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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份，中國傳媒大學副教授戴建華結束了在美國為期一年的訪學。

訪學期間，雖然每天都能從互聯網上得知來自國內的消息，但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貫徹落實力度，是否仍像他出國前一樣？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一直都很感興趣的戴建華，心中老想著這個問題。

就在前幾天，教育部集中通報了多起部屬高校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典型案件，具體責任人和多名高校領導分別被給予相應處分，讓他明白了“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的真切含義。

這對他震動很大。他告訴記者，合適的時候，他準備向國外對八項規定感興趣的朋友介紹八項規定落實的現狀，并告訴他們一句話：“這不是一場‘運動’，不要再拿老眼光看中國了，你們的中國觀也該與時俱進了！”

1 、不是“政治秀”

“你是中共黨員嗎？”

經常有外國人拿這個問題問戴建華。他們中的很多人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都習慣于先入為主，戴著有色眼鏡。

“剛開始走出國門看世界時，我就讓外國人給‘上了一課’。”戴建華表示，很多外國人尤其是美國人秉持著一種“我們是天朝上邦，爾等都是蠻夷”的自負。他們對中國的印象甚至還停留在冷戰時期，對這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的國度存有不小的無知和偏見。

八項規定實施伊始，盡管不清楚具體內容是什么，但國際上有不少人已經注意到十八大后中國正在進行的正風反腐行動，不過他們的態度是這樣的：

“八句話就能扭轉腐敗現象？”“估計很快就‘昨日重現’了。”

剛到美國時，類似的質疑戴建華并不陌生，而且這種根深蒂固的偏見，很難通過幾句交流就能得到更正。作為一名黨員和一名系黨支部書記，他常常有一種百口莫辯的無奈之感。

可一年多下來，戴建華發現周圍外國人的態度正在逐漸發生轉變。

一位在美國做奢侈品代購的朋友告訴他，之前發往國內的地址中含有某某機關、部門的字樣是經常的事兒，可是現在這些客戶越來越少。而這位朋友經常去采購的某奢侈品店銷售人員說，過去在美國當地瘋狂購買奢侈品的中國人群中，有很多官員的身影，但如今那種景象已經很難尋覓。

多家美國媒體轉載路透社《中國懲處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慵懶官員》一文，引發網友熱議，一位美國網友感嘆：“我們美國人怎樣才能也有個‘中紀委’呢？”

一位美國政治學教授表示，中國已經查處一百多名省部級高官，而且這個數字還在增長，這讓他相信中國共產黨是動真格的，既不是一時興起，也不是做給世人看的“政治秀”。

回國前跟一些外國友人道別時，有一位外國朋友竟然出人意料地稱戴建華“戴同志”，這讓他十分驚訝。這名友人還說，希望有機會能到中國親身感受一下新一屆中央領導班子帶給中國的新變化。

2 、“好戲”沒看成

外國的普通群眾對中國的認知絕大部分來自于媒體。

自八項規定出臺以來，中國礦業大學廉政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劉金程一直關注外媒對于八項規定的報道。他說，更多情況下，外媒是將八項規定放到反腐敗的框架下談論的。

據劉金程觀察，絕大多數外媒都能夠真實客觀地報道中國，但他們經常會采用“消息人士稱”“不愿透露名字的人士稱”等方式來表明立場。對于八項規定的報道，同樣也沒有脫離這個套路。“打著‘新聞價值’的旗號，傳遞一些不同聲音，”劉金程說，“其實很多外媒都有等著看看笑話的動機。”

劉金程記得，在美國有重要影響力的《華爾街日報》曾就八項規定有過這樣的報道：“雖然這種努力的真實成分仍然有待觀察，中共能做出多大的努力來改變其根深蒂固的習性也是個未知數，但至少是在呼吁采取一些與過去大不相同的行動。”類似的表述，很多外媒都曾有過。

“有待觀察”“未知數”顯然是在表達一種質疑。劉金程表示，外媒對于中國正風反腐的態度很偏頗，他們不愿意相信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反對腐敗的決心，也不愿意承認中國在打擊腐敗方面取得的成績。

隨著中國反腐敗國際合作力度的加大，越來越多的外國媒體已經開始正視中國反腐敗斗爭取得的突破，并逐漸修正他們的片面觀點。

2014年2月17日，《聯合早報》在一篇題為《將八項規定進行到底》的文章中寫道：“轉眼間，中共中央新一屆領導人上臺已一年有余，中央政治局前年底出臺八項規定，要求精簡會議活動、厲行勤儉節約等，當時很少人預見到，公款吃喝、文山會海等中國官場的‘老大難’問題，竟然在一年內出現如此明顯的改善。”

同年12月，法新社的一篇報道指出，“在一年半不到的時間里，中國政府清退16萬吃空餉人員，8萬多人因違反八項規定受到處理。”“民眾越來越清晰地感受到中國領導人對腐敗問題的零容忍態度，政府也將會越來越受到民眾的歡迎。”

劉金程說，透過馬來西亞《新海峽時報》發表的《為何中國看上去正在贏得反腐斗爭》中的一句話，可以窺見外媒對中國正風反腐的信心：“今天的亞洲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打擊腐敗，其中最為認真的毫無疑問是中國。”

3 、“這個政黨不簡單”

對八項規定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最有發言權的，當是那些需要與政府機關頻繁打交道，或者是產品和服務與黨政部門密切相關的企業和個人。

澳籍華人劉先生長期在國內經營紅酒生意，在澳大利亞擁有葡萄園和酒莊。2012年前，他的酒莊生產的紅酒每次都是十幾個集裝箱地出口，尤其是對公出貨量非常大。在他看來，其實國人對于紅酒的鑒賞能力參差不齊，很多公務場合上，喝紅酒的方式甚至與喝啤酒一樣，再加上花的都是公款，“把‘拉菲’的牌子都快喝倒了”，此言不虛。

八項規定出臺后，紅酒“銷量銳減到只有原來的十分之一”。劉先生周圍的紅酒商也遭受相同的境遇：有的資金鏈已經斷裂，有的剛入行賠得血本無歸，幾百塊錢的紅酒幾十塊錢甩賣，也不見買家。需求上的“斷崖式暴跌”，也很快對原產地的紅酒生產和葡萄種植產業造成了連鎖反應。

“中國怎么了？”這是國外商人經常問的問題。他們難以想象簡簡單單的八句話就讓中國的官員紅酒說不喝就不喝了。大家感嘆，這個政黨真是不簡單。劉金程注意到，八項規定的持續性所帶來的輻射效應，正在全球范圍逐漸改變外國人的中國觀。

日本門戶網站Livedoor在其報道中寫道：2012年12月定下了八項規定后，中國便產生了一種消費高級品就為“惡”的思想風潮。一些奢侈品研究人員甚至發現，普通人正在擁有更多的“定價權”。

“習近平總書記曾對多國領導人提出，歡迎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便車。而八項規定以及十八大以來的一系列正風反腐新舉措，既是中國號列車的新引擎又是安全帶，也唯有如此，才能行穩致遠。”劉金程說。（本報記者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