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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在特朗普的競選集會上的一聲槍響，幾天以來在全球范圍內的熱度不減。大家最為關心和最為熱烈討論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什么人做的？以及美國大選的前景和特朗普當選概率的提升多少等等。

但是我想這不應是我們重點關心和討論的問題，為什么呢？

首先，這是美國的內政。何為內政？內政就是他們自己家的事，換言之就是人家的“家務事”，中國人有句古話：清官難斷家務事。這既是我們老祖宗的教導也是智慧和經驗之談。所以對于他們自己具體本身的這件“家務事”我們不必花太多時間去評論里面的孰是孰非。

其次，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討論和研究美國大選候選人的勝負以及特朗普本人因此提升了多少支持率，實在沒有太多必要。因為按照階級分析法，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總統候選人同屬資產階級陣營的代言人，代表的都是資本集團的利益。盡管他們各自互為政敵，但這是他們所代表的資產階級陣營內部不同派別之間的利益博弈，本質上是資本集團的內部矛盾。馬克思曾指出：“ 一個國家里在資產階級各個成員之間雖然存在著競爭和沖突，但資產階級卻總是聯合起來并且建立兄弟聯盟以反對本國的無產者；同樣，各國的資產者雖然在世界市場上互相沖突和競爭，但總是聯合起來并且建立兄弟聯盟以反對各國的無產者”。[1]想想看，一國的資產者面對本國的無產者都能聯合起來加以反對，更何況面對別國的無產者他們會放棄聯合嗎？所以不管他們攻擊對方如何的歇斯底里或者無所不用其極，但在如何對待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中國方面一定是“聯合起來并建立兄弟聯盟”。有所區別的只不過是根據他們各自所代表的資本集團的具體利益出發，在反對和打壓中國的范圍、領域和手段的不同。

相對于以上問題而言，這個事件所暴露出的問題性質是十分嚴重并值得我們思考的。

根據《資治通鑒》記載：公元262年，司馬昭患姜維數為寇，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蜀，從事中郎荀勖曰：“明公為天下宰，宜杖正義以伐違貳，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于四海也。”昭善之。[2]

原文翻譯過來的意思是：司馬昭對姜維多次進犯感到憂慮，主駕車馬的侍從路遺請求充當刺客進入蜀國去刺殺姜維，從事中郎荀勖說：“明公是天下的宰輔，應該依仗正義去討伐叛逆，而用刺客去除掉賊寇，不是使四海之內的人尊敬的做法。”司馬昭很贊成他的話。

荀勖的建議是正確的，他所謂的“宜杖正義以伐違貳”。這里的正義，其意義并不僅僅在于特指用什么手段征服蜀漢政權，而在于這種正義的背后體現了一種智慧和自信。

因為派刺客刺殺姜維，首先就給對方傳遞了這樣一個信號即：姜維的北伐已經打到自己的痛處了，對方只要收到這個信號必然大受鼓舞并加強內部團結一致北伐。其次不管刺殺成功與否都會大大加強和提升姜維在蜀漢內部的分量和威望，反而會提升對方的士氣。再次刺殺姜維的舉動讓蜀漢看到了自己的黔驢技窮和無可奈何，同時不利于自身在國內外良好形象的塑造。這不是在殺敵而是在“資敵”。

所以，用暗殺的方式從表面上看是最簡單、最便捷同時也是成本最低、效果最佳的手段。但是“便宜沒好貨”，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往往會以更大的成本來將其支付。

而用南征的方式來反對蜀漢的北伐則完全不同，因為戰爭是國家層面的動員，走的是“群眾路線”，展示的是強大的國家力量，是能夠敢于正視對手的一種正氣。

中國共產黨在各個歷史時期對這種“便宜沒好貨”的舉動是嗤之以鼻的，除了在大革命時期出于對自己同志的保護避免被叛徒出賣，從而對信仰坍塌和變節的叛徒實施過這種非常的手段之外，哪怕對于雙手沾滿自己同志鮮血的敵人我們都拒絕使用這種手段。

1926年夏，也就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前一年，針對柳亞子跟毛澤東和惲代英所提出的聘人暗殺蔣介石的做法，毛澤東說：“暗殺是馬克思主義堅決反對的，進行革命是推翻一個階級，而不是消滅一個個人。不能這么干，馬克思主義反對這么干，你殺了蔣介石還有張介石、李介石，暗殺是不行的”。同樣的話在1937年毛澤東在延安對曾經暗殺蔣介石未遂的國民黨左派人士華克之時也說過：“要說恨蔣介石，我們共產黨人最恨。但是我們不主張搞暗殺。殺了蔣介石，還有張介石、李介石、王介石，并不能真正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

1961年12月26日，毛主席主持召開會議，關于國際形勢問題，他說：“要告訴我們的外交人員，不管所在國的政府是否反動，一概不搞顛覆活動。蘇聯就是搞竊聽、造謠、收買、干涉、顛覆、撤退專家、斷絕關系，一共總有七八種，我們一概不搞。”[3]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歷史觀即人民史觀。正是基于這種人民史觀的哲學思想，毛主席一生都在教育人民，引導人民自覺的認識到自己的切身利益，自覺的加入到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隊伍中來。這就是毛主席所說的：“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人民群眾在黨的教育和引導下只要正確的認識到了自身需要解放，就會形成排山倒海的革命力量。那么同樣醉心和熱衷于搞暗殺這種陰謀手段的蔣介石，他的政權在人民的力量面前也只能灰飛煙滅。

看別人，想自己?？纯唇裉烀绹@種烏煙瘴氣，社會和族群的進一步撕裂，階級鴻溝的進一步拉大等等現象。我們就明白槍擊事件只是資本擴張所造成對立的一個倒影，這種對立本質上是資本的反噬效果。而我們中國慶幸自己選擇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慶幸有了黨的領導才能旗幟鮮明的提出“反對資本的無序擴張”。這就是我們的幸運，也是大黨和大國一定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即人民史觀才會擁有的文明和自信。

注釋

[1] 馬克思：《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波蘭的演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頁。

[2]司馬光：《資治通鑒·魏紀十·元皇帝下·景元三年》，《資治通鑒全譯》第六冊，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頁。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3—64頁。

 作者：任光禹；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