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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給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災難

點擊：作者：?郭松民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0-09-04 13:34:32

“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給日本帝國主義壯了膽，鼓了氣。”

一

抗日戰爭勝利75周年，一個偉大的日子。

抗日戰爭，對中華民族而言，有很多勝利的經驗需要總結和繼承，也有很多慘痛的教訓需要汲取。

目前看這兩個方面都做得很不夠。

最近十幾年來，在宣傳抗日戰爭時，出現了很多明顯偏向。

比如，只宣傳正面戰場，不宣傳敵后戰場；只強調正規作戰，無視乃至刻意貶低人民戰爭；完全混淆國民黨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的片面抗戰路線與共產黨依靠人民群眾和全民族力量共同抗戰的全面抗戰路線的區別，等等。

這其中，一個最為致命的偏向，是刻意遮蔽了蔣介石貫穿整個三、四十年代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路線。

比如，著名的盧溝橋抗日戰爭紀念館，就把一開始設置的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展區，改成了“正面戰場，繼續作戰”展區。

遮蔽了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一面，就無法解釋抗日戰爭為什么會打得那么艱苦？中國的損失為什么如此慘重（3000萬以上的人口損失，5000億美元以上的經濟損失）？更無法解釋，中國作為戰勝國，為什么在領土、主權方面遭受的損失，甚至比戰敗國還要嚴重？

概括來說，不認真剖析、批判蔣介石一直堅持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路線，就不能正確總結以巨大代價換來的抗日戰爭經驗教訓，就存在未來重蹈覆轍的危險。

二

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并不是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之后才突然出現的，而是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就成了國民政府的既定政策。

1931年8月16日，面對日本關東軍日益猖獗的挑釁，蔣介石從指揮“圍剿”紅軍的南昌行營的致電張學良：

“無論日本軍隊此后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沖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于不顧。”

現在，有些急于替蔣介石辯護的人，故意把歷史研究引進碎片和細節的迷宮里，追究“九一八”之夜蔣介石究竟有沒有給張學良發“不抵抗”的電報，其實有沒有這封電報并不重要，張學良在被軟禁了一生之后說了些什么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抵抗”就是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的既定方針，東北軍不過是執行了這一方針罷了。

8月22日，距離“九一八事變”只有不到一個月了，蔣介石又在南昌公開宣稱：

“中國亡于帝國主義，我們仍能當亡國奴，尚可茍延殘喘，若亡于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

現在，媒體都喜歡不厭其煩地重復蔣介石1937年廬山談話中的一句空話，即“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但對蔣介石這樣一句更能表露心跡的言論，卻采取了視而不見的態度。

蔣介石的這句話，相當直白、誠實，沒有任何模糊解讀的空間，等于公開宣布，他要把“我們”的利益凌駕于中國的利益，中華民族的利益之上。

那么，“我們”是誰呢？

當然不是中國人民，而是作為蔣介石政權階級基礎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

蔣介石說出這樣極端的“寧亡于帝國主義，不亡共產黨”的話，倒也并不是像今天某位在網上活躍的總編輯那樣因為不懂辯證法而說過頭話，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結果。

事實上，當蔣介石在1927年勾結東南買辦集團發動四一二政變，背叛國民革命，放棄“打到帝國主義”的口號之后，蔣介石建立的南京國民政府，就無非是各帝國主義在中國利益的代理人。

對買辦資產階級來說，“中國亡于帝國主義”有什么可怕呢？“我們”無非是繼續做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區別僅在于，是做英美帝國主義代理人，還是做日本帝國主義代理人。

帝國主義統治殖民地是需要走狗的，因此也會給走狗一定地位和好處。

溥儀在關內一直想重登帝位，但屢遭失敗，還被馮玉祥趕出了紫禁城，可是到了關外，在日本關東軍的刺刀庇護下，他就做了偽“滿洲國”的“皇帝”。

孫中山去世后，汪精衛在國民黨內和蔣介石爭權，總是處于下風，當他投降了日寇之后，就當上了偽“國民政府”的主席兼行政院長，終于滿足了“領袖欲”。

在抗日戰爭進行的大部分時間里，日本也一直對蔣介石進行政治誘降活動，開出的條件遠比對汪精衛優惠，包括“同意蔣介石返南京，建立統一政府”，也就是說，如果蔣介石愿意投降，日本還是會把偽政權的頭把交椅交給他。

