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2020年7月20日這天,雖然當時中國的疫情早已得到有效控制,當天只是新增了11個確診病例(8例本土,3例境外輸入)和6例無癥狀感染者,且無人死于新冠,可《經濟學人》的大數據模型和人工智能系統卻離奇地“推算”出了中國在當天因疫情死了1800人。
可盡管這一惡果是不斷忙于政治和社會內斗的美國人自己作出來的,一些美國人卻并不愿意承認美國和中國存在著如此劇烈的差距。
這不,一位在美國一所大學教書的教授,近日就被中美之間這巨大的差距搞得“發了瘋”,更寫出了一篇滑稽的“火星文”,稱中國的新冠“實際死亡人數”大大多于美。
這個美國教授名叫George Calhoun,是美國斯蒂文斯理工學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一名授課教授,其本職專業是無線通訊科技和資本市場融資。
不過,這位教授卻于2022年1月2日在美國新聞資訊網站福布斯上撰寫了一篇“分析”中國新冠疫情死亡人數的文章,并拋出了一個讓全世界看來都覺得荒誕的說法:中國的新冠疫情“實際死亡人數”不僅多于美國,更達到了170萬人。
截圖來自美國斯蒂文斯理工學院教授George Calhoun的“火星文”。
如上圖所示,在這篇題為“北京在故意隱瞞中國的新冠肺炎死亡率(第一部分)”的文章中(是的,他還打算就這一話題再撰寫兩篇文章),這位美國教授先是陰陽怪氣地宣稱,雖然美國通報的疫情死亡人數為82萬余人,而中國的則是4636人,意味著美國的疫情死亡率是中國的800倍,但他并不認為中國的疫情死亡人數只有這么少,更宣稱美國比中國差了800倍是“不可能”的。
隨后,他拋出了他最核心的“論據”,稱英國《經濟學人》雜志(The Economist)通過大數據模型和人工智能驗算,發現全世界都“少報”了新冠疫情的實際死亡人數,其中中國少報的死亡病例數,經《經濟學人》用大數據模型和人工智能推算,為170萬。
他由此宣稱,中國的疫情累計死亡人數“至少應該是美國的兩倍”。
截圖來自美國斯蒂文斯理工學院教授George Calhoun的“火星文”。
可極為尷尬的是,《經濟學人》雜志雖然確實搞了一個大數據模型,并通過“人工智能”推算了一番世界各國新冠疫情的“實際死亡人數”,但其搜集和使用數據這些數據的方式方法卻存在著多處嚴重的漏洞,而且早在11月就已經被西方的專家自己揭露過一次。
原來,去年11月初,美國鷹派智庫“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就曾在一篇攻擊中國防疫成果的文章中引用過《經濟學人》的這個模型,稱中國的疫情“實際死亡人數”為60萬人,是官方通報的4000多人的130多倍,想以此妖魔化中國嚴格的限制性防疫措施,給西方的“佛系”防疫政策辯解和開脫。
但一些認真做學問的西方專家就當時發現,《經濟學人》的這個模型存在許多問題。
其中,日本圣路加國際大學(St. Luke'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Japan)的生物統計學教授Stuart Gilmour就連發了20多個貼文,詳細指出了《經濟學人》這個新冠疫情“實際死亡人數”的大數據模型和人工智能推算系統在推算中國和越南等采取嚴格防疫措施的亞洲國家時存在的嚴重誤差以及這種誤差的由來。
從《經濟學人》網站上的介紹來看,這家英國媒體其實是以各國每月的總死亡人數為參照,并納入了其他一系列數據作為變量,設計出了一個大數據模型,并通過一個人工智能系統擬合出了各國每月新冠疫情的“實際死亡人數”。
由于越南和中國等亞洲國家并不會像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那樣每月發布當月的全部死亡人口數,《經濟學人》便以西方那些有這些數據的國家為參照,對中國和越南等國的每月數據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進行了一番“推算”。
可根據Gilmour教授的分析,《經濟學人》這種做法存在一個“巨大且明顯”的問題,那就是發布每月全部死亡人口數的西方國家,都在遭遇全面的疫情爆發,而中國和越南等不會這么發布數據的國家,則采取了嚴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令疫情早早得到了控制。
