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脫離群眾是蘇共敗亡的一個重要原因。蘇共作為一個長期堅持群眾路線的無產階級政黨，后來卻逐漸脫離群眾，主要原因是思想上僵化教條、不思進取，組織上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重，作風上特權思想彌漫、享樂主義盛行，生活上奢靡之風泛濫。蘇共執政后期在指導思想、制度建設、作風建設、廉政建設等方面逐漸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方針，存在嚴重的黨風不正現象。為避免重蹈蘇共覆轍，我們應汲取蘇共垮臺教訓，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加強黨的建設，時刻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1991年，蘇聯政局突變，蘇聯共產黨解散，國家政權更迭，社會發展道路改弦易轍。反思蘇共興衰的歷史可以總結出一個政黨興衰的規律，即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充分證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贏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黨就能夠克服任何困難，就能夠無往而不勝。” “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帶領中國人民取得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勝利，是因為始終能夠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保持黨同群眾的血肉聯系。而蘇共“20萬人時建國、200萬人時衛國、2000萬人時卻亡國”的重要原因，就是蘇共背離了人民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持續泛濫，敗壞了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最終被人民拋棄。今天，回顧蘇共脫離群眾的過程，具有重要的教育意義和警示意義。 蘇共在建黨初期，高度重視黨與群眾的關系問題。列寧曾說：“只靠共產黨員的雙手來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共產黨員不過是滄海一粟，不過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他身體力行，始終密切聯系群眾，親自接待群眾來訪，傾聽群眾呼聲，創立了“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取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而他本人卻生活簡樸，對自己和家人要求極為嚴格。赫魯曉夫擔任蘇共最高領導人之后，理論脫離實際、干部脫離群眾的不良習氣逐漸蔓延開來。在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的黨風問題已十分嚴重，并延續到戈爾巴喬夫擔任蘇共最高領導人時期。戈爾巴喬夫對黨和群眾的進一步背離、背叛，最終導致蘇共垮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蘇共走向沒落的整個歷史過程中，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固然是導致蘇共敗亡的直接原因，但是蘇共后期對黨的根本宗旨以及群眾路線的全面背離，無疑是蘇共失敗的深層原因。蘇共高層逐漸脫離人民群眾，主要體現在思想、組織、作風、生活等方面的腐化蛻變。勃列日涅夫擔任蘇共最高領導人時期通常被認為是蘇聯社會發展的鼎盛時期，尤其在其任職初期，整個蘇聯社會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穩定與繁榮之象。在勃列日涅夫主持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1966～1970年），蘇聯的社會總產值年均增長率達到7.4%。20世紀70年代中東戰爭爆發，國際油價大幅上漲。蘇聯通過大量出口石油和天然氣，獲取了巨額的能源外匯。1970～1980年，蘇聯石油開采量從3100萬噸增長到3.12億噸。僅石油出口一項，每年的外匯收入就高達160億美元。在經濟增長和石油外匯增加等利好因素的刺激下，這一時期蘇聯人民整體生活水平也達到了歷史最高點。在外交方面，憑借數量龐大的核武器與強大的軍事實力，蘇聯奉行與美國針鋒相對的爭霸戰略。對于此時正深陷石油危機與越戰泥潭的美國而言，蘇聯儼然已經成為真正能夠與其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然而，在勃列日涅夫任職中后期，蘇共高層逐漸喪失了改革的決心和意志，思想上故步自封、工作上因循守舊，黨內普遍彌漫著安于現狀、不思進取的風氣。在黨內盲目追求“穩定”的濃厚氛圍中，被稱為“老好人”的勃列日涅夫淡化了列寧時期布爾什維克黨的崇高信仰，喪失了革命黨人一往無前的斗志。