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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大使夫婦被捕是西方與緬甸矛盾不斷激化的縮影

8月26日，英國剛剛宣布對緬的新一輪制裁后，前英國駐緬甸大使薇琪·鮑曼及其緬甸籍丈夫就被緬甸軍政府逮捕。消息人士稱，鮑曼和她的丈夫被指控犯有移民罪，當天被送往了仰光郊區的主要關押政治犯的永盛監獄，而隨后又因為被懷疑有新冠而被送回了警察局。緬甸有關方面稱他們違反了緬甸的移民法，9月6日還將對他們舉行首次庭審。此前一天的8月25日，在羅興亞危機五周年之際，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發表聲明表示，贊同將緬軍政權送上國際刑事法院（ICC），同時還支持包括國際刑事法院在內的其他法院對緬軍政權的起訴。同一時間，英國也發布聲明表示對3家與緬甸軍政府軍事相關的公司實施制裁。因此，前大使被捕事件被分析人士認為是緬甸對西方世界的報復。

據了解，鮑曼是目前被緬甸政府拘留的三名外國人之一，另外還有澳大利亞經濟學家肖恩－特內爾（昂山素季的前經濟政策顧問）和日本攝像師久保田徹。澳大利亞人特內爾是在去年昂山素季被捕后隨即被捕，他被指控盜竊緬甸國家機密。而日本人久保田自7月以來一直被關在監獄里，他被指控與反政府抗議者有聯系，涉嫌煽動和違反簽證和其他移民規則。

多年來，西方對緬甸的制裁可謂是層層加碼、處處刁難。從20世紀90年代到2010年的20年制裁主要集中在暫停發展援助和技術援助，針對被點名的個人和實體以及投資和貿易。對貿易和投資實施的更廣泛的制裁損害了緬甸經濟。西方國家禁止本國公民或實體在緬甸進行新的投資。2003年，全面禁止緬甸進口，禁止向緬甸出口金融服務。然而，這些貿易和投資制裁減少了西方在緬甸的投資，并導致了大量緬甸人失業。例如，2003年，美國對緬甸的服裝業實施進口禁令，成千上萬的工人（主要是婦女）失去了工作。實際上，制裁對緬甸政治制度的改變幾乎沒有起到任何作用。相反，制裁其實在經濟上反而對軍方的有利。它排擠了來自企業的競爭，軍方最終統治了大多數商業部門，進一步限制了緬甸中產階級的增多。制裁也降低了緬甸軍方領導人對西方國家的依賴性。

作為西方世界的老大，美國特別熱衷于帶頭制裁緬甸，英國及其他五眼聯盟的國家也緊隨其后。西方政府不斷制裁緬甸，緬甸政府也就不斷報復西方。西方指責說緬甸政權獨裁、欺壓百姓，殊不知，他們的制裁對緬甸百姓同樣毫無益處，甚至是雪上加霜。西方的制裁在表面上是為了打擊軍政府，但事實上卻進一步阻礙了緬甸的經濟發展、社會建設與民主進程，制裁造成的各種效應對緬甸人民的實際生活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不斷加重加深的制裁，持續加劇了緬甸的孤立、封閉與落后，使得緬甸不得不在更長時間內更依賴軍事治理。事實證明，西方的制裁并不能防止武裝沖突，反而增加了經濟成本，緬甸老百姓付出的代價更大。英國的政治學家保羅科利爾曾通過對民主和暴力沖突圖的實證研究發現，“民主的好處”是需要經濟條件的。他指出，越是在貧困國家，民主化反而會加劇暴力。科利爾的洞見非常中肯，但實際上，具體到緬甸的國情，影響民主進程和國家治理的深層次變量不僅僅只是表面的選舉制度和經濟發展，還包括資源稟賦、歷史文化、社會結構、氣候地貌、民族與種族、傳統政治慣習等等。沒有無條件的民主，也沒有無來由的專制，美西方對緬甸的如此粗暴彈壓，絕不是真正站在緬甸人民立場上的考慮。因此，此次英國前大使的突然被捕，只是緬甸與西方矛盾不斷激化和沖突的眾多縮影之一。

二、面對緬甸危局和困境，中西方的應對大不相同

自緬甸獨立以來，國內問題異常復雜，政治生態十分脆弱，這成為軍人執政的邏輯在緬甸運行多年的根本邏輯之一。西方從不關注緬甸民主發展是否因地制宜，只從二元獨立的絕對邏輯來粗暴衡量緬甸。單一化的粗糙西方思維對緬甸過去的歷史缺乏考察，對當下的現實情況更是缺乏真正的耐心洞察，把緬甸的民主過程片面化、碎片化、程序化，通過粗暴干涉內政和不斷加重制裁，從而把緬甸的民主進程逼迫成一場一場險象環生的暴力政治游戲。西方的二元思維通過制裁、通過制造分裂和不斷樹敵，極不負責的誘導緬甸年輕人將選票等同于民主制度。實際上，選票既不等同于民主制度，同樣，民主制度本身也不等同真正的善治和仁政。美西方對緬甸無休止的制裁不僅傷害了合法投資的西方企業和商人，更傷害了緬甸最窮苦的老百姓。