有了日本方面的交底，蔣介石就更有“信心”了，抗日也就更加消極，他甚至把抗日變成了一項有利可圖的“生意”，變成他源源不斷地索要美援的一個借口，聲稱“如美國再不援救，中國便單獨媾和”，似乎抗日是美國的事而不是中國的事。

三

在抗日的問題上，地主階級的表現也不比買辦資產階級更出色。

比如在東北地區，偽“滿洲國”的地主階級就整體上投靠了日本侵略者。電影《暴風驟雨》里的大地主韓老六、自傳體小說《高玉寶》里的地主周扒皮，都是靠依附日本殖民者作威作福，魚肉鄉里的。

在華北、山東、華南的日本占領區，地主、鄉紳也大量出來組織“維持會”、出任偽保長，向侵華日軍提供糧秣、民夫，提供敵后抗日武裝的情報，成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奴役中國人民的工具、幫兇。

在當下的電影、電視劇中，“鄉紳抗日”是一個重要主題，似乎他們個個深明大義，毀家紓難，但實際情況遠非如此。

在早期的文藝作品中，對地主、鄉紳與日寇的合作多有揭露，比如抗戰期間創作的《白毛女》，惡霸地主黃世仁就是維持會長，他被抗日民主政權判處死刑，不僅因為他欺男霸女，也因為他是漢奸；在五十年代初拍攝的電影《平原游擊隊》中，李莊的大地主就是漢奸，正是他帶領鬼子隊長松井少佐挖開了鄉親們藏身的地道，他的兒子則是漢奸便衣隊長；在現代京劇《沙家浜》中，蘇南本地大鄉紳“刁老太爺”也是一個確定無疑的漢奸。這些地主形象都有現實原型。

對于買辦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來說，“中國亡于帝國主義”并沒有那么可怕，他們可以照樣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真正可怕的是毛主席、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因為這場革命是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是要徹底推翻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統治，徹底推翻買辦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統治的，蔣介石之所以要“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正是因為意識到了這一點。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中國的抗日戰爭，因為有毛主席、共產黨的領導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參與，才別開生面，成為一場真正的民族解放戰爭。如果只有蔣介石、國民黨的“抗戰”，那么這種“抗戰”無非是不同的帝國主義集團爭奪中國的手段罷了——失敗則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成功”則淪為美國的殖民地。

現在很多善良網友以“都是中國人”為前提替蔣介石和國民黨辯護，是因為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中國人”和“中國人”不同的，蔣介石在前門半心半意地“抵抗”了日本帝國主義，卻在后門把中國全盤出賣給了美帝國主義。毛主席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將蔣介石政府稱為“南京美國殖民政府”，不是任何意義上的修辭或諷刺，而是一種恰如其分的定性。

四

下面具體說說蔣介石是如何執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路線，以及產生了怎樣的結果。

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路線，具體體現為“攘外必先安內”政策。

表面上看來，“安內”而后“攘外”是符合邏輯的。

但關鍵在于，“安內”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改良政治，改善民生，實現中華民族的大團結，共同抵御外侮；另一種是站在買辦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立場上，不放棄絲毫利益，用暴力鎮壓工農大眾的反抗以及國內的其他政治、軍事集團。

蔣介石選擇的是第二種，結果是越“安”越亂，極大地消耗了中國有限的國防力量，使日本帝國主義趁虛而入。

1931年7月23日，“九一八事變”已如箭在弦，但蔣介石不是要求張學良做好應變準備，反而發表《告全國同胞書》，正式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稱“不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乃不能攘外”。

從1930年到1934年，蔣介石先后對贛南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了五次“圍剿”，尤其是·1933年10月發起的第五次“圍剿”，蔣介石共動員了100多萬兵力，200多架作戰飛機，持續作戰時間一年以上，規模和時間都遠超四年之后的“淞滬會戰”。

1933年1月，日軍進占山海關，開始進攻華北。而此時蔣介石卻在福建忙于鎮壓“一二八淞滬抗戰”的有功部隊第十九路軍，并在得手之后撤銷了十九路軍的番號，使這支名揚四海的抗日部隊成為了歷史。

1936年，蔣介石不去收復東北失地，反而強迫痛失家園的東北軍和西北軍繼續圍攻共產黨的陜北革命根據地，終于激成“西安事變”，才被迫停止內戰。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7月28日、30日，日寇相繼占領北平、天津，在全國同胞的強烈抗議下，蔣介石不得不發表《告全體將士書》，表示“和平既然絕望，只有抗戰到底”，還是一副不情不愿的樣子，直到1941年12月9日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后，蔣介石才追隨美國對日宣戰，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對日宣戰晚了整整10年。

