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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風靡中國的一本書一個人，看西方對華精神侵略和洗腦術（深度好文）

點擊：作者：博索來源：斐君思享匯微信號發布時間:2022-02-13 10:22:18

斐君按：

今時今日，物質層面的大國較量，已無懸念；而精神之戰和祛除西方流毒將是一場持久戰，因為“西方中心論”、西方理論、西式話語體系依然控制著很多國人的腦袋，這就造成一個可笑可嘆的現實——

西方尤其是美國已經顯著衰落，但美國依然強大、美國不會衰落、美國有糾錯機制自愈能力等“神話”仍然大行其道，越是所謂精英越信這些。

當然，這些神話，也是西方多年來精心兜售和灌輸的。其中，《萬歷十五年》就是一個大毒草，這本風靡中國高校和社會的書，通篇兜售“中國停滯論”，宣揚“西方中心論”，影響了一代代大學生，流害無窮。

這導致很多人迷信黃仁宇和《萬歷十五年》，推崇他的同時，也會發生兩件事情。一個是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痛心疾首”，“中國歷史太黑暗，中國文化太落后”等等；同時，他們會極力的說西方的好，說中國如果早早實行西方的一系列制度，就不會有晚明時期隨處彌漫的所謂“落后、失敗、無奈、絕望”。

這正是某些人要的東西，黃仁宇和他那本書之所以被捧上神壇，大概率也是這個原因。

再扯點題外話，最近電視劇《人世間》很火，引起網絡上關于“傷痕文學”的熱議，其實，近年來文學研究發現，傷痕文學中那些負面的質疑體制的話語和價值觀，也是西方精心引導和塑造的。

物質層面的國力較量，已經見分曉；但是精神層面的話語權之戰、心靈之戰，可能是一場持久戰，且不可輕視！

以下為正文。

《萬歷十五年》是歷史學家黃仁宇的成名作與代表作，這部成書于1976年的作品被美國多個大學用作歷史教材。這顯然不是偶然現象，這部作品與美國大學教材之間的聯系或者說背后的秘密，往往被中國讀者與研究者有意無意的忽略了。

黃仁宇開創了一種新的歷史創作模式，即通過一個個靜態的歷史切片，以點帶面，把個體的命運演繹成時代的宿命。（斐君注：這也是西方主流媒體以及“南方系”媒體非常擅長的一種文體）

在《萬歷十五年》中，黃仁宇選擇了皇帝、將軍、思想家等為展示對象，為讀者渲染了一個死寂的、絕望的帝國。

當黃仁宇從所謂法律的尺度，去評價朱元璋“打土豪，分田地”社會革命的時候，他不會指出這是“等貴賤、均貧富”中國傳統“大同”思想對違背天道秩序和健康社會秩序的一次撥亂反正，更不會指明這是一場僅次于新中國建立時期的“土地革命”。

朱元璋對百姓蒼生的仁愛，被黃仁宇批評為“抽象的道德”，在否定朱元璋的同時，他一再對“法律”高唱贊歌。

道德與法律，是人類抵御社會人道災難洪水泛濫的兩道堤壩，在中國，道德堤壩的作用遠大于法律。這恰恰是高階社會文明的表現，而非黃仁宇所刻意渲染的落后。

在中國歷史上，多數新朝初興，當社會資源被較好的分配與重組之后，整個社會迅速繁榮富庶，而整個社會總能表現出較高的道德水平。

道德，是文明教化的結果，我們說“人性”，是在說他的道德表現；法律，是制度馴化的產物，針對的是人的獸性與破壞性。西方一味片面強調法律而漠視道德，是因為其剛擺脫野獸的天性，而其短暫的文明尚未進化出足夠的社會意識與人性。

在批評明朝“抽象的道德”的時候，黃仁宇的真實目的，是借以否定傳統中國的文化價值觀及其制度。他甚至不屑于在明朝的法律與道德之間二選一，因為即便是借鑒歷代治理經驗而制定的《大明律》，在黃仁宇的眼中，同樣是一文不名的存在。

當黃仁宇強調法律的時候，他強調的是被西方“現代性”包裝后的法律本身，而有意無意的模糊法律的目的與服務的對象。在他的其它作品中，也有類似的表現。

黃仁宇在《明代的財政與稅收》一書中表達了他的另一命題：“一切靠抽稅”，他說：

凡是在對稅收有征收能力的地區，其征收者就有管理、控制此一地區的能力。他用現代經濟學的命題：財政壓力決定改革的起因與路徑，只有從財政角度著眼，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國改革的深層邏輯。社會的轉折總是包含著原有的財政政策的危機，財政問題往往是引發改革的根本原因，財政改革對整個改革和經濟發展都有著深遠的影響，而稅收就象一柄把手，社會力量可以握住它，從而變革社會結構。

稅收的確可以影響一個政權的存續。但是決定稅收來源的，是社會關系或者叫社會結構，而不是相反，通過變革稅收而改變社會結構。

在中國，無論是楊炎、王安石，還是張居正，哪個不比黃仁宇更懂得稅收與國家的關系？如果農民無法獲得土地、種子、牲畜、農具、肥料，不采用良好的耕作方法，就難以獲得更好的收成，就無法繳納更多的稅賦。黃仁宇的稅收決定論，意味著通過多征賦稅，就可以導致更高的收成，更合理的社會組織。還有比這更違反常識和荒唐的想法么？

