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從上海京劇院獲悉,12月2日下午,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京劇楊子榮扮演者童祥苓因病在瑞金醫院去世,享年89歲。
本公號摘錄由童祥苓口述馮紹霆撰稿的《童祥苓口述歷史》一書片段發表于此,作為對童祥苓,這位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的深深敬意和懷念。
他以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楊子榮”扮演者而名滿天下,這種特別的身份和經歷,造就了現代中國京劇發展的特殊價值,諸如以藝宗名師南麒北馬的經歷和體會,寫照了周信芳、馬連良等一代大師藝德雙馨的風范和創作思想;以三進三出“威虎山”的具體過程和所見所聞,揭示出紛紜眾說背后的種種脈絡和歷史真相。
他從新劇創作的嘗試、兼收并蓄的實踐,表演戲路的取向等多個角度,為“童家班”的藝術追求和實踐留下了不少第一手資料。順利時的奮斗、歡樂,逆境中的艱辛、堅韌,豁達的人生態度,時不時幽上一默,充滿了當下需要的正能量。
2014年8月,童祥苓先生(右二)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館接受口述訪談后與撰稿人馮紹霆先生合影,左一為上海書店出版社責任編輯王璇,右一為本文作者。
2015年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的童祥苓口述歷史(上海市文史研究館口述歷史叢書)由童祥苓口述馮紹霆撰稿。
文章披露了“四人幫”倒臺之后, 能不能演樣板戲, 唱不唱《智取威虎山》, 童祥苓心里十分糾結。更何況, 在不少人心目中他還是江青“嫡系”, 雖然重新獲得登上舞臺的機會, 在這件事上就更要小心謹慎了。現將有關內容摘錄如下,以饗讀者:
童祥苓作為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備受看重的。
童祥苓老師曾經在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中扮演主角“楊子榮”并且非常成功。
1976年第一次演出, 是由當時上海市領導彭沖領隊到南京慰問演出。那時候不讓唱《智取威虎山》, 只唱傳統段子。頭天唱完, 第二天南京軍區廖漢生政委把我叫到他辦公室去了, 問為什么不唱《智取威虎山》? 自己的作品怎么不想唱, 可真是一言難盡, 搞不明白對與錯、是與非了, 一時我找不出合適的話來回答。
廖政委看我不吱聲, 就說了他的看法: 是不是因為是江青領導的, 就都成了江青搞的。她有那么大的本事? 這不是你們文藝工作者的血汗嗎? 他說你們怎么那么笨, 干嘛把她抬得那么高, 難道不是你們演員辛勤勞動創造出來的嘛!
給戰士不唱楊子榮怎么行, 到我這來唱《甘露寺》, 你看看戰士都沒有反應。從明天起唱《智取威虎山》。第二天演出, 戰士們聽到 “共產黨員時刻聽從黨召喚”, 情緒非常高漲,很明顯非常喜愛這部戲。廖政委的話既實事求是又有道理, 可惜不是每個人都能這樣理解。
還有一次, 也是去慰問解放軍, 帶隊的是黃菊。這是我第一次見黃菊,當時他自我介紹說: “我是黃菊, 這次由我來帶隊。” 當時慰問空軍, 宣傳部副部長丁錫滿也是不讓唱《智取威虎山》, 唱的是《甘露寺》, 唱完之后毫無反應。領導都坐在臺上,底下都是空軍, 一眼望去都是大校、上校。我剛轉身想下場, 后頭轟一聲, 嚇我一跳,心想這是怎么回事啊。回頭一看,下面軍官們都站起來了, 齊聲喊: “《智取威虎山》,《智取威虎山》!” 我沒轍了,轉身就沖領導站著了, 那意思就是請領導們來決定吧, 該唱呢還是不該唱,該下去呢還是不該下去呢? 一位老領導說, 還是唱一段吧, 我就唱了。
童祥苓在《智取威虎山》中扮演楊子榮。
浙江軍區司令熊應堂住華東醫院, 人家帶我去看他。熊老當時坐在一個專門的病人用的凳子上, 一進去熊老站起來了, 我趕緊說您別站起來, 他沖我豎大拇哥:“角兒!” 我說我不是角兒, 是普通的演員。他說你的戲是受毛主席、周恩來肯定的呀。
1977年,上海京劇院一面清查“四人幫”余孽, 一面仍創作新戲。《智取威虎山》劇組決定排演新編歷史劇《甲午海戰》, 來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剛排不久, 中央的意見是讓我們演《智取威虎山》來紀念《講話》。大伙兒開會, 你看我, 我看你, 不知所措, 說現在能演, 還搞不清楚啊, 除非中央有紅頭文件拿來給我們看。結果, 中央意見來了: 你們開會, 編導演各一個組, 從頭到尾詳細談談這個戲到底是怎么出來的, 要具體到創作的細節。
