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講過，我們不但要有地上軍，而且還要有地下軍，使兩支軍隊配合起來才能把敵人打垮。黨的隱蔽戰線地下軍主要包括黨的“情報保衛”、“機要交通”等組織機構，而中共創始并長期指揮、領導這一戰場的統帥就是被該系統屬員尊稱謂之“豪公總座”的周恩來同志。我的父親吳德峰和母親戚元德，就長期在周恩來和任弼時等同志的直接領導下從事隱蔽戰線工作。
【中央分管交通局的任弼時（ “七大”五大書記之一）】
我的父親吳德峰，1896年出生在一個地主、官僚、大房產主家庭。他祖父吳國弼是清朝輔臣四品；父親吳元鈞、伯父吳元澤，清末習武救國留日士官學校畢業。吳元鈞歷任清軍綠營管帶、混成協副軍校等職，吳元澤歷任福建道臺、廣西陸軍講武堂總辦、湖北陸軍第八鎮四十一標統帶等職。清軍辛亥革命時任蘇浙攻寧聯軍參謀長，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功績卓著，吳元鈞銜至少將、吳元澤獲文虎章銜至中將，后在黎元洪政府任職銜至上將，在蕭耀南督鄂時為湖北將軍團成員。我父親15歲也參加辛亥革命學生軍任班長。
【1907年父祖輩為吳士崇（吳德峰）吳士特捐官影像復制油畫】
【2009年在保康縣吳德峰故居出土的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題褒贈吳元澤兒媳貞節匾】
我的父親吳德峰1914年考入湖北省一師，組織參加了學潮運動。1924年經董必武、陳潭秋同志介紹入黨，先后任武漢地區軍委書記、湖北省委執行委員、軍委常委等職。1925年黨決定他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先后取得湖北省黨部執行委員、軍事部長，武漢市國民政府常委兼公安局長等要職。我母親戚元德同志1927年參加革命，1928年陳潭秋、吳徳峰同志介紹入黨。
【1921年武漢地區革命同志合影（二排左起15是吳德峰）】
我黨1921年成立以后，交通運輸和郵電都掌控在反動派手中，黨內自然配有完成傳遞信息文件等工作人員。1924年5月黨內擴大執行委員會決定在中央組織部下設“交通”職務。1927年“八七”緊急會議議決中央建立通達各省的交通，各省建立通達各縣的交通，各縣建立通達各鄉的交通——構成了黨的交通網。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我父親參與了黨的秘密交通組織實施工作。他按黨決定自籌資金、房屋開辦的崇實中學，當時就是黨的秘密文件、宣傳品的集散點。
【摘自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沿革和各級領導成員名錄》，1928年中共中央軍委領導成員名單中，活到解放后的有周恩來、歐陽欽、陳賡、吳德峰同志】
1928年我父親到上海中央，先后任中央軍委交通科、外交科和中央軍委交通總站負責人。1930年11月，軍委交通總站直屬中央政治局領導成為中央交通局，由周恩來、向忠發、李立三、吳德峰、余澤鴻組成 “中央交通委員會”，主責“機要交通”工作，指定我父親負責；“中央特科”由周恩來、向忠發、顧順章任委員，成立“中央特別任務行動委員會”主責“情報保衛”工作，指定顧順章負責。兩機構均受周恩來垂直領導。交通局轄管國內、國際交通，肩負情報信息、機要文件、宣傳品傳遞，干部調配、人員往來護送和物資轉運、資金流轉等特殊任務。為了解決物資供應困難，交通局還開辦了不少相應店鋪，在汕頭就開設了一間中法大藥店。