中國等國家的做法，卻完全不一樣。去年2月初，緬甸形勢突變，昂山素季被捕，緬甸軍政府依照憲法接管政權，宣布緬甸進入緊急狀態。耐人尋味的是，美國和西方國家乃至立即譴責緬甸“政變”、“非法逮捕”等，但中國和俄羅斯從始至今沒有將緬甸事件定義為“政變”。再回顧時間軸，我們可以清晰地回顧起幾個關鍵的事實：2020年7月24日，由于特朗普政府單方面發起對華政治挑釁，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被迫被美方粗暴關閉。同一時間，中國宣布關閉美國駐成都總領館，以對等反制美方。而今年四月4月1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安徽屯溪會見來華訪問的緬甸外長溫納貌倫，并共同為緬甸駐重慶總領事館揭牌。領事館分為總領事館、領事館、副領事館和領事代理處等級別。某區域設置哪個級別的領事館，主要看僑民和領事業務的多少，以及所在地區的重要性，并依照對等原則進行。總領事館無疑是領事館的最高一級，在正部級直轄市重慶設置緬甸總領館，體現了高度重視。

更重要的是，王毅外長在今年4月1日對緬甸外長說的話有幾個重點，他不僅強調“無論形勢如何變化，中方都將支持緬方維護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支持緬方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支持緬甸人民追求幸福安寧生活。”，也強調“中方愿同緬加強協調，助緬克服困難，強調應共同應對烏克蘭危機的負面外溢效應，共同反對單邊制裁和長臂管轄，共同維護發展中國家正當權益。”而緬甸外長溫納貌倫的表態是“緬方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緬方完全支持中方在涉及核心利益問題上的立場。”

是哪些國家在搞單邊制裁和長臂管轄？王毅外長講話的中心不言而喻。又是哪些國家不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兩面三刀心口不一？溫納貌倫外長講話的內涵也一目了然。對于中緬雙方的角色定位，兩位外長都強調并使用了中緬之間特有的、大家都耳熟能詳的稱呼：胞波。面對緬甸困局帶來的民生艱難，西方采取了表面為了緬甸人民、實則意識形態掛帥的冷戰式做法：不斷制裁緬甸。而中方從來都是寬大心境、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完全不采取政治掛帥、更拋棄冷戰做法，而是切實同緬政府和各黨各派開展國家治理和發展經驗交流，助力緬實現國內政治和解、重啟民主轉型進程。通過一系列實實在在的技術合作與工程建設，來真正地幫助緬甸人民在西方人為制造的惡劣國際環境中，提高民生、恢復經濟，比如，加快中緬經濟走廊建設，加強工業園區、跨境電網、互聯互通合作，實施好重大標志性項目。深化團結抗疫，發揮疫苗灌裝合作積極效應。

中國與緬甸之間近年來合作的效率非常高。2019年1月，緬甸宣布增加人民幣為官方結算貨幣，此后中方持續同緬方探討推進人民幣本幣結算在緬落地。2021年10月，緬甸宣布允許境內持外幣結算牌照、兌換牌照的銀行和非銀行貨幣兌換機構兌換人民幣。2021年12月，緬甸將人民幣納入合法結算貨幣，中緬金融合作達到了新高度。中緬邊貿直接使用人民幣和緬元進行結算，這極大地降低雙方企業交易成本，更好地促進了兩國貿易往來。今年5月1日起，RCEP對緬甸正式生效了。中國是緬甸第一大貿易伙伴、最大的進口來源國以及最大的出口市場，RCEP的啟動，為中緬企業帶來了新一輪發展機遇，為中緬共同發展匯聚了巨大動力。商務部研究院亞洲研究所副所長袁波表示，在RCEP項下，緬甸對中國的大米、油、中藥材、樹膠、酒、飼料油渣、化學品、塑料及其制品、木制品、石棉制品、汽車、摩托車等商品在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基礎上有新增承諾，有助于中國相關企業進一步開拓緬甸市場；同時，中國對緬甸等東盟國家的菠蘿罐頭、菠蘿汁、椰子汁、胡椒、柴油等化學燃料、部分化工品、紙制品、柴油發動機、車輛照明及信號裝置、車窗升降器等產品也在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基礎上進一步降稅，有利于中國企業擴大自緬甸的相關產品進口。5月23日，首趟中緬新通道（重慶—臨滄—緬甸）國際鐵路班列從重慶駛出，以鐵公聯運方式運往緬甸曼德勒。班列為中國與緬甸等國家的物流運輸打開一條新通道，幫助被西方制裁的緬甸擴大開放，融入世界，不僅拉動兩國貿易增長，更為區域板塊帶來了新的生機和活力。這些舉措，都實實在在地為中緬兩國自身的發展謀福利、實實在在地造福著兩國人民，從根本上改善緬甸困局。

