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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腳醫生是社會主義新生事物，是源自于群眾的首創精神、經過領袖毛澤東大力弘揚并且通過群眾路線而得到全面推廣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制度實踐。

　　當然，赤腳醫生的出現并非偶然，而是與建國以后提出的醫療三大原則——預防為主、面向工農兵和團結中西醫——緊密相關的。沒有這三大原則，可以說不可能出現赤腳醫生的實踐。

　　毛澤東在1956年的文章《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中寫道：過去說中國是“老大帝國”，“東亞病夫”，經濟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講衛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腳，男人留辮子，還有太監，中國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國的月亮總是比較清爽一些，總而言之，壞事不少。但是，經過這六年的改革，我們把中國的面貌改變了。我們的成績是誰也否認不了的。

　　建國之后的愛國衛生運動、防止血吸蟲等傳染病等的確提高了中國人的健康水平，但是因為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口都在農村，狀況積重難返，“病夫”依然很多。到了1965年當毛澤東看到，140多萬衛生技術人員，居然有80%的高級醫務人員留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只有10%在農村，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只占25%，而城市占去了75%，不禁大發雷霆：“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于是就有了光輝的“六·二六”指示：“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

　　同年，來自于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的王桂珍(沒有多少文化的衛生員)和黃鈺祥(畢業于蘇州醫專，分配到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衛生院)因為走村串戶甚至到田間地頭為農民們治病，同時也參加農業勞動，而受到當地農民的熱烈歡迎。當地農民見王桂珍既行醫，又(光腳)勞動，所以稱她為“赤腳醫生”。為此他們得到了縣、市級的報道，但還只是屬于“學雷鋒”的范疇。

　　直到1968年，上海市的記者認識到王、黃二人的做法與毛澤東所作出的指示以及他所提倡的方式是契合的(“醫學教育用不著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的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脫離群眾，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于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于是寫作了《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調查報告。這篇報告最先在上海《文匯報》發表，后來由《紅旗》和《人民日報》全文轉載。毛澤東對此的批示是：“‘赤腳醫生’就是好。”

　　在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下，農村的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縣級人民醫院，公社衛生院，大隊衛生室——也建立起來了。除此之外，農村醫療“三大支柱”的最后一根即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也源自于群眾的發明。湖北省樂園公社衛生所的赤腳醫生覃祥官所提出的《關于樂園公社杜家村大隊試行農民合作看病的草案》也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其具體辦法就是：農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錢的合作醫療費，村里再從集體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5角錢作為合作醫療基金。除個別痼疾纏身要常年吃藥的以外，群眾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錢的掛號費，吃藥就不要錢了。

　　1972年，來自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學者所拍攝的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讓全世界得以了解赤腳醫生。之后，王桂珍、黃鈺祥和覃祥官都先后出席過國際會議，引起了全世界的衛生工作者和媒體對赤腳醫生的贊嘆。今天，當屠呦呦因為在20世紀70年代發現和提取青蒿素而獲得諾貝爾醫學獎時，重新審視那個時代的醫療，就變得非常必要。

　　一. 醫療與革命倫理共同體

　　在“六·二六指示”中，毛澤東說：“還有一件怪事，醫生檢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傳染給別人?我看主要是怕人傳染給自己。要分別對待嘛!什么都戴，這肯定造成醫生與病人之間的隔閡。”這段話在我們現在看來，不免要譏為外行話，認為是外行干涉內行。但毛恰恰是有意無意地看到了現代醫學科學的本質，那就是，為了成為科學，必須要讓醫生與病人產生“隔閡”和距離，從而讓病人成為有待認識的客體，于是就產生了醫生對于病人的權力。這無疑造就了冷冰冰的醫患關系。與此相關，毛澤東甚至在1965年8月2日說過“神醫”的三個好處，其中之一就是“給病人精神安慰，病也就好了。”我們都不會否認，溫情、平等的醫患關系必然會對患者的康復產生積極作用。

