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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當一個“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喊叫了很長時間的時候，我就感覺不太對勁。后來，也寫過一篇文章對此進行分析。

當時我的觀點也比較簡單，即不贊成這樣的說法。嚴格地說，根本不存在所謂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狀態，在實際生活中，所存在的則是沒有公平就沒有效率。所以所謂效率優先，其實就是要拋開公平。而所謂效率優先，不過就是資本優先，利潤優先。而這樣的所謂優先，不可能帶來真正的效率。

這是當時一些想法的簡單表述。現在回過頭來，似乎又有了更進一步的深入的認識。回顧近三十年前，有一場所謂國有企業的改革浪潮。而在這個所謂改革浪潮中，大批企業被私人資本并吞，大量工人下崗失業，國有資產大量流失。所謂“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就是在這樣的場景下喊出來的。

今天，我們的中央一再強調，改革成果應該讓大多數勞動者共享。同時，中央也一再強調，就業就是我們經濟工作中必須放在第一位的主要任務。我完全贊成這樣的觀點。在那場所謂國有企業的改革潮中，走的是一條與今天強調就業完全相反的道路。

前些年，電視臺里總是播放劉歡唱的一支歌，名為《從頭再來》。歌詞的大意就是工人下崗失業了，不要氣餒，不要垂頭喪氣，而要振奮起精神來，一切都能從頭再來。當時我聽到這樣的歌詞，就非常氣憤。這不就是拿我們工人階級打镲的開涮嗎?你們把工人整得下了崗，失了業，再假惺惺地表示什么關心，讓人家從頭再來。從頭再來，能怎么來?把工人的飯碗都砸了，經濟收入大幅度下滑，生活質量大幅度下降。這就是資本在喝工人的血，吃工人的肉。這樣的狀態讓人怎么能忍?

所以，所謂“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翻譯成人們聽得懂的語言，就是“資本優先，拋掉公平”。這是新自由主義的罪惡，也是信奉新自由主義的所謂公知與少數官員的罪惡。在那樣的時候，給中國經濟、給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帶來了極大的破壞。這筆賬遲早都是要算的。

用資本的眼光來看，所謂效率，就是利潤。所謂效率優先，就是利潤優先。而利潤優先，與生產力的發展并沒有直接的關系。在很多情況下，發展生產力的過程，并不能立刻帶來巨大的利潤。而如果只追求短期內的高利潤，一定會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帶來巨大的破壞。說個現實中的實際例子。在非典肆虐時期，當時的國務院領導同志在視察某高校時，就說了，將來國家要發展自己的大飛機工程。而那些信奉資產階級經濟學，特別是信奉新自由主義的專家與公知，是極力反對中國研發大飛機工程的。他們說，中國研制自己的大飛機，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因為中國做這個工程，成本投入很大，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可能產生經濟效益，所以中國根本就沒有必要研制自己的大飛機。如果按照這些所謂專家與公知的觀點，中國永遠不能發展自己的大飛機項目了。但是國家不聽這一套，就是下了決心一定要把這個工程搞起來，搞上去。再用多長時間，再投入多少成本。這個工程都是一定要搞的。如果用所謂效率優先的說法，這個大飛機工程是沒有效率的，不僅沒有效率，而可能造成巨額的虧損。但這是國家戰略的需要，是國家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需要。我們不能只看眼前的市場經濟效益。我們要看得更長遠一些。如果我們堅持不懈把我們的大飛機搞了出來，將來，中國一定在世界上能夠與波音、空客有競爭的一席之地。到了那個時候，何愁沒有經濟效益?

如果中國不發展自己的大飛機，就永遠沒有制造業中最重要的一個領域。這對我們國家無論是在經濟建設上，在發展生產力上，在完善我們工業制作業的全領域上，都是一個巨大的缺失，對國家整體利益都是有害的。

鄧小平也在說，我們的改革開放，主要目標之一就是發展社會生產力。而發展社會生產力最核心的任務，就是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沒有勞動者的生產重要性，何談發展社會生產力?但所謂“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其后果恰恰就是嚴重打擊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把那么多人的工作崗位搞掉了，勞動者被下崗失業，收入降低，這哪來的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這是在打擊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所以這種做法就是對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破壞。

再往更早的時候說，曾經有批判國有企業搞平均主義大鍋飯，而且就是把這樣的情況說成是公有制經濟效率低下，從而就要破壞公有制經濟，擴大私營經濟的一個重要理論根據。歷史事實證明，在文革前的工業化進程中，我們雖然提高了就業率，但我們的勞動效率并不低。那時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遠超過西方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而且我們在企業職工的分配上，是工資加獎勵，并不是平均主義，更說不上是什么大鍋飯。如果有平均主義的現象，不過是在文革后期，在企業管理遭到文革期間的破壞之后，企業在管理上出現水平下滑的現象，從而造成了管理上的缺陷。這與國有企業，與公有制經濟沒有必然的聯系。

再說大鍋飯。這不過就是說，我們把能夠進入企業工作的勞動人口盡最大可能增加。這與今天我們提高就業率，在本質上沒有什么不同。就業問題解決了，就是為效率進一步提高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只是在文革前，我們的工業化水平還不夠高，能夠吸納的勞動人口還不夠多。但在文革期間，城市里大力發展的集體經濟，創辦了街道企業和區辦企業，吸收城市的無業人員，其中主要是原來的一些家庭婦女，后來也增加了回城的知識青年。同時，國有企業里也開辦了“五七”家屬連，吸納企業職工家庭中那些沒有穩定工作的家屬，進入生產領域。這種擴大就業的做法，對企業職工的家庭的生活改善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企業職工無不表示歡迎。

而有人故意說，這是三個人的事五個人做，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這就是所謂效率低下。這也成為指責公有制經濟低效率的一個借口。事實上，這里只看到了問題的一面，而忽視了問題的另一面。在文革十年，工人沒有上調過一分錢工資，而家里的孩子都長大了，家庭的開銷和支出也在增長。如果沒有這類吸納更多城市勞動人口的措施，那這么多城市職工家庭的生活要怎么辦?那些批評者只看到所謂效率，而不顧社會的穩定，不顧民生福祉，我們能說他們什么好呢?看起來，這些家伙心里只有資本和資本的利益，他們根本也不懂得民生，也不顧及民生。

今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當然也是要講效率的，也是要講利潤的。但是這一切都必須讓位于第一位的民生。而要保證更大的民生，就必須堅決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沒有強大的生產力，就沒有民生福祉的效率，?顧民生福祉的效率，是一種偽效率，只能讓資本坐享其成，而勞動者只能成為吃虧的群體。這與社會主義發展的根本目標是背道而馳的。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轉自“北航老胡之閑話”  微信號（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