1967年，勃列日涅夫提出蘇聯已經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的論斷。這一論斷既脫離實際，又缺乏足夠的理論支撐，卻被宣傳為蘇共歷史上的“理論飛躍”，蘇共黨內的改革步伐漸行漸緩。隨著蘇共全黨對“發達社會主義”理論的不斷追捧，1971年蘇共二十四大之后，由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主持的經濟改革被迫中斷。在勃列日涅夫所謂的“發達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整個蘇聯社會沉浸在全力論證這一理論合理性的氛圍之中。與之相比，真正意義上的務實的“改革”“創新”卻被束之高閣，無人問津。到了勃列日涅夫任職后期，教條主義、享樂主義、盲目樂觀主義作風幾乎蔓延至整個蘇聯社會，蘇聯停止了前進的腳步，陷入“停滯”狀態。關于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列寧曾有過精辟的論述，“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產生，應該歸咎于那些拒絕在中央機關領導下進行工作、因而使得難以避免形式主義地處理問題的人”。也就是說，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反對和拒絕黨的集中統一領導而為個人和小集團利益服務的工作作風。若任由其發展蔓延，必將有損黨的權威。蘇共后期，彌漫于干部隊伍中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作風愈發濃重，造成黨群關系進一步惡化。蘇共宣傳領域中的形式主義尤為嚴重。自赫魯曉夫以來，蘇共的最高領導層普遍缺乏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對于在實踐中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在理論宣傳上實現創新與突破并無突出貢獻。理論缺失導致思想路線長期得不到更新，無法與時俱進，進而造成宣傳工作內容的空洞與乏味。蘇共宣傳在多數情況下只是摘取馬列主義個別言辭和論斷作為判斷是非的唯一標準，絲毫不考慮現實需求和群眾呼聲，長篇累牘和千篇一律的套話、官話充斥著宣傳領域。這種教條式的宣教方式使得意識形態工作逐漸僵化，弱化了馬克思主義認識社會和改造社會的強大功能，造成馬克思主義思想引領和社會動員能力的下降，掩蓋了不斷加重的社會矛盾與問題，割裂了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勃列日涅夫任職時期，“官僚主義、本位主義、機關專權和獨斷得到了史無前例的所謂雙倍的泛濫”。為了追求干部隊伍狹隘意義上的穩定，蘇共領導層長期不進行更新和輪換，形成了事實上的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勃列日涅夫批評赫魯曉夫的干部輪換制，認為“沒有道理地調動和更換干部，使工作人員缺乏信心，妨礙了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為不負責任現象的產生提供了土壤”，廢除了蘇共中央委員會和黨委會每次改選必須更換1/3成員的做法。在赫魯曉夫時期，中央委員連選連任者占49.6%，到蘇共二十二大的時候，中央委員連選連任者占79.4%，到蘇共二十五大時為83.4%，二十六大時已經上升到90%以上。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變動更小，18年中只換下12人。這導致青年干部難以成長，優秀人才無法在年富力強時進入重要的領導崗位，領導層思想進一步僵化和保守。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官僚集團反對改革、抵制創新，滿足于維持現狀，這致使國家錯失發展良機。在革命與戰爭年代，蘇共曾沖鋒在前、不怕犧牲，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取得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成就和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但是，隨著執政地位的穩固與黨內監督約束機制的廢弛，蘇共內部的享樂主義風氣開始在全黨范圍內不斷蔓延。隨著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黨政干部隊伍的膨脹與固化，一個特殊的官僚特權階層逐漸在黨內形成。這一階層的主體力量是那些握有實權的黨政干部，他們位高權重，自成一體，具有極大的隱蔽性、自私性、貪婪性和保守性。蘇共的各級官員按照官職大小、地位高低享受不同的待遇。職務越高，特權越大，享有的種種物質待遇同普通群眾之間的差距也越大。如勃列日涅夫的私人好友尼古拉·曉洛科夫（Николай Щёлоков）大將，任內務部部長長達17年，將內務部第一大型國家別墅和曾作為內務部迎賓館的第八國家別墅據為己有，其中的一個別墅里光地毯就一張疊一張地堆放了七層，連俄羅斯著名畫家的油畫都被放在了床下。特權階層不僅堂而皇之地享受各種優厚待遇，還利用手中的特權在流通領域中倒買倒賣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大發橫財。1980年破獲的“黑魚子醬走私案”涉及漁業部、商業部、食品工業部、太平洋艦隊等300多名干部，使國家遭受幾百萬盧布的經濟損失。