中央交通局由“內交”和“外交”組成。內交完成上海地區的幾十個機關、團體之間往來，大部分由女同志擔任，她們工作魄力不讓須眉，像“沙家浜”劇中的阿慶嫂一樣機智多謀的女交通員舉不勝舉，如“三劍客”的夏子栩、陶桓馥、葛琴；被陳云稱謂“特科第一女交通”的周惠年；守護“中央文庫”的韓惠英、李沫英等。負責國內和國際長途的交通任務由“外埠交通”來完成，多是男同志以商賈、跑單幫等面目出現。有著稱“四大交通”的肖桂昌、李沛群、曾昌明、熊志華和護送瞿秋伯、劉伯承等的女交通蔡紉湘、劉莜圃，及寧死不屈、英勇就義的張寶全、孫世階、鄒作仁烈士等等。在當時的白色恐怖下，每個秘密交通員隨時都有被捕犧牲的可能。京劇“紅燈記”中李玉和的原型之一，就有東北密山交通站負責人宋志遠（傅文忱）。據中央秘書處1929年的統計，不包括報刊宣傳品的傳送數量，一年內僅中央秘書處一家由外交科送往各地的文件就有5523件，各省經交通員送到中央的文件達4687件；傳送給共產國際的中共中央文件僅7個月統計達到570余件。四中全會后，中央決定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去蘇區。交通局在三個月內就打通了中央蘇區路線，隨后又打通湘鄂西、贛北與鄂豫皖的交通，順利地完成了大批干部和兵工廠、制彈廠、造幣廠、印刷廠等技術人員轉移護送任務。并配合參與營救“關向應”等同志，以及顧順章、向中發叛變等重大事件的處理和特科的重組等工作。
【《內戰時期肅反文件》國局文件：國家保衛局江西分局局長吳德峰簽署的《江西省保衛局一號通告》 《江西省政治保衛局第七號訓令》】
我父親1931年11月進蘇區，先后任江西、湘贛省保衛局長等職發布了一系列通告，針對肅反擴大化問題明確強調：“以后無論處決任何反動罪犯，必須經過本局批準，由當地政府執行，肅反機關概不能直接處決，也不能發貼布告；該項布告由所在地政府公布之”；“用刑拷打應立即廢除，以后審訊犯人時應設法免除”；……；在反對迷信的過程中 “防止過左，不耐心宣傳而單純地去掘山墳，打菩薩的行動”。這樣才能執行布爾什維克的分化政策。此與王明錯誤路線做過堅決斗爭；我母親1932年5月進蘇區，先后任中央軍委機要科長，湘贛蘇區蘇維埃主席團秘書長。
【長征途中二方面保衛局局長吳德峰與部分工作人員合影】
【1936年長征在貴州黔西縣政府大堂（左起：吳德峰、王震、張子意）】
【1949年3月全國第一次婦代會參加長征代表。（左起）前排：劉英、鄧六金、甘棠、吳仲廉、陳真仁（被遮，見右下角照片）、李伯釗；后排：吳朝祥、邱一涵、康克清、李堅真、李貞、廖似光、蔡暢】
1934年我父母參加長征，父親先后任紅六軍團、二六軍團、二方面軍保衛局長，湘鄂川黔革命委員會主席團委員、肅反委員會主席、中共西北局白軍工作部長等職，母親先后任六軍團、二方面軍保衛局特別支部書記、野戰醫院宣傳科長、紅軍學校敎員等職，曾與張國燾分裂主義路線做過不懈斗爭。
【吳德峰第二次長征日記第1、9、14頁，第9頁記載反對張國燾分裂主義斗爭】