基于互相尊重、互利共贏的中緬合作，無疑具有更加光明的前景。今年7月瀾湄合作第七次外長會期間，王毅外長在緬甸蒲甘同緬甸外長吳溫納貌倫再次進行了會談。會談中，王毅外長高度贊賞緬方一直以來對中國奉行友好外交政策的態度，并對吳溫納貌倫表示，希望與中緬雙方關系“更上一層樓”。而吳溫納貌倫也對中國長期以來對緬甸的幫助表示了感謝，并表示將堅定支持“一個中國原則”，對中國在有關新疆、臺灣等地區問題上的正當立場表示支持和理解。王毅外長還與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就推動緬甸實現和平以及走上適合其國情的政治發展道路等問題達成了一致意見。王毅在參加此次外長會期間再與緬方簽署了5份以上的合作文件，中國進一步助力緬甸經濟發展。相較于西方國家不斷對緬甸居高臨下的施壓和制裁，中國對緬甸的投資與加強兩國的貿易往來不僅是雪中送炭，更是“授人以漁”，能讓緬方在感受到中國善意的同時讓緬甸的經濟朝著健康、可持續的方向發展，為緬甸的經濟發展、走適合緬甸特色的道路注入了更多可能性。

三、對緬甸的態度與策略，是中西方文明較量并展示給世界的重要舞臺

西方從古典時期開始，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就深刻地決定著西方文明的基調和路徑。西方文明中的自由信條趨向于絕對，導致了以自由主義為基準和邏輯起點的西方文明，一直采取二元對立和形而上學的無解循環來看待和思考所有范疇的問題。西方的二極管思維方式，把整個世界乃至宇宙都二元對立，導致形而上的價值理念層面與形而下的實踐現實層面，彼此隔絕不通，所有一切問題的探討，都陷入二元對立的境地。西方的這種思維模式提供的世界圖式是一個分裂的、矛盾對立的世界，其中人物對峙，人與人斗爭，人與自然分裂，乃至人與整個世界都造成了矛盾對立。而居于核心的人與神的關系也是對立、斗爭的狀態。非此即彼、我主汝奴的二元獨立思想，再加上五百年來大航海時代后西方抓住了確定世界秩序的機遇，導致西方文明傲慢自大、喜好沖突、善于對抗、缺乏反省、不具備同理心、做事情過猶不及、價值觀偏激且片面。西方不斷制造出二元對立的關系，進而自我說服、自我合理化地開始采取霸權對對方進行不平等的壓迫、排擠、支配和控制。西方文明中二元對立的目的不是長期對立、更不是并存，而是最終“此”要消滅“彼”，使之被納入為“此”，然后再周而復始地去尋找并征服下一個彼，直到最后只有一元、一極。因此，對于其他文明來說，頗具迷惑性的是，在如此專制和霸權的目標理想下，所行事的方式卻被稱為“西方民主”。

相較起來，中華文明的傳統則要文明、理性、溫和許多，從不把二元范疇對立起來構成非此即彼的攻伐目標，強烈傾向于多元合一、美美與共的文明范式。與利己型的西方文明相比，中華文明中所蘊含和發展起來的政治理想和期許是利他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中國古典文明就自帶的品格屬性。這樣的政治抱負和格局，并不單為某利益集團而設置，也不為某一時代設置，甚至也不是光為了中國而設置，而是為了天下——為了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而設計，這是一種超越時空和地理的、普遍而又經典的文明原則和制度靈魂。五千年上下，任何統治集團都不能超越天道，都必須以民為本，都必須德法并用，都必須以天下為公。

在西方主導的文明史觀和知識體系下，西方文明中一部分具有一定先進意義的理念被無限放大，西方本身也洋洋自得于此，但與此同時，西方卻又忘記了自身的真實發展其實更多靠的是窮兵黷武，對后發國家的殘酷侵略，在殖民地的長期掠奪，對挑戰者的犯規打壓，在商業領域的無底線逐利。西方以及它們在非西方的文化代理們，有意地遮蔽了負面的西方，只留出正面的西方供大家膜拜——事實上，負面的西方往往才是其真實的發家之路，而正面的西方往往是其掠奪飽腹后散發出來的一點點用來遮丑的理論，和傳教士式對非西方的虛偽憐憫。這就好比一個暴發戶，在發橫財后來教化別人應該勤奮打工、辛勤效忠于資本家、滿足分配現狀，卻絲毫不提自己發橫財的歷史有多么不堪。

