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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百周年，世界各地都有隆重紀念；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周年，世界各地也在隆重紀念。紀念，是為了反思，反思戰爭的前因后果，避免再蹈覆轍。

從國聯到聯合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遺產”導致了災難更加慘痛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如何處理“戰爭遺產”，怎樣真正“善后”，而不是埋下另一次戰爭的伏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安排提供了深刻的教訓。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德國失敗告終。處理戰后的“凡爾賽和約”，對戰敗國德國提出了極為苛刻的條件。主導巴黎和會的是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和法國總理克萊孟梭?？巳R孟梭決心把德國“打回1870年”，提出了許多非常過分的要求，諸如要在法德之間建立一個“萊茵共和國”事實上肢解德國等等。雖然他的提議未獲美、英贊同，但“凡爾賽和約”對德仍非常嚴苛，規定法國收回阿爾薩斯-洛林地區，建立萊茵非軍事區。德國東部不僅承認波蘭獨立，而且波蘭獲得了西普魯士的一部分和波茲南的大部分，使德國在歐陸喪失了13.5%的土地和10%的人口；德國的海外殖民地戰勝國瓜分；將德國軍力削減至最低水平；賠償委員會要求德國賠款240億英鎊。德國的賠款數額在凡爾賽會議上沒有確定下來，1921年4月下旬，賠償委員會正式把德國的賠償數定為1320億金馬克，德國應自1921年5月1日起首先交付10億金馬克。德國政府被迫接受了這一方案。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經濟學家凱恩斯在1915年被招入國家戰時財政部工作，于1919年以財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參加巴黎和會，他從經濟學的觀點堅決反對賠償委員會提出的要德國賠款240億英鎊的要求，他認為德國的能力最多只能賠償20億英鎊。由于他的意見無人理會，于是憤然辭職回到劍橋。就在1919年，他出版了《和約的經濟后果》一書，明確提出對德國過于苛刻、超過其賠償能力的要求，最終會導致德國的復仇。他的觀點，當時無人重視，但后來的歷史，被他不幸言中。

這時，惡性通貨膨脹和國家地位一落千丈，全體德國人民對此感到忍無可忍，迫切需要秩序、安定、法律、道德，“誰經歷過那些象世界末日似的可怕歲月，都會有這種感覺：當時必然會有一種反沖、一種令人恐怖的反動－－盡管他對此十分厭惡和憤恨。”“整個民族都在暗中憎恨這個共和國。這倒不是因為共和國壓制了那種放縱的自由，而是恰恰相反，共和國把自由放得太寬了。”為了復仇，“整個一代人都不會忘記和原諒德意志共和國時期的那些歲月，他們寧愿重新招回那些大肆屠殺的人。”（〈奧〉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346、348、349頁）蘇聯著名作家愛倫堡在二三十年代長期駐往西歐，親眼看到法西斯主義興起的全過程。他多次參加德國納粹在繚繞著濃濃劣質煙味的啤酒館、咖啡館的聚會，發現許多激烈的發言者都是工人，這點使他感到難以忍受的痛苦，“當然，我先前就知道在納粹分子中有不少工人，但是在報上看到這一點是一回事，親眼看到卻是另一回事。難道你能說那個上了歲數的工人是法西斯分子？”他痛心地看到，在納粹的選票中，工人選票占了相當大一部分，而“他們之所以投票擁護納粹分子是因為他們憎恨資本主義”。（愛倫堡：《人.歲月.生活》，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中卷，第200、198頁）這些生動直觀的記述，或許更能說明問題。1934年，中國學者盛成到德國柏林開會，房東是位丈夫去世、自己獨居的70多歲的老太太。“晚上，她熄了燈，點了一支蠟燭說：‘我這是為希特勒點的，現在沒有人來救我們，只有他是個救星。’她說這話時，眼淚流了下來……”（《盛成回憶錄》，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頁）

　　“凡爾賽和約”使德國不堪重負，民不聊生，彌漫著強烈的復仇情緒，導致了以復仇、民族主義乃至種族主義的納粹上臺；納粹上臺，直接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雖然一戰后的巴黎和會對戰敗國過于苛刻，遠談不上公正。但痛定思痛，仍透露出一線世界和平的理想主義，決定成立一個超國家的機構以維持世界和平的從理論走向實踐。1919年1月28日的巴黎和會中，通過建立國際聯盟的草擬法案，決定以美國總統威爾遜為首的起草委員會來草擬《國際聯盟盟約》。1920年1月10日“凡爾賽條約”正式生效的這一天，國際聯盟宣告正式成立。凡是在大戰中對同盟國宣戰的國家和新成立的國家都是國際聯盟的創始會員國。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提議創建國聯的美國卻不是國聯成員國。因為美國孤立主義仍然濃厚，雖然威爾遜親自參加巴黎和會，并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起草國際聯盟條約上，最后又使盟約列入《凡爾賽和約》的第一部分，國會否決了威爾遜總統的但美國國會沒有批準《凡爾賽和約》，美國也就沒有參加國聯。