1936年11月，我父親任中共中央外交部對外聯絡局長，隨周恩來副主席到西安解決“雙十二事變”問題，蔣介石回到南京后形勢有變，國民黨的反動勢力很快會卷土重來。恩來同志根據毛主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精神，決定趁當時的混亂局面，指示我父母帶著我岷生姐姐和肖佛先叔叔再度轉入地下。我父親化名吳鐵錚，河南信陽人，以《工商日報》記者、38軍高參等身份組織領導“西安情報系統”工作。我母親以家庭主婦住機關、競存中學教員等身份開展秘密情報工作。仍受黨中央周副主席垂直領導（時周恩來同志兼任 “中共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 主任，中社部還未成立）。
【1937年在西安（右起：鄧穎超、危拱之、戚元德）】
【1939年鄧媽媽抱著吳持生（右）和伍紹祖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
1940年將中組部交通科歸并，我父親吳德峰奉命重組“中央交通局”再度任局長，對外名稱“中央農委”。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向蘇聯發起進攻等重大情報信息，就是中央交他多次核證，由交通局電臺直發斯大林等統帥部的。此間還組織完成運轉急需大量物資，迎護大批西路軍、新四軍突圍將士和七大代表等艱巨任務。1944年當選七大代表。
【吳德峰筆記：1940年延安抗日統一戰線形勢策略與工作會議】
【1945年在楊家嶺后溝窯洞門前吳德峰戚元德與幼女持生幼子曙生合影】
1946年，我父親參加軍事調處工作，任執行部秘書兼武漢執行部特別顧問，協調武漢軍調執行組和新四軍辦事處籌建，主抓中原軍區的軍費供給、聯合國救濟總署的聯絡、組織搜集情報等全方位工作。從多渠道截獲蔣介石調兵遣將圖謀圍殲中原軍區情報，使五師得以從國民黨合圍的口袋底反向突圍出來。
【1946年吳德峰參加軍調處執行部工作在機場照片及佩戴證章】
中調工作后，我父親任中共中央晉察冀中央局聯絡部兼敵工部部長，主抓敵軍事情報和策反工作，成功地策反了傅作義的騎兵團等部隊。父母秘密工作情況對我們子女過去從來守口如瓶。在十年動亂的特殊情況下，我陪同父母接待外調、幫助母親記錄整理回憶文章、陪同黨史部門走訪父輩老戰友調研，及閱讀了他們留下的大量日記、文章、文獻史料后，才知道父母過往一生的革命經歷和鮮為人知的很多故事。很多的影視媒體把情報工作演視成燈紅柳綠、簡單的打殺竊拿，不了解情報的調查研究的深奧重要性，很多情報就存在于社會市井與現實生活中。往往情報的來源不同有差異或疑點，也必須經過認真的調查核對、分析研究，確保萬無一失。
吳老在西安對社會進行調查研究、綜合分析，以詳細占有的材料說明國民黨陜西省政府工作人員的狀況：反對共產黨、不愿抗日的是少數，擁護共產黨和堅決抗日的也是少數，中間派則占多數。這些材料報送毛主席后，毛主席曾找吳老詳談，深表贊許。這為我們黨制定“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打擊頑固勢力”的方針，以及當時政權建設中實行“三三制”政策提供了決策的參考；一九三九年夏，國民黨十一戰區長官胡宗南，積極部署對陜甘寧邊區及延安的進攻，妄圖一舉殲滅我陜北中央首腦機關。正值周副主席由渝返延，途經西安。吳老將截獲的胡宗南戰斗序列部署，各部隊的駐地、番號、長官姓名等詳細材料交周副主席帶回延安。我黨以八路軍總部的名義，致電蔣介石并通電全國，揭露蔣介石反共挑起內戰的陰謀，捍衛了黨中央，保衛了陜甘寧邊區。