所以,《經濟學人》這種“用疫情嚴重失控的國家的死亡人數,去推算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國家這一數據”的做法,就勢必會得出后者在“少報”“瞞報”的結果。
而在耿直哥看來,這種“算法”更給我一種“我好不了,你也別想好”的“無能狂暴感”。
這便是為何,在比如2020年7月20日這天,雖然當時中國的疫情早已得到有效控制,當天只是新增了11個確診病例(8例本土,3例境外輸入)和6例無癥狀感染者,且無人死于新冠,可《經濟學人》的大數據模型和人工智能系統卻離奇地“推算”出了中國在當天因疫情死了1800人。
因為,《經濟學人》認為當天美國的“實際死亡人數”應該在1880人(當天美國通報的死亡人數為757人)。
同時,耿直哥還懷疑,《經濟學人》的模型恐怕也沒有考慮到,在中國只有武漢市遭遇了最慘烈的疫情,有不少患者因此離世。忽視這一因素,可能會導致其大數據模型把武漢的情況錯誤地擴大到中國全國,得出更離譜的結果。
另外,Gilmour教授還指出了《經濟學人》這個模型去其他明顯的問題,比如這個模型一方面完全忽略了不同國家的疫情防控成效的區別,另一方面還把“政治自由”這個和疫情并沒啥關聯的政治指標,也納入到了模型里。
Gilmour教授還相當一針見血地指出,包括中國和越南在內的很多亞洲國家,在疫情防控上都比美國做得要好,這一事實可不是用一些漂亮的數據模型給西方帶帶節奏就能改變的。
在Gilmour教授等人的這番強烈質疑下,“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很快便悄悄修改了他們攻擊中國防疫成果的文章,移除了文中使用《經濟學人》的模型造謠中國“少報”死亡病例的段落。
但《經濟學人》至今都沒有更改該刊的大數據模型,仍在用錯誤的信息誤導著大眾輿論。耿直哥不清楚這家英國媒體至今不做出任何更正的原因和底氣到底是什么。但從“釣魚”的角度來說,《經濟學人》留著這么一個錯得離譜的數據倒也有一定的“娛樂”意義,好讓我們中國人看看還有那些西方的“傻帽”會“上鉤”。
圖為《經濟學人》雜志仍在其網站上使用著錯誤的大數據模型,誤導輿論大眾以為中國瞞報了上百萬人的死亡人數。
比如,今天被《經濟學人》成功“釣魚”,拿著該刊錯得離譜的大數據模型,在美國媒體上炒作中國“瞞報”死亡病例、說中國死亡人數是美國“兩倍”的那位美國教授,此刻就非常尷尬。耿直哥相信很多中國民眾都會好奇這位仿佛剛從“火星”回來的教授,該怎么在他的核心論據已經完全破產的情況下,“編”完他接下來仍要造謠中國“瞞報”的兩篇文章。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去年2月,中國官方的疾控中心曾經在一篇論文里,對武漢在2020年前三個月里的全部死亡人數進行過細致的對比分析。當時耿直哥也在我們《環球時報》的微信公眾號等平臺報道了這篇論文的內容。
根據那篇論文的分析,比起2019年的前三個月,武漢在2020年前三月新冠疫情爆發時期,總共多死亡了約6000人,其中有3653人死于新冠肺炎,還有920人死于其他肺炎,另有1400人死于其他慢性疾病,這可能是因為當時醫療資源被擠兌,或是患這些其他病癥的人不愿再去醫院所致。
不過,雖然這些死于非新冠肺炎的病例人數,可視作是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的“死亡人數”,但不論是按中國的標準還是美國的標準,這些病例都并不屬于應被通報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因此算不上所謂的“少報”后“瞞報”。
更重要的是,武漢當時那種因醫療資源被嚴重擠兌,導致的其他非新冠病患無法看病,進而被拖死的慘痛教訓,很快被中國各地所吸取,之后中國即便出現疫情的小范圍波動,也很少再出現那樣嚴重的局面。
反倒是西方國家因為放任疫情擴散和“佛系”抗疫,令醫療資源不斷被沖擊。其受這種原因死亡的病例人數,恐怕要大大多于中國的武漢。
所以,到底哪些國家是在尊重人權、認真抗擊疫情,哪些國家是在放任疫情、傳播病毒、毒害全世界、還厚顏無恥地想要顛倒黑白,答案已經再清楚不過了。
(來源:“環球時報”微信公眾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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