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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本來這個題目沒啥好寫的。天涯的匣中劍已經(jīng)有一篇駁斥文，不過對象是戴晴的書。近日因為學(xué)校里一些take HC809的同志求該課程textbook徐中約著《中國近代史》(下稱做“徐作”)，無意中翻了翻這本書，居然又發(fā)現(xiàn)了這句話，勾起咱家磚頭的興趣，特作此文。徐作P595提到這句話，原文如下：

　　“毛澤東告誡干部要充分利用抗日戰(zhàn)爭的時機壯大自身。他說：【我們確定的政策應(yīng)當(dāng)是百分之七十?dāng)U張，百分之二十對付國民黨，百分之十抗日。】”

　　其實很明顯，這不可能是毛的原話：毛澤東下指示不會用“百分之”這么文縐縐的詞匯，這里用“成”或者“分”更符合太祖的習(xí)慣。實際上，徐著的這句話是二手貨，而來源其實文中也給出了，參見徐著對這句話加的注釋：

　　“這段話時常被人引用，參見F.F.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29(Princeton, 1956)，206;Chiang Kai-shek, Soviet Russia in China: A Summing up at Seventy (New York, 1957), 85;和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Cambridge, Mass,1963),58."

　　這段注釋里面提到的三本書，第一本徐犯了一個很明顯的錯誤：這本書的名字是F.F.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Princeton, 1956)，而不是1929。該書作者為劉馥，抗戰(zhàn)期間曾任職于參謀本部，也擔(dān)任過實地作戰(zhàn)業(yè)務(wù)，曾兩度受傷并獲勛。復(fù)員后赴美普林斯頓大學(xué)深造，1951年獲得博士學(xué)位。該書采用中英日法德俄等語言的資料，綜述起自黃埔建軍，止于黨國轉(zhuǎn)進臺灣的軍史和重大戰(zhàn)役。該書中文版由梅寅生翻譯，中文名《中國現(xiàn)代軍事史》，于1986年由臺灣東大圖書公司出版。

　　其實這個錯誤很明顯：一本介紹1924～1929年的書怎么會提到太祖1937年說了什么?而且1924～1929這個時間段也很奇怪，這一年沒有發(fā)生足夠重大的軍事事件作為時間分野。

　　很遺憾，這本書咱家手頭沒有。先放下不表。

　　第二本《蘇俄在中國》，作者是蔣介石。這本書英文版咱家沒有，不過中文版倒是有的——實際上在wiki百科上也有，有興趣自己看。在該書第三章第14節(jié)是這樣提到這句話的：

　　“二十六年之秋，朱德率領(lǐng)第八路軍從陜北出發(fā)時，毛澤東向其部隊講話，其要點如下：

　　(一)「中日戰(zhàn)爭是中共發(fā)展的絕好機會。我們的決策，是七分發(fā)展，二分應(yīng)付(對國民政府)，一分抗日。」

　　(二)「這一決策，可分為三個階段來實施： 　 第一階段，與國民黨妥協(xié)，以求生存發(fā)展; 　 第二階段，與國民黨取得力量平衡，而與之相持; 第三階段，深入華中各地，建立華中根據(jù)地，向國民黨反攻。」”

　　這倒不是三無(時間、地點、人物)產(chǎn)品，而且比起徐著的文字，要“原汁原味”得多。但是很可惜，這次蔣介石居然沒有寫出處!按說，這等話如果真的存在應(yīng)該是以機密呈給蔣介石，出處肯定是有的：秘密報告也好，中共文件也好，總得有一個，但是很遺憾，蔣介石什么都沒有寫。另外，由于蔣介石身份問題，他在這里用這句話，其可信度本來就要打個折扣。這和早年中共方面說“衡陽第10軍投降是早有勾結(jié)”完全是宣傳，不可信是一個道理。

　　第三本，恰好咱家手頭也有。在該書58頁是這么寫的：In the fall of 1937 Mao gave secret instructions that "Our fixed policy should be 70% expansion, 20% dealing with the Kuomingtang, and 10% resisting Japan."