西安情報隊伍，采取了革命的兩面政策和手段，打入敵人內部，拉出來，啟用、利用各種千絲萬縷的老關系，派遣、安插、發展社會各階層新關系，在國民黨的黨、政、軍、特、憲等要害部門和學校、交通、郵政、銀行、報社等重要行業都安插有我們的黨員或革命的同路、同情人。如當時安插在胡宗南身邊著稱“后三杰”的陳忠經、熊向輝、申健和主持胡宗南司令總部機要室工作的副主任戴中溶，侍衛分隊長王昭賢，西北軍的參謀處長成子慎，38軍西安辦事處長楊曉初、辦公室主任姚警塵，西安特務偵緝隊長肖德，及打入特務組織在西安“八辦”擺個煙攤，明為監視“八辦”眼線，實為保衛“八辦”的霍建臺等等都是我們的同志，敵人的一舉一動都在我們的掌控中。熊向輝等是我們隱藏在胡宗南身邊極深的冷棋子，主控掌握胡宗南的政治態度和動向立有奇功，毛主席稱贊他一個人能頂幾個師。戴中溶作為胡宗南的嫡系親信，主管胡總部的機要文書、電臺密碼、交通通訊等最核心機密，先后由羅青長、王金平等與他單線聯系，胡部電臺密碼等先后交黨中央掌控。胡宗南進犯延安時，戴又掌管了胡宗南交通運輸、機要通訊等核心部門，可直接監聽戰事電話，對胡部的言行舉動了如指掌。毛主席站在寶塔山上，閱視胡宗南部隊進延這一壯舉有情報為保障，是理所當然的。在白色恐怖斗爭中組織紀律非常嚴謹、嚴格，杜絕一切疏忽大意漏洞，“情報保衛”和“機要交通”對外絕對保密，規定兩個系統成員垂直領導、單線聯系，不允許私自發生任何橫向交錯關系，發生任何問題都可及時掐斷，杜絕波及全局和相關組織。他審時度勢，從不放過任何一個微小的細節和環節，嚴格地做到防患于未然。一次他剛買的一張火車票放在茶幾上，轉眼就不見了，只見剛剛兩歲的我愛生哥哥躲在墻角劃火柴正要燒，被我母親一把奪下來。當時我母親還不以為然自豪地說，這孩子就是淘氣，看什么，學什么，一學就會！這件事引起我父親的重視，他當即嚴肅批評了我母親，并做了自我檢討，指出了工作不嚴謹、有漏洞，疏忽了孩子的洞察力。大人有意識的動作變成了孩子的無意識習慣動作，往往無忌的童言、無意識的行動就會引起外人的好奇和敵人的猜疑，一旦露出破綻就可能釀成大事故。就此類問題，我父親專門報告了中央，并下發通知，重申秘密工作要堅守“上不傳父母，下不傳妻子、兒女”的嚴格保密組織紀律。在秘密工作中他對每個人的任務、職責分工明確，任何人不得越雷池半步。他平時要求非常嚴厲，批評起來人毫不留情。他經常講，執行特殊任務就是提著腦殼干革命，任務執行過程只有原則，沒有自我、只有集中，沒有民主、只能成功，沒有僥幸，姑息養奸將害人、害己、危害革命。錯了，就是錯了！敵人絕不會因為你的失誤、有理由而放了你，不砍你的腦殼！【1931年戚元德在上海攜兒女愛生、寧生合影時腹懷中生】那種搞暗殺和用女色、犧牲肉體去換取情報等手段，我們黨從秘密機構創建之初就作為一項嚴格的組織紀律，三令五申絕對禁止。據熊蕾回憶她父親熊向暉叔叔生前講過，在宣俠父叔叔被特務暗殺后，他義憤要為宣俠父報仇。我父親曾對他父親講，“共產黨人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不能搞暗殺，你不但不能暗害胡宗南，還要保護爭取他為我所用”。他經常總結秘密工作經驗，教大家如何應付變化環境、應付敵特的搜捕、審訊和跟蹤。我母親曾講，一次她和蹇先佛一起出外辦事，發現有人跟蹤。她和先佛向最熱鬧的地方走去，那人還跟在后面不舍。她們意識到不是小偷、無賴尾隨，而是特務盯稍了，便依照我父親平日的敎導，兩人猛回頭抓住特務的衣領高喊，說他光天化日下追著她們姑嫂耍流氓，博得路人圍觀抱不平，終于擺脫了特務的盯梢。