在蘇聯社會經濟資源匱乏、生活水平不高的情況下，特權階層的優渥生活引發了廣大群眾的不滿。此外，特權階層利用各種關系結成“政治同盟”，相互提攜、包庇，逃避黨紀國法的監督與制裁，進一步加劇了社會不公，敗壞了社會風氣，破壞了黨群關系。勃列日涅夫時期，干部隊伍任人唯親成為普遍現象，“對上級領導個人的忠誠”成為選拔干部的原則。社會各界優秀人才無法進入權力核心，能力平平的干部子弟和領導親朋卻可以依靠裙帶關系輕松獲得高位。領導干部隊伍的固化、自我封閉和任人唯親現象愈演愈烈，他們極力維護現行體制，拒絕反思與變革。這導致社會流動性的降低甚至停滯，嚴重損害了社會主義的聲譽，制造了社會鴻溝。對上級唯命是從、對群眾呼聲視而不見、山頭主義等腐朽變質的風氣逐漸在黨政部門滋生，大批黨員干部不再將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而是竭力維護并擴大自己的特權和既得利益。隨著大量腐敗現象被公之于眾，民眾心中曾經的社會主義理想信念迅速崩塌，對長期以來標榜“人民公仆”的蘇共產生了嚴重的信任危機，進而對其執政合法性產生了廣泛質疑。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各級干部之間的送禮之風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勃列日涅夫每一次出訪都會攜帶大量價值連城的禮品贈予當地各級官員。而地方官員則回贈給勃列日涅夫大量更為貴重的禮品，如“貴重的胸花、寶石項鏈、戒指、配有金銀槍套的手槍、各種黃金飾品及其他貴重禮品”。以至于勃列日涅夫每次出訪回來，都會從飛機上卸下幾十只裝有高檔禮品的箱子，然后運回總書記別墅。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為了迎合勃列日涅夫的打獵嗜好，各級官員贈送給他的豪華獵槍就有100多把。而在對阿塞拜疆共和國的一次視察中，該共和國第一書記蓋達爾·阿利耶夫（Гейдар Алиев）竟然送給勃列日涅夫一座純金半身塑像。送禮之風在蘇聯社會引發了“金錢至上”“金錢萬能”的負面效應，各級官員的索賄、受賄成為常態，甚至各級官職都明碼標價，花錢可以買官成為公開的秘密。例如，阿塞拜疆共產黨區委第一書記20萬盧布，第二書記10萬盧布，社會保障部部長12萬盧布，城市公共事業部部長15萬盧布，商業部部長25萬盧布，大學校長20萬盧布。與蘇共高層奢靡生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市場里空空如也的貨架和等待購物的長隊。1989年末，在989種大眾消費品中，只有11%的商品能夠實現勉強供應。俄羅斯國立普希金語言學院副教授德米特里·法捷耶夫（Дмитрий Фатеев）說：“1990年、1991年開始發行各式各樣票證，有藍色的、粉色的。當時我還小，記得排了大半天的長隊。結果輪到我的時候，前邊的婦女把最后半公斤香腸買走了，到我這兒什么也沒有。我不停地哭，哭完以后，我發誓再也不去商店了。”在短缺經濟的條件下，人民群眾很難買到日用消費品，更別提質優價廉的生活用品。而西方國家琳瑯滿目的市場消費品，成了廣大蘇聯群眾可望而不可及的夢想。通過這樣的對比，群眾的不滿演化成對蘇共和蘇聯制度的不滿。蘇共后期之所以嚴重背棄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群眾路線，歸根到底是由于長期忽視黨的建設，黨的先進性和領導力不斷被削弱，最終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與支持。（一）指導思想上不斷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方針，直至后期轉向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立場黨群關系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黨群關系思想要求堅持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創新黨群溝通方式和渠道等。勃列日涅夫時期，因循守舊和保守主義成為蘇共思想體系中的主流，廣大人民群眾長期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人民群眾的合理訴求長期無法得到滿足，民主權利無法得到保障，創造精神不受尊重，大量的社會問題與社會矛盾積累起來。戈爾巴喬夫在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上提出建立“民主的和人道的社會主義”目標，用西方社會民主黨的思想代替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這全面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的黨群關系思想，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勃列日涅夫時期，黨內長期存在的“一言堂”現象不僅沒有被糾正，個人的獨斷專行現象反而得到加強。蘇共高層領導放棄黨內監督，拋開集體領導，用個人或少數人的意志代替多數人的智慧，做決策僅憑主觀感受，嚴重脫離實際，甚至連出兵阿富汗這樣的重大決策，也是勃列日涅夫等五人繞開蘇共中央政治局自行決定的。