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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云，諸侯盡西來。[1]李白這首詩的前兩句寫出了秦王嬴政以“猛虎攫人之勢” 在掃滅六國之中的赫赫聲威。同時這兩句詩給人也有一種秦王的利劍所指天下歸服的感覺，甚至寫出了秦帝國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威嚴和勢力。

其實李白這兩句詩并沒有夸張，在秦王掃滅六國的戰爭中確實有一個不戰而亡的國家而且還是諸侯國當中實力很強，與秦國并稱為“東西二帝”[2]的東方大國的齊國。

歷史不忍直視，想當年這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春秋第一霸主，誕生了孔孟二圣并擁有了“人才濟濟”的稷下學宮的齊國，怎會在秦國大兵壓境之時“竟無一人是男兒”？亞圣孟夫子所謂的“威武不能屈”的諄諄教誨都去哪了呢？這個世界上最早的官辦高等學府，也是中國最早的社會科學院、政府智庫的稷下學宮都在培養一些什么人和研究一些什么問題呢？

讀此歷史使我想到了近些年我們很多人提出的弘揚和傳承中華傳統文化，從而實現文化強國戰略。那么僅僅弘揚和傳承傳統文化就能實現強國戰略嗎？如果按照這個邏輯來看，能夠誕生孔孟二圣的文化土壤并擁有了稷下學宮才子們的“弘揚和傳承”，最終的結果應該是齊國滅掉秦國從而一統天下才是正確的邏輯。但是現實卻是文化并不那么發達且文化的開放性與包容性并不如齊國的秦國最終實現了“諸侯盡西來”的結果。

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十年），也就是秦王嬴政親政的第二年，秦王嬴政在咸陽宮為齊王建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宴會。在觥籌交錯中秦王嬴政與齊王建達成了秦滅五國時不予救助的協議即“齊秦兩國共治天下的戰略合作協議”。此時還是秦國尊貴的坐上賓即“餐桌上”的齊王建，怎么也料想不到十多年后卻成了秦國“菜單上”的階下囚，最終成為公元前296年繼楚懷王之后又一位客死于秦的一國之君。這就是“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

歷史不會重復但往往有相似之處。

1959年9月15日，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高規格的接待了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兩國最高領導人舉行了著名的戴維營會議，達成了美蘇共治世界的“戴維營精神”。此時的赫魯曉夫已經有了“不要用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3]但是經過了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之后特別是勃列日涅夫時期隨著蘇聯國力的提升，此時的蘇聯又將當年的“美蘇共治世界”變為“美蘇全球爭霸”，再到戈爾巴喬夫時期對美的全面收縮和解散華約的“自廢武功”。斯大林之后的蘇聯對美外交就是在“否定—肯定—否定”這種忽左忽右當中走向了國運的終點。

以史為鏡可知興替，齊國與蘇聯最后的結果對我們今天的中國有著什么樣的啟示呢？或者說我們如果面對當初同樣的問題又當如何去應對呢？

有人說齊國和赫魯曉夫的蘇聯當初把秦國與美國的“示好”和“共治天下”的忽悠當真了，以至于被這種帶有欺騙性的戰略牽著鼻子走從而喪失應有的警惕，最終導致了國家衰落進而滅亡的結局。

這種看法不可謂不正確，但是不全面。因為政治斗爭和國際博弈的本色就是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我們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秦國和美國向齊國和蘇聯發出所謂的“共治天下”的“示好”，就不能說是百分之百的假話和純粹的戰略欺騙。問題在于用什么樣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論看待這種“欺騙”，確切的說是用形而上的觀點還是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

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主席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一文中，在深刻揭露美蔣反動階級統治本性的同時，并提出了“以革命的兩手反對反革命的兩手”。

毛主席所說的“兩手對兩手”策略，就是面對抗日戰爭勝利后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局勢，特別是針對美國及其支持下的國民黨反動派所玩弄的“真內戰、假和平”的反革命兩手策略。

