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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意識形態化”的要害是，綁縛對方的手腳，推銷敵對意識形態。】

北京市委主辦主管的機關理論刊物《前線》雜志2019年第1期刊發《“去意識形態化”思潮的成因與實質》，文章在“去意識形態化”問題上做了一番學術上的梳理，我且來補上幾句胡同百姓的外行話。

所謂“去意識形態化”，在中國大半是兩種情況:

一是持極端意識形態立場的人，他們嚷嚷著去意識形態化，其實要的不過是去掉對方的意識形態，固揚自己的意識形態，捆綁起對方的手腳，施展自己的拳腳。當然他們熟練操弄障眼法，張揚敵對的意識形態，常常使用一些頗能迷惑人的軟性概念，例如“普世價值”、“現代性”一類，仿佛他們要搞的不是撞墻沉船，不是去黨恨國，不是阻止中國的崛起，而是只跟你秀一把人生哲學觀念哲學。

二是根本不懂意識形態為何物的素人，舔舐著自己在官場、商場、學術場、甚至情場的傷痕，聽信第1種人的鼓噪，堅信甲種意識形態惹了他毀了他，跟著起哄架秧子，信誓旦旦地大呼小叫，若啟用意識形態太平洋對岸標準，日子必定優于今天，你有我有全都有，上下通氣不咳嗽。

鬧著去意識形態化，若只停留在意識階段，哪怕寫寫文章罵罵娘，便也罷了，他們偏偏要把那意識擠出來噴出來，形成粒子束武器，變成社會思潮和意識形態滲透。在中國意識形態輿論場當中，這種去意識形態化，直接表現為硝煙彌漫戰場上的攻防廝殺。2012年之前，那幾個名字呼之欲出的公知為代表的主攻團隊，頗有些夢之隊的姿態，自我感覺超好，自詡銳意盎然，他們確曾一度占據優勢，贏得進攻主動，其杰出代表某君布魯金斯學會發表演說春風滿面，毫不掩飾“內外夾擊扳倒中國”。

然而，他們與那些中國人民擊敗過的所有對手一樣，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即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以想象替代現實，以愿望替代現實，仿佛中國很容易被扳倒，他們既看不到中國共產黨人于險絕之處，吐故納新調整姿態駕馭航船的戰略定力和治國能力，也看不到絕大多數老百姓盼望國家安定，求取富足安康，有尊嚴生活的共同心愿。

現在，他們不敢再輕言“有必勝之把握”了，悻悻地交替使用“中國崩潰”、“中國威脅”兩種濫調， 嘴里嘮叨著“牘彩嘿案”，借以表達內心焦慮，切齒怒向中國現代化領導質點，以萬丈毒焰制造種種針對性的謠言以求宣泄。個別沉不住氣的，摘下羅敦司得眼鏡，躍出隱身戰壕，搖滾范兒吟誦風蕭蕭兮，想玩個大的，居民區小腳偵緝隊將之擋了回去，落得一段滑稽的小插曲。

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地回暖，仍要提防春寒料峭。眼下，他們仍可搞起局部規模的意識形態戰役，從設置話題，羅織仇恨，組織力量，協同內外，推出傻不拉嘰的代表性人物，鎖定目標玩“踢開黨委鬧革命”，玩“砸爛舊的公檢法”，從一系列謠言煽動起來的碰瓷主流意識形態的典型事件中，人們不難察知這一點。

反對“去意識形態化”，開展積極、有效、富針對性、人民群眾聽得懂看得明白主動參加的意識形態戰役，應少些空洞理論文章，少些不著邊際的議論，多一些事實基礎之上的闡發，多些人民群眾觸摸得到，特別是涉及群眾實際利益的議論，敢于用事實用法律回答焦灼的社會問題，敢于撕破了那些體制內外面具裹著的并不周正的嘴臉。

此文令人尤感不足的是，話到嘴邊留半句，刻意與現實拉開距離……能寫成這樣也不錯了，還要啥自行車啊？

在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今天，為什么還要反對去意識形態化？

有人攝于認識方面的原因，理解不到這一層，而有人正因為深刻地理解這一點，所以堅持有目標、有綱領、有組織化地宣言“去意識形態化”，此種去意識形態化本身便是意識形態化。

有興趣研究這個問題的朋友建議去讀毛主席在抗日戰爭期間所寫的《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與《戰爭和戰略問題》兩篇文章，此處不贅。

（2019年清明節寫于北京東城區南鑼鼓巷8號）

附錄：
 

“去意識形態化”思潮的成因與實質

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但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去意識形態化”思潮仍不時影響人們的思想認識。意識形態工作要做到旗幟鮮明，首要的是正確對待和科學理解意識形態，深刻認識“去意識形態化”思潮的實質和危害。

“去意識形態化”思潮的內涵

“去意識形態化”思潮的概念，表述多樣，常見的有“非意識形態化”“淡化意識形態”“去政治化”“價值中立”“意識形態終結論”等。從這些不同表述中，可以大致概括“去意識形態”思潮的主要表現和基本內涵。

其一，“非意識形態化”和“意識形態終結”的另一種表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美國學者提出，蘇東劇變宣告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全線崩潰，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具有普適性、永恒性，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這種觀點認為，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在今天沒有解釋力，只有資本主義社會還是人類的理想歸宿，鼓吹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趨同論”。