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如果對富人加征重稅，他們只會通過合法的手段逃避稅收，而最后只會轉稼到社會底層，然后無果而終。這無非是歷史上多次上演的梁唐寺廟莊園經濟的翻版，并不新鮮。

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中，以“技術詮釋”論的視角，認為農業官僚體制阻礙了古代中國商業化發展的進程。即古代中國社會結構像一個“潛水艇三明治”，上層是巨大的官僚體制，底層則是沒有明顯差異的龐大農民人口，而中間階層明顯缺乏，或者說中間階層沒有穩固的立足之地，由此導致組織結構毫不復雜，無法與本身的規模相稱。

當歐洲借助技術的力量殖民全球之后，黃仁宇借助西方的理論與工具入侵中國的歷史。

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而黃仁宇反復提及的中間階層，就是在官僚與底層群眾之間應該存在一個足夠龐大的商人或資本家階層，以此為社會創造足夠的活性。

黃仁宇認為，中國社會穩定與活躍的基礎，在于溝通上下的中間階層，也就是商人，或者說是資本家。在這里，黃仁宇暴露了他的真實想法。他要給資本家爭取權力，或者要為資本集團在中國的復辟營造思想基礎與生存空間。

既便面對被標榜為“自然經濟”的晚清，掌控全球市場的“日不落帝國”仍需借助不斷擴大的鴉片貿易來平衡巨大的逆差。而晚清可資出口的商品數額，不足明代的六分之一。不假思索的套用“小農經濟”或者“自然經濟”是無法解釋如此龐大的經濟規模與比較優勢的。

古代中國之所以表現為農業社會，是因為“重商主義”極端的、偏執的社會治理理念出現以前，農業是全世界最為穩妥的社會穩定器。以農村為載體的文明社會，是最適宜人類繁衍生息的歷史舞臺。在農業的表象之下，是欣欣向榮的百工百業。中國的鄉鎮企業崛起的奧秘，只看到農村、農業，是無論如何也解釋不通的。

黃仁宇口中的“農業經濟”并不是我們一般認為的“小農經濟”，而是先秦以來中央政府為了防止商人坐大，導致社會失衡而采取的政策性限制。

明代中晚期，國家無力制衡日漸強大的江浙財團，財團導致的帝國財政危機是明朝滅亡的結構性原因之一，但黃仁宇不會把真相說出來。

當黃仁宇說“明清時的商人多是奉行“義中取利”的理念，在各地開設會館，以‘聯絡感情，增進鄉誼，互助互濟’”的時候，他不會說晉商在國家嚴令禁止的情況下，把糧食與軍火販賣給女真，不會說南方資本家支持的海商大規模走私的事實。他所做的，就是盡可能的把那些典宗悖祖、無家無國的商人打扮成一個個道貌岸然的謙謙君子。

自詡為歷史學家，黃仁宇對白圭、呂不韋這種富可敵國、掌控天下資本家的發家史和干政行為避而不談；對明代資本家和他們在朝廷代言人是明朝真正的掘墓人的身份與行為視若無睹。因為如果他不回避這些并不隱秘的史實，他的理論就難以自圓其說。

先秦以來，中國歷史上對資本集團的打壓與控制，“士農工商”策略的制定，正是汲取了歷史的教訓。

以西方歐美歷史為參照系，黃仁宇把中國的歷史分為秦漢、唐宋和明清三個階段，在他看來，秦漢時期屬于開化貴族官僚統治時期，秦漢的滅亡原因在于中央秩序瓦解，而地方無法實現自治；自隋至宋，是中華文明創造力的巔峰，這一時期中央帝國的瓦解在于農業官僚體系不適應自由市場和黨爭的加劇；明清時期中國經濟退縮，而國家缺少傾向管理工具。

黃仁宇一出手便腰斬了中國的歷史與經濟發展史。或許這樣，他就可以回避先秦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諸如管子、計然等先秦諸賢的經濟思想、著作與施政實踐。可以避免討論春秋戰國時期諸國間的經濟形態、商業交往與政商關系。而中國的社會形態與文化經濟，奠定于先秦而非秦漢宋唐。

那一時期的歐洲，又是什么樣子呢？秦漢時期，歐洲剛剛學會用火，走出他們的樹林；唐宋時期，歐洲白奴和非洲黑奴一樣成為阿拉伯人奴隸市場上的商品；明清時期，歐洲終于完成了文藝復制與技術轉移，實現了近現代意義的被技術與文化塑造的社會與文明形態。