在粉飾太平的氣氛下，蘇共最高領導層往往無法準確和有效地獲悉基層實際情況，影響了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導致一系列重大決策失誤，加劇了人民對執政黨的不信任。（三）作風建設上對黨內長期存在的不正之風視而不見，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蔓延蘇共后期黨內最高領導人在作風建設方面起到了負面的示范效應。勃列日涅夫熱衷社會各界對他的吹捧和阿諛奉承，對于各類榮譽和勛章有著特殊的癖好。盡管其在衛國戰爭時期并無突出戰功，政績也比較平庸，但仍然被授予蘇聯元帥軍銜，并先后獲得包括列寧勛章、蘇聯英雄勛章等在內的各類勛章200多枚，很多勛章是在他的暗示下授予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風氣在蘇共黨內大行其道，各級官員夸夸其談、不務實事、安于現狀、不思進取，善于對上級歌功頌德、沽名釣譽，對大量來自基層群眾的呼聲和現實要求卻無動于衷，由此帶來的特權和腐敗貽害深遠。（四）廉政建設上對腐敗問題持包庇、縱容甚至鼓勵的態度，缺乏對黨員領導干部的有效監督對于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艱巨性及復雜性，蘇共后期在黨內并沒有系統且全面的認識，認為腐敗只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產物，社會主義國家不存在腐敗，用“受賄”“濫用職權”等表述淡化官員的腐敗問題。對于蔓延開來的腐敗行為，勃列日涅夫冷眼旁觀，不僅不開展打擊貪污腐敗的斗爭，甚至曾經公開表示，“在我們國家里，靠工資誰也生活不了”，“干部的賄賂行為都是正常的”。出于所謂維護政治穩定的原因，蘇共所開展的反腐敗斗爭既不徹底，也不深刻，對于腐敗案件的處理往往標準不一，高層領導及親信的腐敗行為通常會得到包庇和縱容。勃列日涅夫的女兒加林娜（Галина Брежнева）走私巨額珠寶、鉆石，卻始終逍遙法外；女婿丘爾巴諾夫（ЮрийЧурбанов）僅6年的受賄所得就相當于蘇聯普通工人270年的工資，在勃列日涅夫逝世5年后才被逮捕。在勃列日涅夫的默許和縱容下，蘇共黨內特別是高層領導的腐敗問題愈演愈烈，人民群眾對此深惡痛絕，認為“對于上層人物來說，共產主義早已經建成了。”蘇共垮臺前不久，蘇聯科學院曾做過“蘇共究竟代表誰”的社會調查。調查結果顯示，認為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體黨員的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機關工作人員的卻占了85％。蘇共在被迫解散之際，仍擁有近2000萬名黨員和43.3萬個基層組織。然而，在敵對勢力取締共產黨時，黨的各級組織都沒有進行抵抗，蘇共黨員也沒有舉行任何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人民群眾亦沒有為支持、聲援蘇共而采取任何有組織的行動。“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蘇共敗亡的深刻歷史教訓至今仍發人深省。為了防止重蹈蘇共覆轍，我們要始終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加強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長期實踐中創造和發展起來的，經受住了歷史的檢驗，是正確且行之有效的政治路線。蘇共后期逐漸背棄群眾路線，是蘇共偏離馬克思主義基本方向、走上改旗易幟邪路的重要表現。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告誡全黨，“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與人民休戚與共、生死相依”，“人民是我們黨執政的最深厚基礎和最大底氣”。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堅定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必然要求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黨的群眾路線，始終把人民立場作為根本立場，把為人民謀幸福作為根本使命，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二）加強思想建設，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共產黨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根本目的就是為了讓人民過上好日子，無論面臨多大挑戰和壓力，無論付出多大犧牲和代價，這一點都始終不渝、毫不動搖。”各級黨組織應高度重視思想建設，特別要結合近期開展的黨史學習教育，重溫人民情懷，站穩人民立場。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初就把人民性與黨性統一起來，始終同人民站在一起，為人民的利益而奮斗，黨的歷代領導人都將“人民至上”作為治黨治國的思想精髓。毛澤東同志確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并發出了“人民萬歲”的時代最強音。