這里請注意，毛主席所說的“兩手對兩手”的策略是“兩手反對兩手”，而不是“兩手配合兩手”更不是“兩手迎合兩手”。

很多同志不禁要問，既然明知蔣介石及其國民黨反動派是“真內戰、假和平”，或者說磨刀霍霍是真，而拋出的橄欖枝是假，毛主席為什么還要以身犯險遠赴重慶與其進行和談呢？直接做好備戰不就行了嗎？并且從國共兩黨最終還是走向了戰爭的這種結果來看，先前所謂的和談豈不是多此一舉嗎？

以上我們說了政治斗爭或者國際博弈的本色就是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既然有張有弛，那么我們就應該明白不管是背后的磨刀霍霍還是表面遞出的橄欖枝，本質上都是為了贏得斗爭和博弈的手段。手段是為目的而服務的，是為了達到目的而運用的一種方式。

既然只是圍繞著達到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我們有必要糾結她是真還是假嗎？猶如研究氣象學，是重點研究春夏秋冬以及寒來暑往之間的聯系規律呢？還是研究具體哪天是天晴還是下雨這種表現形式呢？這就是形而上和唯物辯證法之間的認識問題。

這樣我們就明白了毛主席對于蔣介石的假和平為什么會極為重視而不是置之不理，甚至不惜以身犯險赴這場“鴻門宴”陪著蔣介石把這場假戲唱足。元代戲曲作家李文蔚在其作品《張子房圮橋進履》中所說的“將計就計”就是這個道理。

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的道理還告訴我們：打的目的往往是為了談，而談又往往是為了準備下一個階段的打。甚至打和談往往又可以同時進行，互不耽誤。

明乎此，我們在面對對手的“磨刀霍霍”和拋出的“橄欖枝”時，既沒有必要對他們的“磨刀霍霍”而自亂陣腳，也沒有必要對他們的“橄欖枝”而自鳴得意。同時更不能對他們的“磨刀霍霍”而失去警惕，也不能對他們的 “橄欖枝”而無動于衷。這才是真正的戰略定力。

2024年12月16日，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的記者會上說:中國和美國可以一起解決世界上所有問題，這很重要。特朗普此番言論一出，在我國引發了廣泛的議論，有擁躉者，有為此而興奮者，也有警惕和反對者。這不禁讓我想起了奧巴馬十多年前的G2（即中美共治）這些東西又回來了。

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在某些時候兩件相反的事情的發生表現出了反革命的兩手。而在某些時候，僅僅一件事就可以隱函反革命的兩手。

比如以上12月16日特朗普的相關言論，首先體現了反革命兩手當中較為“正面”的一手，我們可以并且應該充分利用，可以進一步在接觸中更詳盡的觀察美國的真實意圖，同時也看看能否解決我們想要解決的問題。

然而，在較為“正面”的一手背后也有“反面”的一手，那就是他所說的中國和美國可以一起解決世界上所有問題。那么在特朗普如此“盛情和誠意”邀請中國的情況下，如果中國對此無動于衷，接下來世界上有一些問題沒有解決，比如俄烏停戰問題和中東問題，那這將會是誰的責任？

1973年11月17日，毛主席在與周恩來和喬冠華等人談到中美會談問題時指出：對美國要注意，搞斗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4]

為此，我們不僅要重視特朗普的這一只“正手”，更要警惕特朗普背后的這只“反手”，同時也要以“革命的另一反手”將其反對之。既不能像齊國面對秦國遞出的“橄欖枝”而沾沾自喜進而忘乎所以，也不能像斯大林之后的蘇聯面對美國時而忽“右”和時而忽“左”中進退失據。

注釋

[1]出自唐代詩人李白《古風?秦王掃六合》。

[2]公元前288年，秦國宰相穰侯魏冉率先提議秦昭王稱帝，秦昭襄王為了抬高自己，同時也為了打擊鄰國，離間齊國與東方各國的關系，接受了這個建議，于同年十月派魏冉去齊國，說服齊閔王稱帝，秦為西帝，齊為東帝。齊閔王答應了，于是秦、齊正式稱帝，是為東帝與西帝。

[3]肖月、朱立群主編：《簡明國際關系史(1945—2002)》，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頁。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頁。

（作者：任光禹；來源：昆侖策網【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