【1938年攝于蓮湖公園（左起：戚元德、蹇先潤、蹇先佛）】
在秘密情況工作中，他考核使用人非常慎重嚴格，對新來的同志他都要手把手地教他們如何做好本職工作。西安情報譯電員于忠友叔叔回憶說，吳老親自教他如何保存密電碼，他藏了好幾個地方都被吳老一下子找出來。后來吳老提示他，最好的地方是藏在敵人意想不到、取用方便的明處。第二天一大早，他又請吳老到他那兒去找，這次吳老確實費了一番周折，最后站在屋門口環視屋內上下左右，發現他今天很勤快，一大早起來就把地掃過還噴了水，斷定關節在地上。吳老發現進門的一塊磚有干灰掃過的痕跡，仔細觀察磚縫有異樣，用刀一下把那塊磚撬開，拿出來電碼。于叔叔像泄了氣的皮球，表示自己再也想不出藏的地方了。吳老笑了，說這地方選的不錯，敵人第一腳進來就踩在這磚上，怎么也不會想到自己腳下就踩著密電碼。吳老告訴他，找出密碼的癥結是太了解他的習性和發現磚縫的微小異樣，提醒他注意改進，要就地取材，不應另取干灰掃縫，更不該畫蛇添足，掃完地后再噴水引人注目露出蛛絲馬跡。
【1994年合影（左起：國良、羅青長、于忠友、持生、東東、緣緣）】
國民黨反動派稱謂我父親“老奸巨滑”、“老狐貍”，多次抓捕都被他逃脫。大革命失敗，反動派企圖假借升職奪權后施抓捕，他機智安排“迎新送舊”大會，命警察大隊持槍受閱威懾反動派不敢動手，安然金蟬脫殼。西安情報，叛徒彭宗藩出賣，巨額懸賞捉拿吳鐵錚，他來了個“貍貓換太子”，將國民黨西安軍七分校的同名敎官送進監頂了崗。黨內很多老同志稱譽我父親博古通今、足智多謀，有黨內“活字典”、“百科全書”之稱。
“我們有三批同志由上海去蘇區，第一批出發的是王首道同志，第二批出發的是周恩來同志，第三批出發的是我和黃志競同志。當我們的船只即將起錨時，吳德峰同志在上海得知設在武漢碼頭的聯絡點遭到敵人破壞，他精確地計算船行時間，立即派戚元德同志乘飛機經南昌到九江截回王首道同志，派肖貴昌同志乘火車到南京接回周恩來同志，派賀步青同志上船把我們叫回去。就這樣，一場眼看要發生的重大事故，被吳德峰同志化險為夷了。”
“吳老不但具有崇高的革命情操，臨危不懼、臨難不茍和忘我犧牲的精神，而且多謀善斷。在西安我們的機關設在曹家巷十二號，而隔壁十三號就住著國民黨十戰區政治部主任，吳老利用燈下黑道理倒顯得更加安全。一次我父親被特務盯了梢，徑直走到十三號敲門找原住戶趙先生，特務誤以為是跟上了自己的人，嚇得溜掉了。”
我父親常講，間諜！間諜！只有死間沒有活間……。即隨時準備為黨、為革命犧牲一切直至生命。我父親在西安情報工作時，就把兩把長征用過的手槍子彈壓上膛，放在堂屋正面墻上的佛龕里，外面用神像紙糊死，一旦遇緊急情況捅開取槍自衛。并與我母親相約，最后一顆子彈留給自己。
【戚元德和兒媳朱琛燕文革上交長征槍枝子彈收條】
陶斯詠叔叔回憶講，記得在曹家巷十二號居住時，一次他問我父親，“我的職務是什么？”我父親答：“共產黨員！”陶又問，“您呢？”我父親又答：“負有一定責任的共產黨員！”陶又問，“我們組織名稱叫什么？”我父親一字一句地答：“共—產—黨！”當時西安情報工作既沒有組織名稱，也沒有任何職務任命。這就是我們老一輩共產黨人，不為名、不為利的博大胸懷的革命素質和氣魄。
【鄧小超 若有所思！1938年恩來到南京未回攝影（吳德峰注）】
【 “三娘教子”：陳養山兒子跳脾跪在喂弟弟奶的母親旁（吳德峰攝）】