實際上，日本在30年代初期并沒有完成工業的軍事化，重工業只占其工業總值的38%，根本無法滿足全面侵華戰爭需要，1931年，日本的軍事工業僅生產步槍3613支，機槍514挺，火炮90門，坦克12輛，飛機410架。甚至彌補不了一次大規模戰役的消耗。

因此，關東軍少壯派發動“九一八事變”帶有很強的賭博性質，如果蔣介石、張學良能夠奮起抵抗，與日軍周旋到底，不讓日本輕易得手后利用東北的豐富資源以及有利的地緣態勢，則日本是不是敢于在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就很難說。正如駐北平的日本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給關東軍的秘密報告中所說的那樣：

“須知‘9.18’迄今之帝國對華歷次作戰，中國軍因依賴國聯，而行無抵抗主義，故皇軍得以順調勝利。倘彼時中國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則帝國在滿之勢力，行將陷于重圍……”

從這個角度來看，正是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給日寇壯了膽，鼓了氣，直接導致了日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這是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最大惡果。

五

全面抗戰爆發后，蔣介石及國民黨軍隊又是怎樣抗戰的呢？

在戰略防御階段（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也就是國民黨抗戰“比較積極”的階段，國民黨先后進行了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忻口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等，所有這些會戰，由于蔣介石在戰略、戰役指導上的拙劣以及國民黨軍內部的腐敗和階級壓迫所導致的士氣低落等因素，均以失敗告終。

1938年6月9日，蔣介石命令在花園口炸開黃河南岸大壩，雖然暫時遲滯了日軍進攻，造成上百萬中原老百姓的直接死亡或間接因饑荒而亡。

在戰略相持階段（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隨著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后開辟抗日根據地，日本逐漸將主要兵力用于敵后戰場，對蔣介石則采取了以政治誘降為主的方針。隨著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落水當漢奸，大量國民黨軍也隨之投降，偽軍總數高達210多萬人，其中很大一部分原中央軍還繼續從蔣介石那里領取軍餉和補給，專門進攻解放區。

這一期間，蔣介石的“抗戰”壓力大為減輕，也把主要精力轉向反共，分別于1940年、1941年、1943年發起三次反共高潮。

1941年1月6日，蔣介石集中7個師8萬多人的兵力，突然包圍新四軍軍部及直屬部隊9千余人。新四軍英勇抗擊，激戰7晝夜，終因眾寡懸殊, 彈盡糧絕，除傅秋濤率2000余人分散突圍外，少數被俘，大部壯烈犧牲。軍長葉挺被扣，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突圍后遇難，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也是蔣介石在這一期間所取得的唯一“軍事勝利”。

戰略反攻階段（1944年1月至1945年8月）。1944年，毛主席、共產黨領導的敵后軍民在華北、華中、華南地區，對日偽軍普遍發起局部反攻，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之下，完全靠著自己的努力，解放了1億人民，約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

與此同時，國民黨卻在日軍發起的豫湘桂戰役中大潰敗，先后喪失了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等省的大部分和貴州省的一部。

概括來說，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抗戰，始于潰敗，終于潰敗，直至日本投降也沒有開始反攻，就這樣以極不光彩的形象結束了抗日戰爭。

根據國民政府國防部1946年的統計：抗戰八年，國民黨軍共斃傷日軍48萬3708人，沒有消滅任何偽軍。

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公布的數據：抗戰八年，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游擊隊共斃傷日軍52萬0463人、偽軍49萬0130人，俘虜日軍6213人、偽軍51萬2933人，日軍投誠746人、偽軍反正18萬3632人。

考慮到抗戰爆發時，國民黨軍共有260萬人，蔣介石并且把持著中央政府和全部外援，毛主席、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只有3萬多人，這樣的戰果對比是極其驚人的。

六

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路線，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巨大災難，這其中最根本的教訓，就壟斷政權的買辦資產階級用自己的利益冒充、綁架了中華民族的利益，把自己的利益凌駕于中華民族的利益之上，這也是中國在抗戰勝利后，仍然不能擺脫半殖民地地位的根本原因，只是到四年之后，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買辦資產階級政權被徹底推翻，中華民族才獲得了完全的獨立和解放。

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人民戰爭的偉大勝利！中國的命運，必須牢牢掌握在中國人民手中，牢記這一點，就是對抗日戰爭的最好紀念！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載“獨立評論員郭松民”微信公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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