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報》11月6日發表署名“喬杉”一篇文章《藥價暴漲還是因為改革不到位》(見附件,以下簡稱喬文),新華社及相當多的媒體網站轉發了該文。《光明日報》所屬《文摘報》11月12日頭版頭條也予以轉載。文中一是指出當今市場上原低價藥品瘋狂漲價,少則幾倍,多達上百倍的現象。二是指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不是“改革本身”,而是“改革不到位”。三是指出改變這種現象的根本途徑還是“改革”,正如文末所說,“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深化改革,繼續向改革要出路。”這種觀點正確嗎?
喬文這里指出和分析的只是藥品漲價現象。固然藥品漲價有其具體特殊的原因,但中國社會當今漲價的絕不單純是藥品。改革開放以來,幾乎所有的商品都在瘋狂漲價,這是任何中國人都必須正視的不爭的客觀事實。筆者不可能具體揭示藥品漲價的細節問題。但任何個別中都有一般,藥品漲價同中國當今其它所有商品漲價有其共同原因。這個原因絕不是該文中所說,是“改革不到位”,而是錯誤、扭曲的改革理念與實踐的產物和結果。
“改革”幾乎是中國當今媒體見報率最高的幾個詞匯之一。學過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人們都知道。社會的基本基本矛盾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兩種矛盾由適應到不適應再到適應的過程就是解決其矛盾推動社會發展的過程。而這種解決矛盾過程的途徑、手段一種是新社會形態建立不久后的“改革”即在原有基本適應基礎上改革原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的部分,使原有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更加適應生產力和經濟基礎,促進社會的發展。另一種就是這種社會形態后期發生的“革命”即通過革命方式根本改變原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建立更加適應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新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這是任何一個學習過唯物史觀理論的人們都知道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常識。新中國建立之后,建立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和無產階級專政為基本特征的社會主義上層建筑。毛澤東1957年就說過,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二者仍然是既適應又不適應的過程,仍然需要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不適應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部分。因此“社會主義改革”的本質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自我完善。這在中國當今幾乎任何一本歷史唯物主義的教材中都是這樣講的。改革開放初期一些領導人講話和中央文件也是這樣講的。但是在所謂“改革開放”實踐中,完全扭曲了“社會主義改革”的本質含義,把“社會主義改革”偷換為“社會主義改制”。把以公有制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經濟基礎改變為私有經濟,把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體制改變為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在“市場經濟”前面戴上“社會主義”的桂冠改變不了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本質),把社會主義企業最大程度滿足人民物質文化需要的生產目的變為最大限度追求和實現企業自身利潤為主的生產目的,把社會主義全民和集體所有制中的勞動者在企業和集體中的主人翁地位改為資本雇傭關系,完全取消勞動者的管理企業權利,把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和為人民服務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價值觀、無產階級專政為基本特征的社會主義上層建筑改為普世價值為核心的意識形態和取消階級性的所謂“依法治國”等特征的上層建筑等等。這絕不是“社會主義改革”,而是在“改革”的名義之下,行顛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復辟資本主義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實。中國當今一切社會問題包括腐敗愈演愈烈、貧富差距拉大、物價暴漲、生態環境惡化、官民矛盾加劇、人民怨聲載道等等最深刻的現實根源就是這種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革”造成的。
而“藥價暴漲”不是一種孤立的社會現象,而是整個中國當今社會問題的一個縮影。藥品是關系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的特殊商品。在計劃經濟時代,藥品的價格嚴格由國家控制,即使到改革開放初期,這種管理方法還一直延續下來,因此一些普通百姓常用藥品的價格也較為穩定。但中國當今改革的重要指導思想和實踐就是私有化和市場化,由此導致大批國有企業轉制為私有企業,同時把一切資源、商品都推向市場。不僅醫院推向市場,所有藥品生產也完全推向市場。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根本出發點不同。計劃經濟的出發點是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社會主義企業的生產目的也是最大限度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而市場經濟的最大特點就是信奉“人本性自私論”,就是把人的任何活動都同自身利益緊密結合在一起,因此導致任何企業無論是名義上的國有企業還是私有企業其生產目的都是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其各種商品價格就不再由國家控制,而完全按照價值規律由市場決定。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所有商品輪番漲價的根本原因。在這種改革和輪番漲價高潮中,普通常用藥品價格偏低現象必然影響生產企業的自身利潤和物質利益,必然影響這種企業的生產積極性。按照中國當今私有化和市場化的總體思路,解決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取消國家對藥品價格的限制,交由市場來決定。