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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根據作者在“讀懂中國”研討會上的午餐演講進一步發展而成。】

　　在太平洋兩岸的中國和美國，圍繞未來秩序的問題進行著不同的爭論。

　　美國國內關注的焦點是如何確保美國在世界上保持領導地位。出于對大國更替傳統的天然恐懼，美國對自己是否能夠保持強大、新興國家是否會與美國爭奪世界主導權產生焦慮，有學者主張制訂新的“大戰略”。

　　在中國，關于秩序的討論更多是圍繞如何改進國際秩序、完善全球治理。中國經歷了30多年的快速發展，外部環境出現前所未有的變化。首先，世界站在歷史性變革的新關口。在全球、地區和國家層面，在傳統和非傳統領域，乃至實體和精神層面，變化都在發生。同時，中國人認識到，自己的國家成為世界之變的主要動因之一，對國際事務有著越來越大的影響。

　　中國公眾對學習并且擴展國際視野興趣日益濃厚。當奧巴馬總統說“如果我們不制定世界貿易的規則中國人就會去制定”時，有意思的是，這句話刺激了中國人去探索：這些“規則”到底是什么、對中國有什么影響、又當如何應對?中國學者也在積極探討未來秩序的理論基礎。

　　而美國對中國這個新興經濟大國的意圖充滿疑慮，擔心中國要挑戰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擔心中國要另起爐灶，建立新的國際規則和世界秩序。中國則反復申明，中國是國際體系的一員，遵守其規則并從中受益，無意也無力推翻現行體系。中美兩國在這個問題上好像總在各說各話。那么，中國說的“國際秩序”與美國聲稱領導的“世界秩序”是同一個秩序嗎?恐怕也是也不是。

　　通常的理解是，美國自恃發揮領導作用的“世界秩序” 是一個包括現行的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以美式價值觀和全球軍事同盟架構為支柱的全球霸權秩序，西方世界是其主要構成和獲益者。需要看到，美國領導的秩序體系在二戰后為維持和平和促進繁榮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在冷戰結束后推動了全球化進程。

　　但這個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圈子俱樂部，具有排他性的特點，在當今世界多元和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日益顯現出其局限性。同時，其排他性質也削弱著美國自恃的世界領導地位的合法性。以中國為例，美國一方面視中國為新崛起的大國，希望中國接受其領導并在某些領域配合美國行動。但同時，美國又在政治上將中國視為異己，在軍事上把中國看作潛在對手。美國亞太軍事同盟體系的成員中，也存在將中國視為威脅來源的傾向。

　　而中國談到秩序問題時，采用的表述是“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而不是“世界秩序”。中國說的是聯合國框架下的國際機構和體系，中國是其中的平等成員，有歸屬感，也是這個秩序的重要發起方和建設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九月訪問美國時，在聯合國大會上專門談了中國的觀點。他說：“中國將始終做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中國是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國家，將繼續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確實，無論是在經濟領域，還是安全方面，中國為世界做出的貢獻多以聯合國機制為核心，并且得到聯合國的授權。

　　當然，中國與美國的秩序觀都有其緣由，所謂的“世界秩序”和“國際秩序”存在很多重疊。作為聯合國框架及相關機構的主要設計者和支持者，美國雖然無法完全控制這個體系，且有時還會繞過它自行其是，但美依然認為聯合國及其機構在處理國際事務中不可或缺。而中國是在現行國際秩序中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其未來在世界上的發展機會，乃至發揮大國作用的平臺仍將源出于此。因此，中國會繼續支持和參與這個體系。

　　同時必須認識到，不管是“世界秩序”，還是“國際秩序”，都不足以應對人類目前面臨的復雜挑戰。

　　舉個最近的例子：在敘利亞一國之土地上，聚集了政權更迭、大國干預、極端勢力興起、人道危機等幾乎所有人們可以想象得出的動蕩元素。很難找到一個方案解決如此復雜的危機。

　　剛滿70歲的聯合國為世界維護和平、促進發展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自其誕生之日起就存在的結構和制度缺陷從未得到解決，在應對當今全球挑戰時更顯力不從心。比如2008 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后，聯合國及相關機構既未在預防上有所建樹，應對時也未能發揮主導作用。 在氣候變化問題《京都議定書》后續談判中，聯合國的推動也顯得效果有限。