　　現代西醫恰恰是通過冰冷的理性將患者建構為知識的客體。在福柯及其導師康吉萊姆看來，19世紀的歐洲醫學因為聽診器和算數技術的使用，病人的生命體慢慢成為一組可以進行客觀分析的數據，并以征候(sign)的形式表現出來。如此就確立了醫學知識的中立性和客觀性。即便對一位充滿愛心的醫生而言，他∕她的專業訓練也將迫使他/她將注意力集中在人以外的病征(即征候)、數據與檢驗報告上。病人自感的癥狀不再是醫療的重要依據，而醫師日益專門化的術語更脫離了病人日常生活的世界，口罩和白大褂只是醫生權威和權力的體現。

　　赤腳醫生卻因為學歷低、政治覺悟高、中西醫結合等特點，可以很好的與農村病人相結合，形成一個比較完備的自治體系。赤腳醫生并不會高高在上，他們不只看病，還要種地，與當地農民形成了一個融洽的共同體，這種可以形成比較平等的醫患關系。醫生不只是將病人作為客體進行診斷，從而得出科學的征候，相反，醫生與病人之間存在著熟人間的活生生的情感交流。楊念群從“空間政治”的角度指出，中國鄉村中傳統的“醫患關系”不僅表現為病人及其家屬對治療方式的自主性，還表現為更加看重醫療過程的“擬家庭化”程度，即整個診療過程是否在一種親情人情網絡中完成。

　　當然，因為赤腳醫生來自基層，與病人之間除了醫患關系，還有親戚、朋友、鄰居或同鄉等關系，而這些關系在舊時代的確是一種擬家庭化或者類家庭化的關系，但與其將其稱為親情人情網絡，不如稱為革命倫理共同體，因為革命的原則是盡量破壞以血緣為依托的宗族倫理，訴諸“親不親，階級分”的革命倫理。如以赤腳醫生為主題的電影《春苗》的插曲《春苗出土迎朝陽》中就有這樣一句歌詞：身背紅藥箱，階級情誼長。

　　當時赤腳醫生的來源除了醫生世家和下鄉知青，還有就是家庭出身好、政治思想好、但文化相對較低的貧下中農子女，他們所服務的對象自然也主要是貧下中農。正是基于階級地位，當年的農民對赤腳醫生有這樣的評價：“城里有的‘洋’醫生高高在上。生活特殊，對貧下中農沒有感情。而赤腳醫生，亦醫亦農，跟貧下中農同吃一鍋飯，同種一塊地，同穿一樣衣，社員在哪里勞動，他們就在哪里行醫。”所謂“洋”醫生有可能是作為專家的西醫，也可能是高高在上的中醫，他們可能因為脫離群眾，而成為修正主義路線的支持者，成為貧下中農的對立面。而赤腳醫生因為政治掛帥，心懷群眾，所以與患者形成了一種新的革命倫理共同體關系。

　　二. 赤腳醫生與群眾動員

　　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強大的動員能力，這種動員能力在建國后也有增無減，體現在歷次戰爭和運動中。這種強大的動員能力無疑彌補了中國政府在物質資源上的匱乏。成功消滅血吸蟲病很好地反映了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所產生的效果。

　　所謂群眾動員是真正發揮群眾的首創精神，自下而上的確立新的實踐和原則。在毛澤東看來，人永遠是最具能動性和決定性的要素，尤其是在客觀條件相對匱乏的情況下。在文革中，赤腳醫生必須徹底革命化，從而最大程度的符合毛主席的指示，他們的路線就可以通過對待貧下中農的態度而表現出來，而貧下中農在接受治療的同時也會對赤腳醫生進行審視，從而判斷他們是否在踐行毛澤東的革命路線。這樣就形成了赤腳醫生真正關心患者、而患者也真心信任醫生的良性互動。這種互動的結果就是極大的革命熱情和專業熱情，從而相對忽略物質收益(我們并不否定物資收益依然具有某種吸引力)，并積極去探索新的治療方法和藥物。例如，在資金困難的情況下，不少地方的合作醫療依然堅持了很多年，其原因就在于赤腳醫生和農民群眾積極發掘和利用中草藥。赤腳醫生使用“三土”(土醫、土藥、土方，也有說是土方、土法、土洋結合)上馬，“四自”(自種藥、自采藥、自制藥、自用藥)創業，使用中草藥來為群眾治病。他們自己上山采藥，房前屋后種藥;很多公社和大隊開辦了土藥廠，進行中草藥的加工制作;還煮熬大鍋藥，挑到田間地頭給群眾服用，以預防疾病。這些離開群眾運動是不可想象的。