鄧小平同志堅持人民主體思想，提出我們做一切事情都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方針政策和作出決斷的出發點和歸宿”。江澤民同志指出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錦濤同志強調以人為本，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習近平同志提出將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全黨不懈奮斗的目標。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一直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一直堅持人民至上的理念，不斷完善馬克思主義黨群關系思想，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提高治理能力是新時代干部隊伍建設的重大任務。蘇共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任用干部不是看其具備的業務能力和專業素質，而是任人唯親，將是否對上級個人的“忠誠”放在首位，忽視了干部隊伍的專業化建設，導致蘇聯的社會治理水平低下、社會關系緊張。因此應高度重視新時代干部隊伍的治理能力建設。為人民服務在新時代的直接體現和現實要求突出表現為干部隊伍能否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是否具備在推動產業發展、鄉村振興、基層治理等各方面的專業精神和專業能力，能否切實回應人民群眾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有效應對各種風險挑戰，以適應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這既是我們黨領導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新發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會有正確的發展觀、現代化觀。”提高干部隊伍治理能力，打造高素質專業化干部隊伍，一是提高干部隊伍的政治理論素養。夯實廣大黨員干部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理論基礎，搞清楚“為誰治理”“由誰治理”等問題。二是提高干部隊伍的業務能力水平。結合新時代治理環境專業化、專門化、精細化，開展相關專業訓練和專題培訓，著力提升干部履行崗位職責、做好組織工作、推動事業發展、加強群眾工作所必備的專業技能，持續優化干部治理的知識儲備和知識結構。三是建立健全干部隊伍評價體系。把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辦身邊事作為干部考核評價的重要標準，把群眾基礎作為選人用人的重要考量。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黨作為百年大黨，要始終得到人民擁護和支持，書寫中華民族千秋偉業，必須始終牢記初心和使命，堅決清除一切弱化黨的先進性、損害黨的純潔性的因素，堅決割除一切滋生在黨的肌體上的毒瘤，堅決防范一切違背初心和使命、動搖黨的根基的危險。”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侵害黨風、文風，損害黨的戰斗力，損害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和形象，同時也降低行政效率，降低政治體制的生機與活力。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的大量存在是蘇聯解體、蘇共敗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嚴重阻礙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要與之進行堅決的斗爭。破除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首先要相信和依靠絕大多數干部群眾，不斷鞏固和壯大黨的執政基礎；其次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多給各地和基層干部群眾發揮主動性和創造性的空間和時間；再次要樹立正反兩面的典型，發現并鼓勵具有創新力、創造性和活力的正面典型，曝光并處理嘩眾取寵、華而不實的反面典型；最后要激發人民的創造精神，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智慧和積極性，不斷探索方便快捷、行之有效的工作模式。享樂主義與奢靡之風不僅造成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消解意志、萎靡精神，而且腐蝕政治、敗壞風氣，是人民群眾極度痛恨的。當前尤其要警惕享樂主義與奢靡之風的隱形變異問題，應當充分發揮各專業部門的業務優勢和職能作用，有效調動整合各類專業監督力量，利用大數據進行分析研判，提升查處問題的精準度，并積極運用新媒體新技術，動員群眾參與監督。黨員隊伍的凝聚力、戰斗力來源于紀律的剛性。