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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今世界夠復雜、夠熱鬧。因為，全球走進了自2008年美國引爆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新一輪動蕩不安之中。

　　人們注意到，面對地區沖突交織迸發、世界經濟復蘇艱難、國際秩序演變加速等等問題，西方發達國家確實相當“費神費力”，其動力背后的因素肯定不少，但恐怕排除不了一條：擔心自己鬧起來的危機，會讓自己失掉對世界秩序、國際規則“莊家”的大位。

　　其實，西方發達國家的憂慮感，不光體現在“治理外部難題”的外交上，不讓他們省心還有那些“內部治理難題”。內政大于外交，此乃任何一個國家執政者都心知肚明的治國理政的大道理。他們明白，畢竟這場全球金融災難的源頭是世界頭號強國美國，首先發生債務危機的是發達的歐洲，為什么？是不是治國理政的制度體系有漏洞、有風險？

   “強者”總不愿意更不甘心讓“弱者”說三道四，但擋不住其來自內部的深究。國際金融危機與歐洲債務危機相繼爆發以來，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出現了社會共識難以達成、政治決策困難重重、傳統機構低效無能、公眾期許無法保證等難題，國家治理體系、治理方式、治理能力都面臨從未有過的挑戰，引發了政商學界對發展和治理模式的新一輪反思。

　　西方當前熱議的社會治理難題，主要集中在六個方面：

　　內政治理難題之一：如何解決社會不平等和貧富分化加劇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的學術專著《21世紀資本論》很流行。他通過對大量歷史數據的比較研究，揭示出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收入不平等日益嚴重。出乎意料的是，這一研究成果也在美歐各界引發了強烈關注與共鳴。

   “皮凱蒂摧毀了保守派最為珍視的一些錯誤信條。”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說:“保守派堅持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靠才能成功的時代，富人的巨額財富都是賺來的，也都是應得的。”

　　數據顯示，2012年，1%收入最高的美國家庭獲得了全國收入的22.5%，是自1928年之后的最高值?，F在10%最富有的美國人占有的全國財富中的70%還不止，比1913年被稱為“鍍金時代”結束時的比例還高，且其中一半是由最富有的1%的人所占有。

　　經濟學家還注意到，在過去30年里，美國的社會流動性已明顯下降，出生在25%低收入家庭的人，最終進入25%高收入階層的概率，減少了一半。

　“美國在繼續發展的同時也在倒退。”美國南加州大學安嫩伯格•諾曼•利爾中心高級研究員尼爾•加布勒說，“歷史學家們會想要知道，為什么21世紀與19世紀末如此相似——一個富人統治而其他所有人屈從的糟糕時期。”

　　美國總統奧巴馬似乎意識到了這個現實的嚴峻，在今年的國情咨文中，他不僅提及縮小貧富差距問題，還力推“中產階級經濟學”，并將推動提高最低工資列進施政目標。

　　無獨有偶，英國首相卡梅倫也表示，“要為只拿最低工資的就業者免稅。”讓許多人犯暈的是，數年前，奧巴馬提出再分配的重要性時，還被西方輿論批評為社會主義者。而今，“點贊”的已超過了“拍磚”的。

   “為了應對收入差距擴大，發達國家傳統的辦法是實施再分配和構筑社會安全網，缺點就是打壓了人們的干勁。”美國著名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說，“現在的改革，關鍵在于建立有效且負責任的治理體制，必須建立起敢于與既有的經濟和社會差距正面交鋒的、公正的政治體系。”

　　內政治理難題之二：如何重建對自由市場的信心

　“盡管很多人擔心的全球衰退得以避免，但對于自由市場提高全世界生活水平能力的強大信心卻沒有恢復。”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的這番話，聽上去有點繞，其實，翻譯過來大致就是說，對全球衰退不可避免有心理準備，但是對用自由市場恢復全球經濟、生活水平能力的信心不足。

　　他還說：“認為有一套所有明智的決策者都可以套用的以市場為基礎的方案——即‘華盛頓共識’——的信念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全球缺乏共識感。”這話就直白了許多。

　　知名的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學新聞學院院長趙月枝評論道，“面對中、印等新興經濟體的快速崛起，西方社會對其自由市場的信心更是顯得脆弱不堪，試圖給這些國家貼上‘國家資本主義’的標簽，予以口誅筆伐。”她說，這背后或多或少地反映出西方社會對其制度缺陷的焦慮不安。

　　美歐資源過度向金融領域集中，使用虛擬資本的投機行為和以實體經濟為基礎的投資活動間的合理比例被嚴重打破，甚而失控，消費、借貸、進口、福利均過度，國內經濟結構的失衡，難以在短期內緩解和調整。源起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人們把更多的關注投向了應急救災措施，其實，專業的經濟學家們已經注意到了，發達國家經濟的長期可持續增長缺乏保障和動力的問題。

　　內政治理難題之三：如何解決西式民主體制的失靈

　　美國政治記者小約瑟夫•尤金•迪昂寫了一本書，取名《為什么美國人恨政治》。他說，美國政治患上了嚴重的意識形態病，民主黨、共和黨都成了中產階級上層利益的傳聲筒，在選舉過程中制造大量意識形態化的虛假政治選擇，將美國政治變得非常兩極化。他直截了當地指出，“在極化政治下，議會和政府無法從國家長遠利益和社會總體利益的角度制定和實施政策，只是為市場投機提供了機會。”