黃仁宇點評中國歷史，販售西方的“現代性”與技術理念，其底氣無非是1840年以來西方列強對華的技術優勢、軍事優勢和宣傳優勢。

黃仁宇把明清劃歸同一歷史階段，用相同的原因解釋兩個朝代的衰亡的做法，巧妙的掩蓋了明代滅亡的真正原因，而滿清也并非是其解釋的那個樣子。

明代衰亡，是出于歷史、文化、政治等原因，中國以江南地主集團、晉商集團等本土資本集團無法獲得西方資本集團相對中央政權的絕對優勢，他們只能通過“挾洋自重”、“養寇自重”等方式逐漸改變力量對比，而達到消弱中央政權的目的。日積月累之下，西方蠻夷與女真勢力日漸強大，而大明王朝被蛀成一具空殼，在強敵環伺之下，內外交困之中，轟然倒地。

再來看黃對朱熹的評價：

事實上，朱熹所使用的方法并不是歸納法，也很難說得上科學性。用類比以說明主題，是戰國時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常常使用的方法。孟子以水之就下比喻人之性善，其實人性與水性并沒有聯系，所謂相似，不過是存在于孟子的主觀之中。朱熹的格物，在方法上也與之相同。在很多場合之下，他假借現實的形態以描寫一種抽象的觀念。他認為一草一木都包涵了“理”，因此他所格的“物”包括自然界。在他看來，傳統的社會習慣，乃是人的天賦性格。但是他在作出結論時，卻總是用自然界之“理”去支持孔孟倫理之“理”。這也就是以類似之處代替邏輯。

在黃仁宇對大儒朱熹批評中，我們可以發現很多值得玩味的東西。他使用了諸如“科學”、“歸納”等術語，“鋼鐵俠大戰孫悟空”式的批評與討伐。他舍棄了中國傳統文化分析方法中的“易象思維”，而采用“科學意義”的“數字思維”或者他推崇的“數目式管理”。

事實上，這分屬不同的文化維度，這種解讀合適么？或者，作為美國教材的《萬歷十五年》原本就不是寫給中國人看的，這種降維解讀本身就是迎合西方霸權，消解中國文化的意識形態行為。不管怎么解讀，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的，黃仁宇的歷史作品，既不是以中國人的身份書寫，也不是基于中國立場表述的。

再來看他對戚繼光的評價：

戚繼光在薊州創造的戰術，可以稱之為“步兵軍官的各兵種協同”。要對這種戰術作出評論，必須顧及他所受到的各種條件的限制。當時，現代化的武器傳入不久，而北方士兵的素質又極不理想，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仍然是來自南方的舊部，為數約一個旅左右。他把這一個旅的兵力作了適當的配置，并以此為全軍的核心，以防御蒙古的10萬鐵騎突然來襲……

在他的一本奏折里提到1562年的一次戰役：他命令部隊奪取一座倭寇占領的石橋，第一次進攻失敗，一哨軍官36人全部陣亡。第二哨繼之而上，又損失了一半的人員。這時剩下的官兵企圖后退。在現場督戰的戚繼光手刃哨長，才使攻勢得以繼續不衰，最終擊破敵陣，大獲全勝。而這次勝利，也就成了他一生中最值得紀念的事件之一。

無論多么偉大的歷史人物，在黃仁宇這里，都要面臨被消解到毫無價值的風險，為了達成這一目的，他甚至以文學的手法創作歷史。

戚繼光的成就，不僅僅其是中國近代化戰法的先行者，更表現為他面對入寇之敵的堅決態度。在中國軍事現代化探索方面，戚繼光并不是最早的，也不是唯一的。無論明初朱棣遠征安南、北京保衛戰，還是朝鮮之戰。新的技術、裝備與戰術，都是在戰爭中不斷發展與完善的。

戚繼光的困局，在于他所面對的敵人不僅是倭寇一個，還有站在倭寇背后的江南資本家、朝廷文官集團等利益團體。早年鄭和下西洋的落幕，決定了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不可能出現中央政府支持的洛馬軍工復合體這樣的利益集團。日益衰弱的中央政府自無可能為末世的天才將軍提供他所希望的資源與支持，與之相反，朝廷內外的勢力事實上都已成為戚繼光將軍的敵人。

戚繼光的困境既不是技術上的，也不是制度上的，而是傳統史學講的“氣數”。

當不斷衰弱的中央政府不能制御不斷膨脹的資本集團的時候，兩者之間的斗爭與互相削弱就是無法避免的。

盡管如此，每當朝代更替，舊的利益集團被摧毀。“等貴賤、均貧富”被實踐，社會重啟之后，總能獲得數百年相對穩定繁榮的社會周期。相對于近代戰火以來歐美內部的爭霸戰爭和對外的殖民戰爭，相對于十年為周期的經濟危機，以“現代化”自居的歐美并不具備相對東方文明的文化與制度優勢。

戰后歐美的票選民主，并不能真正解決困擾中國的“黃炎培周期”，它們只是通過表演式的任期輪替而讓不斷積聚的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失去革命的對象與焦點，從而掩蓋與延后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與階層對立。

如今的美國，占人口1%最富有的一群人，手握全美40%以上的財富。美國自2009年以來增加的所有收入，有95%都流向了1%最富有的群體。新冠疫情之下，美國億萬富翁的財富增加了10%，達到3.2萬億美元。與之相應的是，當下的美國有32%的家庭仍未付清房租，2800萬人面臨被驅離。據美聯儲對1.2萬人的調查，40%的人拿不出400美元現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