　　其實對照一下，就知道徐著的二手貨正是從這段話翻譯過來的。好吧，讓我們看看這段話的來歷。

　　對這一條該書也列了注釋。查該注釋，內(nèi)容如下：

　　This statement has been attributed to various source, and regardless of its form or origin is an authentic statement of the Communist policy. See Chiang Kai-shek, Soviet in China (New York, 1957),P85; A.C.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 1958), p.283; and Liu. Military History, P.206.

　　同樣是三個Source，第一個和第三個我們很熟悉，分別是蔣介石和劉馥.第二個是魏德邁，關(guān)于此人背景這里咱家就不普及了……很有趣的是，引用了1944年才到中國的魏德邁將軍的報告，卻沒有引用1942年就到中國的史迪威將軍的報告——抑或是史迪威壓根就沒提到這句話?

　　不管如何，1.魏德邁的報告其可信度不可能比史迪威高，2.作為一個美國軍人，魏德邁的消息來源不會比蔣介石更可信。當(dāng)然了，在一些人嘴里，史迪威通共是翻不了案了的——當(dāng)然這完全是胡扯，說史迪威完全是站在美國的立場上來指導(dǎo)中國抗戰(zhàn)是正確的，說老史通共就是徹底的扯淡了。說他通共還不如說FDR通共更有證據(jù)支撐——所以史迪威不寫是“正常”的。如此說來，這本書所引用的三個source其實壓根就算不上various source

　　這樣一來，各種資料就指向了兩個來源，一個是蔣介石的《蘇俄在中國》，一個是劉馥的《中國現(xiàn)代軍事史》。前者已經(jīng)說過，可信度要打大大的折扣——且不提由于《蘇俄在中國》這本書居然把蘇聯(lián)對廣州革命政府以及北伐軍的各種援助給“諱”了這一事實使得該書的真實性本身就要打個大大的折扣，后者老實說，沒查到。不過考慮1924～1949這個年代代表了從廣州革命政府開始北伐到國民黨勝利轉(zhuǎn)進寶島，這本書的資料應(yīng)當(dāng)也是來源于黨國方面，和蔣介石一樣。

　　綜上，徐著所引用的來源基本可以確定是來自于黨國的“宣傳”。

　　好吧，那我們就看看黨國的來源如何。首先是考察可能的來源。軍統(tǒng)和中統(tǒng)的頭領(lǐng)級人物回憶錄咱家手頭各有一本，分別是沈醉和陳立夫的回憶錄。

　　沈醉回憶錄完全沒有提到這回事——當(dāng)然，在一些人看來，這可以用沈醉被俘投敵因而“為尊者諱”來解釋。很好，再來看陳立夫的回憶錄。

　　陳的回憶錄《成敗之鑒》在P208的確是有這么一章：“共黨之不守信”，但是偏偏就是沒有毛澤東這段話。現(xiàn)把本節(jié)全文內(nèi)容抄錄如下：

　　共黨之不守信

　　共黨和本黨談判合作，就我所知，多是不守信的，在民國二十五年周恩來及第三國際代表潘漢年和我們洽商和平事，協(xié)議發(fā)表共同抗日宣言，表示全民一致，其內(nèi)容包括徹底實行三民主義等四項原則。孰料抗日戰(zhàn)爭開始，為時不及半年，共黨就秘密命令其所屬對外宣布：“共赴國難一致抗日宣言”，所謂四項原則是一項幌子，實際是壯大自己，其策略是：“聯(lián)絡(luò)上層，奪取下層，打擊中層”，舉例來說，在上層則和我們軍事長官聯(lián)絡(luò)，在下層則設(shè)法拖走我們的軍隊，背叛他們的直屬長官。

　　我獲悉這一陰謀后，便將此密件面報蔣委員長，他看了后認為這情報是不可靠的，且以為離間國共合作關(guān)系的文件，并問告密的人是誰?我不得不將此人的姓名告知蔣委員長，蔣委員長竟懷疑此密件是偽造的，嗣后竟把告密者東北同志拘禁起來。