　　現行國際體系和治理已經到了必須改革的時候，而中國人希望走在時代前列。當然這個改革不是摒棄或者取而代之，而是改進和完善，也許可以說是秩序的“重塑”。

　　本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邀請外交學院院長秦亞青教授就全球治理進行了授課。習近平總書記在學習之后的講話中指出，全球治理體制變革正處在歷史轉折點上，推進全球治理體制變革是大勢所趨。現在，世界上的事情越來越需要各國共同商量著辦。他特別提醒國人，“不僅要看到我國發展對世界的要求，也要看到國際社會對我國的期待”。

　　中國已在有意識地采取行動，推動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體系。中國有望擴大在世行和IMF當中的投票權，并貢獻了“一帶一路”倡議，正在與其他國家一道創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新的公共產品。2014年西非爆發的埃博拉疫情使國際衛生機構力有不逮。中國首先派出醫療隊，提供經濟支援，使危機得到控制。

　　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宣布了中國政府的一系列重要決定，包括設立為期10年總額10億美元的中國聯合國和平發展基金用于支持聯合國維和行動;建立 8000人規模的維和待命部隊;并于今后5年向非盟提供總額1億美元的無償軍援。

　　2016年中國將主辦G20峰會。這是中國第一次主辦如此重要的全球宏觀經濟政策協調論壇，是在全球治理上有所創新和建樹的難得機會。

　　可以相信，未來中國在繼續保持自身發展的同時，將會擔負起更多的國際責任。

　　那么在未來，我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秩序呢?與其辯論哪一種秩序觀更優越，不如超越現有概念，提出“全球秩序”這樣一個更加宏觀的新概念，最大限度地容納全球治理、大國協作、地區合作、南北對話等等，把我們這個多層面的時代所需要的所有支柱和環節都包括進來，包容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利益和關切，提供一個大家都能舒適地居于其中的秩序屋頂。

　　在共同的屋頂下，這個“全球秩序”至少應該具備三方面的機制能力: 保障世界和平、保障全球可持續發展以及保障用合作方式解決問題，以及三大支柱：大國協調、多邊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培育合作的習慣和規范。習主席多次談到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強調合作共贏和共同發展，因此，在全球秩序這個共同的屋頂下，世界應該是一個利益和命運的共同體。

　　無論未來秩序是什么樣的，美國作為當今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必然是核心參與方，而它同時也是現行國際秩序的主導者，因而面臨巨大挑戰。比如: 美國是否有魄力改變固有的思維和行為方式，走出狹隘的利益小集團思維，從自我的道德綁架和盟友的利益綁架中解脫出來?

　　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的世界大國，所面臨的挑戰或許更大。因為中國缺乏現代意義上的世界大國、或者說充當國際層面“玩家”的經驗，需要擴展自己的國際視野，尤其是在公眾層面。我們不僅需要維護好自身的國家利益，還應該拓寬眼界，考慮更加廣泛的利益。中國人也需要逐漸從歷史上“受害國”心態的束縛中走出來，成長為真正的世界公民。這需要一個過程。

　　未來“全球秩序”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美之間能否開展真誠的對話與合作。中美有廣泛的合作，同時也有矛盾和競爭。中美關系已經超出雙邊層面，對全球的影響日益巨大。中美之間的合作會使世界受益，而任何沖突，如果不能正確處理，都可能給世界帶來風險。

　　比如，現在南海就存在著緊迫的危險。美國把中國維護國家主權和海洋權益的作法視為旨在控制整個地區的“戰略擴張”行動，并且依據這個判斷采取應對措施。中國把美國派軍艦到中國的南沙島礁附近巡航視為嚴重的挑釁行徑。這導致地區安全局勢更加緊張，雙方的不同認識對已經因為多重爭議而相當復雜的地區局勢來說如同火上澆油。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此事也促使雙方相互釋放一個強烈的信號，表明中美需要溝通和協作，需要增進理解和信任。兩國軍方的會面和討論讓我們有理由期待，雙方能找到更好的辦法來處理矛盾和分歧。一個新型秩序也許就需要在這樣的碰撞和摩擦過程中產生。

　　雖然現在要預言未來世界的秩序圖景、以及全球秩序是否會出現還為時尚早，但是，通過各國的交流，通過坦誠的對話，我們有理由期望，國際社會能就什么樣的秩序架構有利于保證21世紀真正成為一個和平繁榮的世紀逐漸形成共識。30年多前，當中國剛剛展開一場規模空前的改革時，鄧小平用了“摸著石頭過河”的比喻。我們現在或許需要以類似的態度來探索塑造“全球秩序”之途。

　　中國需要逐步積累參與國際體系和國際治理的經驗，需要學習，并且是快速地學習。同時，中國也需要講好自己的故事，讓世界讀懂中國，了解中國，這是真正意義上國際合作不可或缺的基石。(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