西方世界，文明沖突、宗教戰爭早就一再發生，而中華文明卻從沒誕生過類似的荒誕舉動。本質上，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對于外界和世界的看法不同，一個充滿平等，一個充滿專橫。習近平總書記曾引用《中庸》的一段話，“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指出中華文明始追求和諧、團結、互相尊重的。然而基督教的《腓立比書》卻認為“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于父神。”中華文明不排他，講交融，而基督教文明堅持只有耶帝是唯一真神，實行【教外無救贖】。中華文明堅持“禮聞來學，未聞往教”，推崇“和而不同”，如果“遠人不服”，則“文德以來之”，而西方文明卻倡導“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要為那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面對緬甸，幾十年來中西方不同的做法已經給了緬甸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好的答案。西方對于緬甸的長期制裁，實際上破壞了緬甸本身的民主進程。西方制裁對緬甸的整體發展和民主發展造成的結果是適得其反的。緬甸經濟尚未充分全球化，制裁對其而言，弊大于利。在制裁成功的案例中，大多數國家都是那些深深融入全球經濟的國家。西方不僅對緬甸實施各項制裁，而且還在若開邦和羅興亞人的問題上，不斷制造齟齬，讓緬甸軍政府感到緊張。幾十年來自我封閉的國際環境塑造了緬甸軍方的國家安全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影響著軍方在若開邦的行動，因為他們的首要目標是維護國家主權和統一。成立七十多年的新中國，在繼承了中華文明精髓并結合了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之后，成為既深刻理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典中國的加強版本，也成為了深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方法論”的現代中國的智慧版本，不僅有繼承和正本，更有發展與創新。因此，從內里邏輯和發展方法論的層面，中華文明對鄰邦緬甸所倡導的共同體理念，更講美德而不是武力，更加務實，超越了唯我獨尊、美化資本、窮兵黷武的西方和其建構出來的避輕就重、二元對立的價值體系。

比起西方的對抗性、欺騙性、霸權性，深體廣大、圓融和諧的中華文明所蘊含的發展智慧更懂得尊重緬甸本身的文明選擇和價值理念，更倡導攜手共進，更講究道義，更看重和諧。中國緬甸政局變動的反應非常穩健和冷靜，并強調一切都應該基于緬甸國內政治對話和對外的外交努力，而不是制裁，中國也從未呼吁明確將問題全部歸咎于緬甸軍方領導人，而且對東盟以與緬甸軍政府對話為重點的努力表示強烈支持。這無疑是比西方發起簡單制裁更加智慧得多的策略，因為盲目的對軍方進行制裁，本身就是對緬甸現實的極大不尊重、不研判。緬甸的歷史和現實充分說明軍方對緬甸社會的控制依然牢固，軍方所提出的“戒律式民主（disciplined Democracy）”與緬甸特色的民主化路徑的結合應得到更多的思考和重視，因為，如何在緬甸平衡各方勢力、如何將緬甸軍方治理緬甸的過往歷史和既成事實進行符合緬甸文化邏輯和經濟發展階段的資源重組和結構改造，是緬甸民主成功的重要渠道，而非簡單模仿西方的“套路民主”。因為，比起“套路”來說，實質更緊迫、更重要，一門心思加快經濟發展、改善生活水準，加強工業建設，消除貧困，而不是一味激發沖突、僅僅追求民主的表面程序，這才是緬甸人民最急切需要的，也才最能夠從緬甸的實情入手，改善緬甸局勢。

對中國來說，美西方慫恿、煽動下的俄烏戰爭給俄烏雙方都帶來了巨大災難，而美西方早就急不可耐地想把戰爭復制到中國的家門口來。因此，對緬甸的態度與策略，是中西方文明較量并展示給世界的重要舞臺，不僅決定著中國邊疆安寧與國家安全的未來走向，更決定著世界多極化的健康發展。對于某些西方媒體污蔑中國政府暗中支持緬甸軍政府的惡意栽贓，真正了解了中國文化和中華文明，就會發現這完全是一種格局狹小、一廂情愿的錯誤猜想。中國的最大希望是睦鄰友好，希望鄰國更加和平，而不像某些西方國家那樣，萬事萬物都要意識形態掛帥，不是極左就是極右。“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制度的選擇、發展的路徑需要根據本國的實際國情出發，要量體裁衣，而不能削足適履。人類文明越向明天發展，越應該體現出豐富多彩、各美其美，某些西方大國強勢打壓異己、唯我獨尊，其制度霸權的本質，不可能走得遠、走得順。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萬邦圖治國別區域研究院”，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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