【1938年戚元德攜中生、愛生、岷生與龔老夫人合影】在艱苦的環境中，同志們不分高低，彼此親如一家。很多同志除要完成本職任務外，還要設法掙錢養家糊口擔負沒有收入同志的開銷。在西安每個人生活津貼只有三元錢，我母親在競存中學任教，掙的工資和祖母給我父親的錢也都用于大家庭。王震叔叔曾說過；參加革命不少人是逼上梁山的，吳德峰是家有萬貫帶著錢走上梁山的。
【“危拱之葉劍英打熱捶” 1938年春在翠華山懷抱岷生（吳德峰攝注）】
【以家庭主婦身份的戚元德（回首者) ，陶斯詠夫人（桌后立者），肖佛先（背者），陳仰山夫人陳大嫂同在院內忙家務】
1939年周恩來領導的中特委對“吳德峰情報系統”評價是：“除延安外，西安是情報工作最有成績的地方。” 1940年4月25日和28日，中社部部務會議的評語是：“西安情報工作有很大成績”，“情報價值要以西安為最好。”毛主席曾贊揚說：“西安的情報工作是我黨歷史上最成功的一次，要發勛章，首先該發給他們。”
【1965年毛主席接見全國省市自治區工會主席會議與戚元德握手講話】
【1969年毛主席在天安門上緊握吳德峰同志手說﹕ 德峰同志，你也老了。你是我的老戰友了，你要交好革命的班，把過去的工作經驗傳下去 ......。】
但在工作成績、功勞、榮譽面前，我父母及戰友們始終以謙虛謹慎的態度對待。經常告誡我們，西安情報是在黨中央、毛主席、周總理等領導和陜西省委、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大力協同，以及情報組織全體同志不惜以生命代價獲取的。先后領導西安情報組織的除羅青長外，還有曾三、王中、程之平、王石堅等，功勞與成績應屬整個戰斗集體而不是哪一個人的。對于犧牲的烈士我們是幸存者、對于永遠不能公開暴露政治面目、真實姓名的無名英雄我們則是幸運者，我們和人民要永遠懷念他們，紀念學習他們為黨、為革命無私奉獻的大無畏犧牲精神。
1974和1976年，我母親和父親相繼去世。他們的老師董必武副主席在“挽戚元德同志”詩詞中寫道，“不枉為人活一場，工農結合斗生強。清風明月饒聲色，馬節堅持到晚芳”。王震、黃火青、肖克、郭述申、袁任遠等五老，在?寫“懷念無名英雄吳德峰同志”紀念文章中寫道，“德峰同志是一個共產主義革命者，越是滄海橫流，越顯出他的英雄本色。”稱他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并由趙樸初同志題詞。
【華國峰、葉劍英、宋慶齡、劉伯承、李先念、汪東興、吳德、郭沫若、聶榮臻、陳云、張鼎承、蔡暢等中央領導贈送花圈】
【人大常委、國務院、全國政協、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組織部、中央調查部、湖北省委和革委會、武漢市委和革委會、保康縣委和革委會等贈送花圈】
我父親一生也經歷不少坎坷。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前在武漢、西安等多次巨資懸賞捉拿他，解放后又派特務在漢口新生花園等地預謀暗殺他……。在文革十年中，要不是毛主席親自發話解放他，他可能早就死于非命。父親一生信仰信念愈斗愈堅，對黨、對革命事業始終盡職盡責、忠心耿耿、堅貞無二！我父母一共生過九個兒女，其中寧生、蘇生、岷生三個姐姐和一個連名字都沒有來得及取的哥哥，分別送人當了童養媳，養女，養子和丫頭。解放后僅幸存我五個兄妹。由于我們是在不同的生活環境中長大的，思想、性格、生活習慣各有所異。父母對寄養在剝削階級家庭長大的孩子，要求尤其嚴格，要他們到農村參加土改，到工廠當學徒，改造思想觀念，要他們到基層、到邊疆去工作。