雖然成立了國聯，但國聯的權力非常有限，能力自然也非常有限，根本無法制止不斷發生的弱肉強食的戰爭。如“九一八”事變后著名的“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得出了“日本占領行為是錯誤的”、“滿洲須交還予中國人”的結論，并且在國聯大會得到除日本外的幾乎全票通過。然而，這些對日本無任何效力。法西斯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亞，國聯也無力制止……由于國聯并不能阻止戰爭，所以不可避免地走向破產。

1946年4月國聯宣告解散，財產和檔案全部移交給新成立的聯合國。盡管如此，“國聯”畢竟是和平國際社會理念一次重要實踐，第一次成立一個全球性超國家組織的可貴實驗。也正是汲取了國聯權力過小的教訓，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成立的聯合國，其權力比國聯大了許多，甚至可派遣“維和部隊”。聯合國的權力比國聯大增，也就意味著其成員國讓渡了更多的國家主權。在全球化時代，各主權國家向聯合國、“世衛”、“世貿”、“世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超國家機構讓渡部分主權，是緩解國家間矛盾、摩擦、沖突的必要條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近七十年，未再發生世界性戰爭、一些局部戰爭得到了有效制止、限制，防止其擴大，聯合國等超國家機構確實起了重要作用。

          中國兩次“站對”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在勝負未定的情況下宣布參戰，加入法、 英、俄為首的“協約國”。戰爭結果，協約國勝，證明中國此次“站隊”“站對”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是反法西斯同盟的“同盟國”一方重要成員，而且是反法西斯的“戰時四強”之一。戰爭結果，同盟國勝，證明中國此次“站隊”又“戰對”了。但這次“戰對”與第一次“戰對”非常不同，甚至可以說有本質不同。第一次，僅是勝負意義上的“對”，而無正義價值意義上的“對”。而第二次“對”，不僅有勝負意義上的“對”，更有正義價值意義上的“對”。

從勝負之“對”來說，抗日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次戰爭中，中國可說“選對邊”。抗日戰爭的確是百余年來中華民族在大規模反侵略戰爭中第一次取得全面的、徹底的勝利，而且在抗戰期間，以英、美廢除對華不平等條約為先導，百余年來列強強加在中國身上的不平等條約已基本廢除，租界已經收回，領事裁判權被廢除，被日本強占半個世紀的臺、澎列島回到祖國的懷抱，中國在新創立的聯合國任常任理事國，百年積弱的中國一躍成為“五強”之一。這場可歌可泣的偉大戰爭，值得紀念的方面太多太多：中國民族在這場戰爭中表現出的英勇頑強、堅忍不拔的民族精神，最廣泛的全民族動員、全民族的空前團結，彼此血戰十年的黨派在面臨亡國之險時捐棄前嫌共赴國難……從正義價值原則意義上之“對”來說，是中國在這次戰爭中的價值選擇與堅守。有必要再次強調，中國在這次戰爭中“選對邊”，并非指與幾個強國結盟取得了最后勝利，而是有自己是非善惡、正義與非正義的價值判斷，選擇了善與正義這一邊。與完全是“列強”為瓜分世界而引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同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具有鮮明的價值特征，一方是民主、自由的代表與象征，另一方則是兇殘的法西斯主義。中國堅定地選擇了民主、自由這一邊。民主與自由，成為反法西斯陣營的價值共識。

二戰結束，正義戰勝邪惡，中國參與聯合國的創建，也參與起草了“聯合國憲章”。“聯合國憲章”的開篇之句充分體現了這種價值共識：“我聯合國人民同茲決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創造適當環境，俾克維持正義，尊重由條約與國際法其他淵源而起之義務，久而弗懈，促成大自由中之社會進步及較善之民生，并為達此目的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鄰之道，和睦相處，集中力量，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接受原則，確立力法，以保證非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運用國際機構，以促成全球人民經濟及社會之進展，用是發憤立志，務當同心協力，以竟厥功。”

“ 聯合國憲章”以最簡潔的筆觸深刻表達了包括中國抗日戰爭在內的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價值共識。在全球化的今天，對這種價值共識的維護與遵從，依然是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也應是紀念二戰結束、抗日戰爭勝利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