　　這些并非來自自上而下的命令，或者逐利的動機，而是來自于對革命精神的內化。如當時的日記就有這樣的記錄：“想到能給病人減輕一份痛苦，自己再苦再累心里也是甜的。”“只有干我們這一行的人，才知道梨子的滋味。……不叫苦不叫累，甘當群眾的老黃牛，我想是我應該做的。”

　　另一方面，這種被動員起來的精神讓赤腳醫生們敢于蔑視權威，大膽鉆研同時也大膽的實踐，將自己作為小白鼠進行試驗。很多人都有以身試毒的經歷(在《春苗》中，春苗不顧生命危險，試嘗含有毒性的加大劑量的草藥)。屠呦呦和研究組的成員以身試藥可以說是當時大環境的產物。

　　三. 赤腳醫生與無產階級專政

　　赤腳醫生能夠在全國推廣，并取得世界矚目的成就，直接原因固然得歸功于合作化與合作醫療，但歸根結底還得歸根于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

　　試想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六·二六指示”以及之后的文革，農村的醫療情況會得到好轉嗎?為什么到了1965年，“140多萬衛生技術人員，居然有80%的高級醫務人員留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只有10%在農村”，如果順其自然地發展下去，會有更多的醫務人員下到農村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自然的”邏輯是：人往高處走。

　　但中國絕大多數人口在“低處”，我們必須考慮到這些人的需要。社會主義階段依然存在著城鄉差別和資產階級法權，在承認現狀的同時勢必會讓某些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逐漸脫離群眾并走到群眾的對立面，而這種情況只能通過無產階級專政加以限制。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絕不是政治上的專政，同時也是經濟上和文化上的專政，是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后，通過國家權力與掌握文化、經濟權力的舊有的和潛在的資產階級進行進行斗爭的階段。無產階級專政不只是對資產階級的專政，更是對無產階級的民主，而這種民主不僅體現在政治方面也體現在其他方面，如經濟，如醫療。在毛澤東“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下，從大城市的醫院、解放軍的部隊醫院派出巡回醫療隊，為農民群眾送醫送藥，讓農民也有自己的高水平醫生。這難道不是實實在在的醫療民主嗎?

　　據1965年上半年統計，全國城市共有28000多人到農村，很受農民歡迎。同時，為農村培養政治堅定、技術優良的醫療衛生人員，也是巡回醫療隊的一項重要任務。文革期間，縣里或者市里的醫生也要經常到農村，對赤腳醫生進行適當的指導。這是縮小城鄉差別的一項嘗試。

　　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既不掌握經濟資源、也不掌握文化資源的貧下中農才能訴諸于國家權力，對精英主義、修正主義路線展開斗爭并取得勝利。作為貧下中農的群眾只有在這種(無可避免的)斗爭過程中才可能慢慢走向成熟，并最終成為國家的主人。

　　換句話說，只有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才有可能堅持正確的政治路線，而正確的路線決定一切。

　　在人民公社解體之后，赤腳醫生失去了經濟基礎。1985年，衛生部停止使用赤腳醫生這一術語，赤腳醫生退出中國歷史舞臺。從中國現實來看，恢復赤腳醫生制度已不大可能。但這并不能否定赤腳醫生所具有的世界歷史意義，因為除了不發達國家和地區，發達國家也有很多貧困人口，也面對嚴峻的醫療衛生問題。他們應該可以從中國的赤腳醫生制度中得到啟發。毛澤東說，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赤腳醫生制度或可列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