我是唯一跟隨父母長大的孩子，爸爸媽媽總是囑咐我要保持艱苦樸素作風，長大后對我要求更加嚴格。記得我擔任團支部書記時，有一次在總結評比工作時，我對某些同志的做法看不慣，爭論起來，有人惡言傷害了我的自尊心，我氣得一摔本子就走了。爸爸媽媽知道這件事后，找我進行了認真、嚴肅的談話。以周總理30年代在王明打擊批判他的情況下仍顧全大局，勸說制止分裂黨的小組織、非組織活動的事例告誡我：作為一個無私、無畏的革命者，應該具有寬闊的胸懷，時時刻刻應以黨的利益、革命的大局為重，決不能因為一兩句話斤斤計較個人得失。如果每個人工作中受到一點委屈和挫折，就口出怨言、摔手不干，我們的革命也就不能取得今天的勝利。從小父母經常給我們講述，凃俊民（林漢雄的母親）舍女保衛組織、徐全直烈士寧肯站著死絕不脆著生、蔡紐湘女交通舍身掩護瞿秋白何叔衡、章文彩夫婦舍命保電臺密碼等英烈故事。每次講完，她總是眼中含著熱淚對我們說：“革命的先輩為了你們今天的幸福生活甘愿舍棄自己的生命和孩子。你們是黨的孩子、革命的后代，應將自己的一生交給黨，由黨來安排。為黨的革命事業做出貢獻。”
解放后我父母回到武漢后，第一件事就是尋找安置陳潭秋、蔡紉湘、林育南等等烈士和彭德懷、曾三等戰友的遺屬和親人，并將烈士的遺屬章（歐）陽氏、遺孤崔娣等接到家中撫養。文革前后不少同志在審干和一些運動中遭遇到一些糾葛，我父親出于責任和擔當，一直關注戰友情況力求反映解決問題。
【前中央交通局閩西、青溪交通站工作人員李沛群、曾昌明（波浪）、涂銳添（振華）給吳德峰兒女信】
抗美援朝中，父母鼓勵適齡正在上學的我大哥卅生、三哥中生、表哥漢堡、表姐瑞士響應保家衛國的號召，帶頭報名參軍、參干。1969年，全國動員備戰、支援三線建設，我想報名，但看到父母年老多病需要照顧很矛盾。父母得知后，就鼓勵我說：“我們老一輩，背井離鄉干了幾十年革命。就是為了建設新中國。你們年輕人更是任重道遠，應該有遠大的志向，我們不能拖你的后腿，你就積極報名申請吧！”我走的那天，父母親自送我到車站。一再叮囑我到三線后努力學習，好好工作。文革開始不久，我被扣上“保皇”、“保爹”、“保媽”等罪名被批斗、戴高帽、勞動改造和所謂群眾開除“黨籍”。我第一次戴了高帽回到家里，委屈得大哭了一場。父母見我哭得那么傷心，反而笑了，風趣地說：“你哭什么呀！我們革命幾十年，才戴了高帽子，你才工作了幾天，就能混得和我們一樣的待遇，挺不錯嘛！真還是個孩子。”接著他們就嚴肅地說：“革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你們用黨員的標準來好好衡量一下自己，錯了就改正，對的就堅持，一定要經得起革命斗爭風浪的考驗，經得起任何打擊和挫折，任何時候都不能喪失共產黨員的革命立場、信仰和信念。
【文革中一家人分開，臨別時背靠墻上“打倒、腳踏、砸亂狗頭”大標語，全家人毫不氣餒地仍面帶笑容合影】
父親在文革中曾對我們兄妹們講：“我們家在中華民族存亡危急之際，從‘維新變法’經過‘辛亥革命’、‘大革命’，歷時三代人最后才找到了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革命真理。”這就是我們父輩一生追求的堅定參加革命的初心，也是習主席要我們繼往開來堅守不忘的初心。（作者系中共隱蔽戰線重要領導人吳德峰和戚元德之女；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