蘇共正是由于動搖了黨對紀律的要求，才使得越來越多的黨員干部從對中央政策陽奉陰違到公開反對黨的決議，再到公然對抗黨的政策，不斷背離人民群眾，背叛理想信念，逐漸淪為為小團體利益服務的特殊群體，最終被人民所拋棄。黨員干部缺乏紀律意識，不受紀律約束，必將大搞權力特殊化、待遇特殊化、地位特殊化，進而演變成為特權階層。加強紀律建設，提升黨員干部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自覺性，是有效遏制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的重要途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紀律面前一律平等，黨內不允許有不受紀律約束的特殊黨員。黨的各級組織要積極探索紀律教育經?；?、制度化的途徑，多做提提領子、扯扯袖子的工作，使黨員、干部真正懂得，黨的紀律是全黨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嚴格遵守和堅決維護紀律是做合格黨員、干部的基本條件。”要不斷強化紀律意識，建立健全紀律教育機制，嚴明紀律建設主體責任，加強紀律監督。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是我們黨最大的制度優勢。它通過在決策過程中廣泛征求意見，最大限度地反映不同利益主體的訴求，有效凝聚共識，實現人民整體和長遠利益的最大化。民主集中制真正體現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決策過程，能夠較好激發黨內創造力和活力，保證路線方針政策制定的科學性、民主性。民主集中制還可以有效防止和克服無政府主義、“一言堂”、家長制及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等問題。蘇共后期違背民主集中制，不斷削弱黨內民主生活、限制黨員民主權利，進而造成個人專斷、官僚主義和脫離群眾的惡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執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以身作則很關鍵。”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應帶頭執行民主集中制，大力提高一把手民主素養和集中能力，并對踐踏民主集中制的行為嚴肅問責。同時，要健全和落實民主集中制的各項具體制度，不斷推動民主集中制的發展創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物必先腐，而后蟲生。’近年來，一些國家因長期積累的矛盾導致民怨載道、社會動蕩、政權垮臺，其中貪污腐敗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蘇共后期大批黨政干部腐化變質，失去了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直接動搖了蘇共的執政基礎。吸取蘇共敗亡教訓，要自覺推進反腐倡廉建設，不斷增強拒腐防變能力。要大力加強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設，引導廣大黨員干部堅定理想信念，堅定不移反對腐敗；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讓法律制度剛性運行。“我們黨要做到長期執政，就必須永遠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同人民群眾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風雨同舟、同甘共苦”?；仡櫶K共脫離群眾的歷史進程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若背離了群眾史觀、黨風不正、大搞特權和腐敗、“四風”問題泛濫，就會不斷損害其執政的合法性基礎，最終被人民拋棄。我們要認真吸取蘇共垮臺教訓，始終堅持人民至上，深入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不斷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紀律上、制度上進行自我完善，深入推進反腐倡廉，牢牢把握住群眾路線這條黨的生命線。
（作者簡介：張樹華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兼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研究員；張彰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2017級博士研究生；來源：轉編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微信公眾號，原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 2021年第10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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