　“美國國會的口水仗不少。”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刊文評論說，但其議案產出率卻是自1947年以來最低的，美國人對國會的信任率僅為7%，“聯邦政府過度分權制衡，導致運作機制癱瘓”。

　　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訪問學者白潔談及此問題時引用了美國國務卿克里名言：美國外交面臨的最大挑戰不是崛起的中國，也不是中東的動蕩局勢，而是美國國會。

　　據白潔的觀察，美國智庫和學術界對兩黨斗爭激烈的現象頗有擔憂，認為美國新生代政治圈既沒有老一代政客們在兩黨之間“跳槽”的政治勇氣或政治謀術，也缺乏為達成重要目標而妥協的精神，很難找到為之努力的同一目標。

    “這種政策傾向的一邊倒、政治態度的僵硬化、政治派別的低融合度，最終嚴重掣肘了政策的推進度。”白潔說，“雖然美國政治結構的分權、制衡、競選等特性，仍是保障美國體制運轉的最重要政治財富，但‘紅利’逐漸喪失，甚至可能淪為影響決策效率和效果的‘負資產’。”

　　曾以提出“歷史終結論”而聞名的西方政治學者福山，接受媒體采訪時坦言，民主主義當前存在的不安并非來自不同體制的挑戰，而在于政治衰退等自身失誤，“不僅僅是金融，在石油、農業等眾多領域，特定的利益集團都在左右政治為己所用。在推行金融監管改革、醫療保險改革這樣的重大改革過程中，他們也要設置障礙。這可以說是民主的失敗”。

　　也許是深深感到了西方民主的困境，福山近來推出新作《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明確提出，“民主并非萬靈藥，而強有力的政府對于社會的成功才是必不可少的”。

　　各國對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探索都到了重要時刻。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詹得雄說，發達國家也不例外。

　　內政治理難題之四：如何解決不同社會群體的多元共處

　“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右翼民粹主義思潮在許多歐洲國家明顯升揚，反移民、反穆斯林、否認平等、拒絕開放、政治不滿情緒相互影響，且這一情況還可能進一步加劇。”這個判斷來源于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發布的報告。

　　美歐一批民眾面臨無收入增長的生活窘境，一些中產階級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福利社會的成本難以承受，尊重多元文化的社會價值觀體系受到質疑，社會保守化傾向加劇。

　　加拿大《環球郵報》分析指出，當今西方社會正在形成兩個截然對立的群體：以穆斯林為代表的外來移民，以及堅持西方傳統宗教、文化價值觀的保守派民眾，這兩個群體在價值認同上存在明顯的差異、矛盾。“如何調和西方社會長期堅持的“言論自由”同穆斯林移民不同的宗教信仰習俗，將是西方社會面臨的重大課題。”

　　內政治理難題之五：如何解決“法治”異化為“律師之治”

　    《大退化：制度如何衰敗以及經濟如何衰亡》，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的新著，書名很震撼。他提出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西方社會中的‘法治’正在面臨著衰退危險，至少在部分‘盎格魯勢力范圍’的國家之中，由于法律條文大增，‘法治環境’過度膨脹，不但因此未能達到‘法治’，反而異化成了‘律師之治’。”

　　弗格森是這樣描述“大退化”的：“亞當•斯密認為，如果國家的‘法律和制度退化到精英尋租主導經濟和政治進程的地步，國家就達到靜止狀態’。我試圖表明，這是西方世界重要地區的現狀。明確的隱含的公共債務，已經成為老一代人以損害年輕人和未出生者的利益生活的方式。調節已經失去作用，以至于加劇了系統的脆弱性。在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律師可能成為革命者。在一個靜止的社會，律師可能成為寄生蟲。公民社會僅僅衰落到公司利益和大政府之間的無人區。總之，我把這些事情稱為‘大退化’。”

　　內政難題之六：如何進行全面體制創新

   “西方人越來越意識到他們的國家治理存在一些嚴重問題。”《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的作者馬丁•雅克說，“西方政治體制運轉最好的階段是二戰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也就是‘長期繁榮時期’，但此后經濟增長相對較慢，政府的設計更多傾向于短期效應。”

　　前不久，有全球影響力的美國《外交》雜志，罕見地以“衰敗中的美國”為主題，邀請福山等政治學者探討美國國內政治“功能失調”問題，為何政府難以推進必要的改革。

　　福山說，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分立是美國的立國理念，美國人不信任政府的傳統由來已久，但問題在于一旦民主過了頭，對行政機構的監督和制衡就會淪為“否決體制”，導致決策體系過于松懈，施政成本過高且效率低下。

　　與福山的直言不諱相呼應，弗格森提出，西方國家需要強有力地推進改革，恢復西方文明四大制度支柱的良好運轉，這四大支柱是以“代議制政府”為特征的民主、以“自由市場”為內容的資本主義、以“規則”為標志的法治以及以“公民自治”為代表的社會。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稱，互聯網等新經濟模式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組織方式和社會契約等方面都將產生深遠影響，政府需要調整政策，適應這樣一個更加個性化的時代。

　“世界經濟論壇”在2015年初公布未來十年世界面臨的主要風險時稱，低經濟增長率和技術變革會使失業率居高不下，而失業問題對社會穩定構成長期威脅。

　　在分析了新技術對市場經濟及民主政體的影響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社會科學教授達尼•羅德里克提出，西方應通過創新性思維及制度安排，建設創新國家。“‘福利國家’是20世紀民主化資本主義制度的創新，21世紀需要向‘創新國家’轉變。”

（責任編輯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