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世界銀行給中國畫出了供給側改革的“路線圖”，還差4個月就要卸任的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來到中國，要求中國進行供給側改革。
佐利克的所謂新四化：私有化、市場化、資本化、國際化，其實就四件事：第一，必須開放，交出財政金融主權；第二，必須消滅國企，對全世界不公平；第三，必須去工業化，消滅產能；第四，打開走資通道，讓資本自由流動。佐利克擔任過高盛集團主管國際事務的副董事長，而高盛是猶太金融資本控制的全世界頂級投行。而這個“路線圖”的內容，實際上是“天降組”80年代初在日本《廣場協議》前做的事情。而選擇在2012年，是因為這一年是中國的換屆之年，美國人要事先在中國布局。
于是，2012年11月，中國出現了“新供給主義宣言”。張維迎先生提出了“冰棍理論”，要把國企賣掉。到2017年，滕泰先生寫了“什么是真正的供給側改革”。回顧這些有關供給側改革的經濟學觀點，現在看來都不是偶然的，是配合世行路線的輿論動員，是新殖民主義理論下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是對公眾的誤導，并且在輿論上的管控和壓制。現在的互聯網媒體生態，很多自媒體大號，并不是偶然現象，也不是人民群眾喜聞樂見，卻形成了排山倒海的推波助瀾。
我們選擇的供給側結構改革，是“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我們保持了政策上的獨立自主，保持了相當的客觀和冷靜，當然不是“天降組”想要的供給側改革。“天降組”們認為我們走偏了，他們認為，黨和政府都不能管市場，必須讓市場配置資源。由于沒有按照美國人的路線走，所以特朗普上臺之后開始打貿易戰。其實，自2012年世行給出路線圖之后，大量美元資本就開始涌入中國，進入房地產和互聯網。這是兩個收租的領域：地租和數據租。為什么進入這兩個領域？因為，資產的泡沫只能是在這兩個領域生成。中國的資本存量是有限的，當資本存量大規模涌入地租和數據租的時候，中國的資本分配結構就出現問題。金融資本利得遠遠大于產業資本利得，導致資本從實體經濟脫離，資本正態分布脫實向虛，開始去工業化，形成了大量資產泡沫。在這期間，我們并沒有阻止資本外流的制度政策，丟失了大量稅收，資本大量流向境外，于是我們的資本積累率出現問題，經濟發展失去了動能。這時，“天降組”又炮制出許多謬論，什么中國經濟發展快了，要放掉低端，以“四新”換“四舊”，就是以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替換舊技術舊產業舊業態舊模式。炮制這些理論的機構首席、社科專家，用的都是世行路線圖的話，是“天降組”的理論外延。好在，我們比較早地發現了問題并進行糾正。但是清理泡沫畢竟要付出代價，而資本外流仍然有巨大的慣性，并且到現在遠未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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