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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習慣抽離歷史場景、脫離歷史邏輯，打著“人性化”的幌子解構歷史，在“重新包裝”中將歷史碎片化，在雞湯化中混淆基本的是非觀。一些人熱衷于“民國范兒”，卻不知道那只是民國的精華版，忽略了歷史不只是精英的幸福史。一些人用小清新的方式解讀戰爭，用悲歡離合的煽情敘事取代大是大非，卻不問歷史中的民心所向、大勢所趨。

　　8月15日，70年前，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站在抗戰勝利的歷史節點上，關于歷史觀的問題依舊引人深思。這不，從八月初開始，黨報就連續刊登了5篇文章，關鍵詞就是“歷史觀”，鞭辟入里地駁斥了6大歪曲的史觀。

　　更重要的是，習近平總書記重視歷史、史觀是毋庸置疑的。他多次強調，要弘揚偉大的抗戰精神，要從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井岡山精神和蘇區精神是寶貴精神財富;多次比喻“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歷史是最好的老師”“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學習黨史國史是“必修課”;多次要求“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從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中尋找精氣神”，要“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傳統美德”。

　　就拿最近來說吧，7月30日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體學習時就強調，“要堅持正確歷史觀”“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那么，與此相對地、在市面上流行的一些歪曲的歷史觀又怎樣“偽裝”呈現的呢?黨報又如何逐一批判的呢?學習大國帶大家揭開那些錯誤史觀的“面具”。

　　1、以“想象化”的方式消費歷史

　　典型的例子，就是抗日“神劇”：手撕鬼子、褲襠藏雷、石頭打飛機……讓我方裝備能力“超過蝙蝠俠”，把敵人描繪得近乎弱智，這不僅是對嚴肅莊重歷史的曲解，更是對浴血衛國先烈的不敬。也難怪有人質疑，這種缺乏常識和底線的“戲說”和“惡搞”，究竟是藝術創作，還是消費歷史和民族情感?

　　2、以“雞湯化”的名義輕薄歷史

　　有人習慣抽離歷史場景、脫離歷史邏輯，打著“人性化”的幌子解構歷史，在“重新包裝”中將歷史碎片化，在雞湯化中混淆基本的是非觀。一些人熱衷于“民國范兒”，卻不知道那只是民國的精華版，忽略了歷史不只是精英的幸福史。一些人用小清新的方式解讀戰爭，用悲歡離合的煽情敘事取代大是大非，卻不問歷史中的民心所向、大勢所趨。

　　3、以“主觀化”的態度曲解歷史

　　有人習慣觀點先行，以立場決定對事實的取舍，斷章取義為我所用。一些人常常用主觀臆想去改寫中國歷史，打著“還原歷史”旗號，以點代面，以偏概全，熱衷于把某一個歷史時期美化成“黃金時代”，為已有定論的歷史人物“翻案”。這些做法，把歷史當成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既不符合歷史潮流和基本史實，也無助于提高我們的思考力和判斷力。

　　4、以“虛無化”的手法解構歷史

　　虛無主義歷史觀具體體現為：第一是在“說事”時，改變歷史結論，美其名曰“新視角”，其實是強詞奪理為我所用。比如，提出“如果不搞五四運動”“如果不打抗日戰爭”“如果沒有抗美援朝”，以建立在假設基礎上的推演，來證明自己的正確。再比如，罔顧歷史條件和歷史真實，提出“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中國帶來近代文明”“殖民地統治有助于提高中國人素質”等等，都是無視史實信口開河的謬論。

　　第二是在“論人”時，顛覆歷史評價，美其名曰“復雜論”，其實是要瓦解道德基礎。比如，“好人不好”，黃繼光堵槍眼不合理，雷鋒日記全是造假，狼牙山五壯士是土匪，虎門銷煙的林則徐更是“把中國踹入萬劫不復的深淵”。相反，“壞人不壞”，慈禧是“優秀的政治家”，李鴻章妥協投降是“爭取國家利益”，袁世凱也被贊為“為中國找出路”。

　　第三是在“講史”時，歪曲歷史規律，美其名曰“再思考”，其實是要將歷史一腳踢開。比如，把傳統文化一棒子打死，認為儒家充滿“奴性”，道家安于現狀，法家崇尚專制，毫無可取之處。再比如，宣揚“告別革命”論，抹殺、貶損從太平天國、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等一切進步運動，從而否認中國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

　　5、以“庸俗化”的姿態抹黑歷史

　　現實中一些人卻無視“歷史精神”，典型的表現就是“告別崇高”“消解意義”，把那些具有進步意義的歷史事件矮化為“權謀”“宮斗”，把那些承載精神信仰的英雄人物丑化為“投機派”“野心家”，把“個人利益滿足”作為解讀歷史、評價人物的唯一標尺。史實因而變得曖昧低級，史識則因而變得庸俗含混，歷史變成了少數人博取財富和權力的寫照。

　　歷史庸俗化還表現為：把歷史異化為蠅營狗茍的厚黑學、勾心斗角的權謀術，從歷史中打撈的是殘渣而不是精華，汲取的是糟粕而不是養分，關注的是如何靠機心取巧，而不是怎樣為正義代言。進而把一切歷史行為庸俗化、歷史人物污名化，為理想獻身的英雄不存在了，為民族大義奮斗的群體不存在了，那些照亮人類心靈和精神的理想信念也不存在了。

　　6、以“娛樂化”的言行調侃歷史

　　在信息爆炸、觀點多元、文化多樣的今天，應該怎么用好歷史資源、做好歷史傳播，真正讓歷史對時代說話、向公眾發言?輕盈、生動、鮮活的歷史背后是社會進步、思想解放的表現。然而，以戲說代替正說，以調侃代替中立，以消費歷史代替認識歷史，以娛樂歷史代替思考歷史，可能就跌進了“泛娛樂化”的陷阱。

　　娛樂化一旦過度膨脹，其必然的結果就是審美取向感官化，價值取向虛無化，政治取向戲謔化，道德取向去崇高化。

　　有文化工作者把歷史當消費，熱衷于“戲說”、青睞于“顛覆”;有專家學者把淺薄當學術，花大量功夫研究“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是有婚外情”“李清照詞句證明她是好賭好色之人”;有教育工作者把媚俗當創新，窮盡資料只是為了證明孔子有私生子、推論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這些雖然不是主流，但這種“娛樂”示范，同樣會產生“愚樂”效應。

　　站在抗戰勝利70周年這個節點，往回看，百余年滄桑變化的中國近代史，5000多年燦爛輝煌的華夏文明史，構建起我們民族最有力的精神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