進步性。馬克思指出：“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⑤ 認真領會《資本論》對資本文明面的闡述，對于我們全面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學習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經驗，利用作為多種經濟成分之一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有利因素，不是很有啟發嗎？怎么能說《資本論》過時了呢？

注釋：

①于光遠、董輔礽主編：《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經濟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頁、第264頁。

②于光遠、董輔礽主編：《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經濟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9頁。

③晏智杰：《古典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頁。

④[美]保羅·克魯格曼：《蕭條經濟學的回歸》，朱文輝、王玉清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6頁。

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5-926頁。

（作者系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本文原載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何干強著《資本論的基本思想與理論邏輯》一書，修訂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