編劇、作曲、舞美、演員全參加了討論, 大伙兒一談, 領導干多少, 演員干多少。我才知道這個戲, 毛主席和周總理提過修改意見, 元帥將軍們也提出過。賀龍元帥提出,楊子榮改扮飼馬副官為什么不騎馬, 許大馬棒的青鬃馬就是身份證明, 在京劇中騎了馬就可以舞起來了, 后來就在第五場《打虎上山》里加了馬舞。第三場《深山問苦》,也是根據將軍們的意見創作出來的。他們提出,中國人民解放軍不會光聽了土匪的交待就冒險上山, 總要通過偵察員深人群眾, 掌握了第一手情報, 才可能深入敵巢。他們還提出,加個女孩來豐富人物和聲樂形象。
連外國人的意見也吸收了。德國大使看完戲說, 一槍打不死老虎, 楊子榮用的駁殼槍得是德國造的連發槍, 才能打死老虎, 后來戲里就改放排槍了。談完之后一總結, 認為《智取威虎山》的成功, 是上至毛主席、周總理、賀龍元帥和將軍們, 下至廣大文藝工作者以及廣大觀眾共同的智慧結晶。送到中央, 還真來了一個紅頭文件。
根據這個紅頭文件,這個戲基本上是大家共同努力做出來的, 演, 就演三天吧。大家不知道效果, 怕沒人看。結果廣告一出, 三小時之內戲票就被搶購一空。人民大舞臺給我們來電話, 說你們知道嗎, 買完票, 我們掃地, 光鋼筆就掃了一大堆。大伙兒擠啊, 擠掉的。大家知道了,這是最后一次原版《智取》, 之后就看不到了。
2016年京劇名家齊聚為黨慶生,82歲童祥苓再唱《智取威虎山》那段家喻戶曉的“今日痛飲慶功酒”。
雖然有此盛況,但我們并不興奮,因為都知道這是最后一次演出《智取威虎山》了。
劇組一百多人, 花了五年時間辛勤創作的《智取威虎山》, 將要成為歷史。因為劇組在這之后就要解散了, 演員會各奔東西。這個劇組解散, 我們離開的時候大家都很難過, 因為從文化局的領導來看好像是一個政治團體。
但是, 不管是導演、演員, 還是創作, 經過了五六年的時間, 形成這么一個很默契的團體, 很不容易。我們要求過, 能不能再考慮考慮, 保留下來。因為解散容易, 只要下一個命令。但是將來有朝一日后悔了, 想再組織起來就不行了。這個劇組, 除了樂隊, 大部分都是上海京劇院的。解散了以后, 樂隊各自回到了原來的單位, 交響樂團、音樂學院之類的。原來樂隊的回各自單位了,演員們也四分五裂了, 相當一部分演員和樂隊都到國外了, 很可惜。
實際上, 從社會上說, 對唱不唱樣板戲一直有爭論, 好像不贊成唱的有段時間還占了上風。后來有幾件事我就一直覺得別扭。我記得在共舞臺演出, 那是京劇院自己安排的, 一人一段清唱, 李炳淑來段《龍江頌》, 李麗芳來段《海港》, 我來段《智取威虎山》。
等我到了后臺, 電視臺的女主持人跟我說, 童老師,《智取威虎山》您不能唱。我問為什么? 這位女同志說, 您唱可以, 他們不給錄音。這肯定不是她個人的想法, 我也不愿再為這些事爭論了, 就只唱了傳統戲。從那開始,我就不再唱現代戲了, 免得老讓人家說長道短, 評頭論足。
1985年,我記得在鞍山, 中央電視臺鄧在軍導演搞了一個節目叫《古今戲曲大匯唱》。她打電話跟我說, 想搞個戲曲大匯唱, 你來唱《智取威虎山》, 我嚇了一跳。我說, 這么大動靜到中央去演, 能演嗎? 她說, 祥苓同志,我讓你來你就來嘛, 肯定能唱的。我說那就來吧。
那是第一次開放, 我有錄像的。這一次, 紅得不得了。結果山崩地裂, 觀眾反應太熱烈了。那天樣板戲就我和楊春霞, 我們兩個唱了兩山,《威虎山》和《杜鵑山》, 其他都是各地的地方劇種, 有新編的, 也有傳統的。那一次, 體委的榮高棠跟鄧在軍說, 你這次誰也沒有找對, 就是童祥苓找對了。那時候我還在鞍山, 所以報幕的時候問我, 說你從哪來,我說從鞍山來。那是“文革”后第一次在電視臺演出《智取威虎山》, 也是第一次我知道群眾對我們作品認可的程度。
李先念主席到上海來。當時江澤民當書記、朱镕基當市長。我和南云已經回上海了, 在一次晚會上為他演了出《武家坡》。李主席上臺和演員握手時跟我說, 咱們很久沒見了。我心里說, 咱們也見不著啊。他又問, 你現在《智取威虎山》還唱不唱啊? 我很難回答, 因為自己都不知道是對是錯。李先念說: “為什么? 有幾段蠻好聽的嘛! 為什么不唱, 可以唱唱嘛!” 大家都聽見了,國家主席都說可以唱唱了。
童祥苓、張南云夫婦。
開始唱的時候,有兩次我非常感動。
一次是到山東演出, 在大體育場里, 人多得不得了。那時候沒有大樂隊伴奏,沒有準備啊, 就一把胡琴在那吱吱咕咕地拉。當時我也沒想, 就一把胡琴唱吧,反正不好聽啊。結果, 我唱完離場的時候許多觀眾起立了! 這個我很感動, 這是對我的尊敬和肯定。
還有一次跟著《紅燈記》, 跟著袁世海先生和浩亮組成的《紅燈記》清唱表演小組合一塊。那天《紅燈記》演出小組用的是對口形, 但是他們很老實, 就跟觀眾說了, 觀眾也認可。結果他們唱完《紅燈記》之后, 我還沒出場呢,觀眾就齊聲喊: “ 童祥苓出來, 童祥苓出來!” 反正那次非常之轟轟烈烈。
來源:新華路時光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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