　　在此事件發(fā)生不久，我軍退至漢口，閻錫山先生自山西飛來漢口向蔣委員長報告軍情并順便拜訪我，我即告以共黨密謀“壯大自己”的上述陰謀，他聽了也不大相信，但豈料返回山西不久，他就發(fā)現(xiàn)有好幾團的軍隊被共黨“挖”走了，時候，閻向人談及此事件時，曾表示悔恨當(dāng)時未接納陳立夫先生的忠告，致未事先防范，造成軍隊的損失，至此，他才認清了共黨的真面目。那時共黨從山西渡黃河到山西，由于地緣關(guān)系，軍隊常有往來，并因此共軍也高喊抗日，便不疑有他，不了卻因此喪失不少軍隊。

　　后來，蔣委員長識破共黨真相后，經(jīng)我建議，乃把當(dāng)初提供上述密件的東北同志予以開釋，由此可知以蔣委員長之明智尚有判斷錯誤之時，可見共黨之虛偽狠毒實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全文未見徐作所引太祖的話，僅僅提到所謂“聯(lián)絡(luò)上層，奪取下層，打擊中層”的策略，其差距實在不可里記。難道是因為陳沒有“資格”知道么?從文中看，顯然不可能。

　　我們再來看看國軍軍內(nèi)高級將領(lǐng)是否知情。手頭有白崇禧的回憶錄，里面完全沒有提到這回事。當(dāng)然，果醬們可能會說這是因為該書是解放軍出版社出版，所以是“潔本”。很可惜，該書連“北伐期間共黨之陰謀”一節(jié)都沒有“潔”掉，拿這個理由實在是不可信。除了小諸葛回憶錄之外，陳誠抗戰(zhàn)回憶錄里也完全沒有提到太祖這句話，反而有“年來賞罰不嚴(yán)，貪污不治，實為共黨對民眾尤其對青年宣傳上最有力之口實，亦即本黨政績不佳之最大之原因”的話。以白、陳二人在國軍中的地位尚且不提此事，這話的可信度難道不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么?

　　另外一位理應(yīng)知情的重量級人物，是叛黨的張國燾。然而，張老四在回憶錄中雖然對毛澤東口誅筆伐大送帽子，卻從來沒有哪怕是提到過這句話，更別說證明太祖提過太祖說過這話。

　　結(jié)合沈、陳(立夫)、白、陳( 誠)、張的回憶錄，黨國究竟是從哪兒得知這句話，又是什么時候得知這句話，實在是大大的問號，可信度更是一個大大的問號。

　　再看看中共方面的文獻。在《蔣總統(tǒng)秘錄》一書中，明確提到這話是毛澤東于1937年9月26日朱德率領(lǐng)第八路軍從陜北出發(fā)時在延安所說。查《毛澤東年譜》，9月26日條目下只有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慶祝八路軍取得第一個勝利(即9月25日的平型關(guān)大捷)。顯然，《蔣總統(tǒng)秘錄》中的說法已經(jīng)不攻自破：平型關(guān)之戰(zhàn)已于9月25日結(jié)束——這點黨國方面顯然是承認的——難道在第二天，朱德還率領(lǐng)八路軍從陜北出發(fā)么?

　　至此，結(jié)合中共和黨國雙方的資料，我們已經(jīng)可以確認：徐著中所引用的毛澤東的話，純屬捏造。

　　參考文獻：

　　徐中約 《中國近代史》中文大學(xué)出版社(港)

　　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Cambridge, Mass,1963)

　　成敗之鑒 陳立夫 正中書局(臺)

　　沈醉回憶錄 九州圖書出版社(大陸)

　　白崇禧回憶錄 解放軍出版社(大陸)

　　陳誠回憶錄

　　蔣總統(tǒng)秘錄

　　蘇俄在中國

　　我的回憶 張國燾 明報月刊出版社(港)

　　我的回憶 張國燾 東方出版社(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