這正如文中開頭所說:“今年6月1日起,國家取消部分低價藥最高零售價,初衷是提升藥企生產低價藥的積極性、減輕患者使用高價藥的負擔。”既然由市場來決定,而人們對常用藥的需求量又極其之大,那么其價格必然上漲。同時再由于藥品推銷過程中的一系列中間環節等其它原因,必然導致原低價藥品瘋狂上漲數十倍、百倍。這種客觀事實恰恰是市場化改革到位的突出和典型表現。其深層次根源恰恰是私有化、市場化的改革理念和改革實踐,是中國當今所有商品輪番瘋漲的根本原因。而商品輪番瘋漲的結果就是最大限度地侵犯和危害了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也是導致中國當今少數人迅猛暴富的根本原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根本標準。這種包括藥品在內的所有商品價格暴漲現象及導致的中國當今貧富差距日益拉大以及其他社會問題的客觀事實證明私有化、市場化的改革理念和改革實踐是錯誤的,是把社會主義中國引向災難的最根本原因。
喬文看不到“藥價暴漲”的根本原因是扭曲、錯誤的改革理論與實踐,反而把病因歸結為“改革不到位”,因此徹底改變“藥價暴漲”現象的靈丹妙藥就是“必須深化改革,繼續向改革要出路”。“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只能靠深化改革來解決。”這不是一種典型的荒謬邏輯嗎?問題既然是改革實踐中造成的,解決問題必須從改變改革理論與實踐中的錯誤開始。這應該是任何一個正常人的邏輯思維吧!如果沿著原有的改革理論與實踐的路子繼續走下去,其結果只能導致問題更加變本加厲、愈發嚴重。改革主導者不從問題入手反思自己理論與實踐的錯誤,而是頑固不化,堅持錯誤、一意孤行下去,這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應有的基本素質嗎?是對黨和國家、人民負責任的態度嗎?這句話出來之后,成為某些官員、學者和媒體掩蓋自己不深入具體研究分析社會現實問題、不負社會責任和素質、能力、水平低下的口頭語。而喬文完全是這種思路的延續和簡單照搬,是思維混亂和無能的具體表現。按照這種思路發展下去,筆者堅信,不僅制止不了“藥價暴漲”,而且還會繼續暴漲下去。
因此,筆者認為解決“藥價暴漲”現象不能把其單純看作一種孤立現象,而應看作中國當今整個改革進程中的大量畸形、扭曲現象的一個普通現象,要把這個現象的出現放在整個中國改革實踐中,尋找和探求中國一系列社會問題的共同的深層次的根源,回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革”的本來含義,真正從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恢復和發展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核心的經濟基礎和計劃經濟為主的經濟體制,才是根治“藥價暴漲”也是根治其他一切商品價格瘋漲的根本途徑和措施,也是鏟除腐敗和貧富差距繼續拉大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土壤和條件的根本措施。任何企圖依靠腳痛醫腳、頭痛醫疼的方法依靠所謂“制度救濟”,如喬文所說“能不能建立跨醫院、跨地區的儲備制度,實現廉價藥、特效藥的集中儲存?能不能對一些廉價藥和特效藥實行一定的照顧,從資金和政策上給予補助和支持,增加藥廠生產的積極性”等等解決“藥價暴漲”的思路和方法都是瞎子點燈白費蠟,枉費心機。
附:
藥價暴漲還是因為改革不到位
(2015年11月06日 08:54:55 北京青年報)
今年6月1日起,國家取消部分低價藥最高零售價,初衷是提升藥企生產低價藥的積極性、減輕患者使用高價藥的負擔。“松綁”五個月了,媒體走訪廣州市場發現,“松綁”過后低價藥價格應聲上漲,漲價少則幾倍,多達上百倍。醫院藥房采購人員喊“采購難”,想買一種藥,藥廠報價貴的不敢選,報價便宜的又搶不到。患者也有了新煩惱,藥價暴漲,病人被迫換藥。
當初推行藥價改革,最大的一個擔心,就是會出現藥價暴漲,加劇“看病貴”。想不到一語成讖,出現這樣的情況,是誰也想不到的。但即便如此,也不要把板子全打在改革身上,更不要懷疑否定當初的改革。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也是改革的信號。提到過去的醫藥市場,人們第一印象就是行政干預過多,以至于跟已經市場化的藥品科研、生產、流通、使用等發生矛盾,出現了許多扭曲的現象。比如說一些廉價藥“有價無貨”,說起來價格不高,但根本就買不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適用于所有市場,自然也包括醫藥市場。這一背景下,藥價放開,應運而生。
沒有一成不變的問題,也沒有一勞永逸的改革。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會產生。現在出現的藥價暴漲問題再一次說明了,“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而深化”。但必須認識到,目前的問題是進程中的問題,并不是改革本身的問題,更不能去“大膽的假設”,認為當初不改革就不存在現在的問題了。想想過去“一限就死”,有些廉價藥“換裝重生”,這些問題難道遜色嗎?
有必要分析,現在醫藥市場,到底是出現了普遍的暴漲,還是個別的暴漲?就目前來看,恐怕還不能說是普遍上漲,媒體在報道用詞上也是謹慎選擇了“部分”。還有必要分析,造成藥價暴漲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因為過去長期價格倒掛,現在“恢復性反彈”,還是因為醫企合謀,共同推動了“報復性漲價”,以至于超過了國家規定的漲幅范圍?如果是因為前者,只能選擇接受,因為在商言商,很難指望一款藥品長期倒掛,這不符合市場規律,也不符合道德情操。而且價格扭曲,容易帶來市場變形。
更有必要追問,如果存在不正常漲價,有沒有制度救濟,進行必要的干預和糾偏?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朱恒鵬表示,藥價只要沒有超過國家規定的漲幅范圍則屬于合理,“如果藥廠漲價太猛,可以通過政府提供的投訴渠道申訴、解決。”這就體現了制度救濟。這是已有的。從未來看,能不能建立跨醫院、跨地區的儲備制度,實現廉價藥、特效藥的集中儲存?能不能對一些廉價藥和特效藥實行一定的照顧,從資金和政策上給予補助和支持,增加藥廠生產的積極性?而這一切,顯然屬于深化改革的內容。
誰也不想看到藥價暴漲,但也不要聞漲色變。對于一些藥價的調整必須追根溯源,了解漲價的真實原因,到底是競爭結果,還是壟斷使然?到底是“恢復性反彈”,還是“報復性猛漲”?不管如何,不能因此否定改革。有必要看到,現在出現的部分藥品價格暴漲,還是因為改革不夠——在一些方面考慮得不夠完善,改革推進得不夠徹底。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深化改革,繼續向改革要出路。(喬杉)
(來源:原載紅歌會網,昆侖策研究院編發時有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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