其二，“去政治化”和“淡化政治”的現實表征。這種觀點提倡，要把政治因素從事物和觀念中清除出去，主張脫離政治來理解、看待、評價事件和問題。“去政治化”或淡化政治的表現是多領域的，如在文藝乃至整個文化領域主張文藝應當與政治“分家”“不過問政治”，只求所謂“唯美”“高雅”藝術形式，認為文藝不該為社會主義服務、為政治服務；在教育領域則主張放棄理想信念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以西方所謂“公民教育”“通識教育”“博雅教育”替代思想政治教育。

其三，在理論旨趣上主張“價值中立”。這種觀點有其哲學淵源。在英國哲學家休謨看來，正如科學只能回答“是什么”而不能回答“應該怎樣”，道德只能回答“應該怎樣”而不能回答“是什么”。由于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之間存在鴻溝，因而不能輕易進行價值評價，保持價值中立是最好的選擇。這類觀點對科學研究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然而，“價值中立”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取向和立場，一旦泛化到社會政治生活領域，必然帶來錯誤的理解，形成與現實社會生活的錯位。

此外，還表現為意識形態“傷害論”和“無用論”，或認為意識形態是“一群人統治和傷害一群人的游戲”，是思想專制工具；或認為意識形態無用，社會發展有“自生秩序”和“自在邏輯”，不需要意識形態，等等。

綜上論之，“去意識形態化”思潮的內涵可以概括為：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逐步興起的，主張淡化意識形態，淡化政治，提倡價值中立，以科學主義為名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潮。由于打著學術的旗號，其迷惑性更大，對一些發展中國家產生了一定影響。

“去意識形態化”思潮的成因

從國際來看，“去意識形態化”思潮的產生同西方思想界的影響和蘇東劇變有著直接關系。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冷戰格局逐步形成，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力量的此消彼長，西方后現代主義、虛無主義等思想影響增大，共同催生了“去意識形態化”思潮。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西方思想界看到了社會福利、民主、自由的制度保障所帶來的積極意義，但隨后資本主義經濟的“滯漲”出現，人們在前后反思過程中，一定程度上滑向或助長了虛無主義，進而使“去意識形態化”情緒得以擴散傳播。

與此同時，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包括意識形態建設領域的不力和乏力，帶來了思想領域的混亂，“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等主張也使得“去意識形態化”思潮有了賴以存續的土壤。蘇東劇變之后，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失敗論甚囂塵上，“意識形態終結論”登場，這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當時青年一代的思想認知基礎。

從國內來看，客觀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社會主義建設和探索期間的一些失誤，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看法。

改革開放初期，一些人借“反思”失誤而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緊密結合在一起，并在西方存在主義等哲學社會科學概念包裝下不斷傳播，把宣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作為“陳腐說教”，很大程度上也是否定政治、淡化意識形態。

21世紀以來，國內改革發展穩定的任務更加繁重而艱巨，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此消彼長，其形式更為隱蔽和多樣。加之近年來經濟社會深刻變革、利益格局深刻調整以及移動互聯網的深度發展，意識形態領域局部多元多樣多變正成為一種常態。西方變著花樣搞意識形態滲透的手段層出不窮，“去意識形態化”的主張正是其中一種。

“去意識形態化”思潮的實質

在本體論上，是一種極端虛妄的理論主張。“去意識形態化”思潮將意識形態當作“幽靈”“怪影”，妄圖從觀念上消解馬克思主義，消滅非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以為通過觀念的虛假論證就能實現其消滅異質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目的。

20世紀50年代一些西方學者所提出的“去意識形態化”，實際上是“去社會主義化”或“去馬克思主義化”，妖魔化意識形態和強調價值中立的背后也是為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優越性做論證。然而，邁向更高社會發展階段是必然趨勢，不是通過簡單的觀念批判就能夠實現的。

在認識論上，具有形而上學的特點。其一，它用所謂的實證主義來論證馬克思主義已過時，認為發軔于早期工業社會的馬克思主義不適用于現代后工業社會，明顯具有不合理性。其二，它只看到了科技創新對緩解資本主義危機的作用，卻沒有看到這些危機背后更為深層次的制度根源。其三，一些資產階級理論家所批判的社會主義理論及其實踐，主要指向是前蘇聯，將特殊性泛化為普遍性，片面夸大人類社會主義建設探索進程中的某些曲折失誤，無疑是典型的形而上學方法。

在歷史觀上，是典型的唯心主義。“去意識形態化”思潮建立在以下判斷之上：一是否認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如歷史虛無主義采用主觀的、形而上學的方法曲解歷史事實，沒有看到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性，后現代主義主張抽象的歷史，掩蓋歷史發展真相。二是將歷史發展動力歸結為人的抽象“主體性活動”，片面強調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是人的自由意志和主體能動性，否認客觀歷史規律與主體選擇性的統一。三是片面強調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世界普遍史，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所謂“歷史終結論”和西方憲政民主的永恒性。這無疑是唯心主義在世界歷史觀上的體現。

［本文是北京高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北京師范大學）項目“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與教育宣傳研究”階段性成果］

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