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不會有慈善，社會主義社會也不需要慈善。或者換一種說法，一個公平的社會是不需要慈善的。

 

 

新聞報道說，9月3日浙江，省委書記帶頭向“慈善一日捐”捐出自己一天的工資，向“共同富裕”獻愛心。省委、省政府號召，以自愿為前提，省直機關黨員干部職工捐出一天的工資收入，省屬企業捐出一筆善款，所募集的善款全部用于扶危濟困，重點向浙江山區二十六個縣傾斜。

 

浙江是這次“共同富裕”的實驗地區，根據官方報道，浙江從——

 

1、適度的目標，即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減少到1.9以內；

2、快速增長，即保經濟增長，強化城鎮化模式，制造業向高科技領域轉型升級；

3、房市降溫；

4、農村發展，即支持現有農村服務業及制造業產業基礎再造；

5、加強教育，將在醫療和教育方面投入更多資金；

6、慈善捐助，即鼓勵高收入者和企業家積極回報社會，企業和個人應承擔社會和道義責任等六個方面進行實驗。

 

“慈善一日捐”是第六個實驗的一個活動。

 

“慈善一日捐”的新聞好像沒有引起多大社會反響，類似這種慈善捐助太多，見多則不怪。

 

 

“慈善”是從西方引進的概念，中國傳統文化里沒有，社會主義文化里也沒有，“慈善”存在于中國也不過三四十年，一種舶來品，中國人模仿到的只是皮毛，“慈善”文化的內涵難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因為西方的“慈善”含有很多基督教的東西，所以慈善到中國就很有些水土不服，表面文章可以做做，或做得一模一樣，但文化內涵的東西不是能模仿的，所以某些慈善機構或者個人，借慈善之名做出不少與慈善相悖的事，也不足奇怪，壞影響最大的那個叫郭美美的就是個典型例子。

 

我們的慈善與西方的慈善，還有一個重大不同，我們的慈善很少很少有公開透明的，因于此，從慈善到所有的種種捐助，近些年來人們的熱情沒有初期那么高了。

 

響應共同富裕，不少巨頭民企和大老板帶頭獻捐，動輒數億、百億、千億元的，可見他們非常有錢，財富來自人民，一次捐出來一大筆也算應該，而且他們還在新掙，不會傷及元氣，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還贏得了好名聲。

 

說到底，慈善這種形式，不僅從它的根源地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到引入地，并不是根本抑富填貧的手段，除去宗教上它的贖罪的意義外，不過是富人作秀很好用的一個道具，如果不好理解，那么好比一個富翁有一千萬的財富，用慈善之名拿出去一個，撒給無數貧者，或許連毛毛雨都不是。

 

慈善是不能慣用的，對捐助者來說，沒有誰會愿意一直不停的捐獻，偶爾做做可以。對受助者來說，偶爾接受可以，一直下去，誰也有個尊嚴和聲譽，所以慈善往往牽涉的兩頭都是不確定的。這種不確定性，就造成慈善這種形式對于具體的人和事來說，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只能算是沾了點慈善的雨露，風吹日曬一下馬上又恢復原樣。

 

所以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不會有慈善，社會主義社會也不需要慈善。或者換一種說法，一個公平的社會是不需要慈善的。

 

慈善，捐助者意愿上是基于完全自愿，不被強迫，不被脅從，不被欺騙，有違這三點，則是變相的侵奪，盡管他的財富也許來之不義。而受助者，也不能因受到慈善的恩助，就要求他感恩回報，否則也是帶有目的性的一種精神強迫，慈善在表現上就是這樣。

 

但慈善進入中國，表現形式上也中國化了，人們特別喜歡強迫，看誰有沒有捐，看誰捐了多少，按捐的多少搞個排名，用排名的羅列向捐少的人和沒有捐的人施以道德道義上的點名和不點名的譴責，反過去又對受助者提各種各樣的感恩要求，說你要有感恩之心，你將來長大后要回報社會。

 

慈善只能是點綴性的，粉飾性的，安撫性的，想靠慈善達到共同富裕，是一廂情愿，也一定會失望。

 

中國巨頭民企，是從自由市場經濟階段中經兼并再到壟斷階段而形成的壟斷性企業，從資源、經營的壟斷中賺取到的利潤是極為可觀的，其下游眾多中小企業多數則生存艱難，利潤微薄，有統計說，中國中小企業的壽命多在三五七八年，這是市場經濟的規律，不能克服也不能避免，沒有它們不斷的倒閉和新生，就不會有壟斷企業的存在。

 

壟斷企業之所以特別喜歡慈善捐助，是因為一有那個實力，二也愿意博得一個好聲譽，也是一次廣告宣傳，鞏固持久的壟斷地位，中小企業則不大喜歡慈善。

 

浙江領導帶頭慈善，有不少人稱贊叫好。到底該提倡還是不提倡？

 

浙江是共同富裕的實驗地區，這次“慈善一日捐”很可能推向全國。現在浙江官方已經號召全省了，也就是說以浙江領導為帶頭，雖說自愿，但全省上下的黨政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上行下效，必然跟進，每人都將捐出自己的一日工資，不愿捐也得捐，這就是一種變相的脅從和強迫。

 

 

工薪階層除了頂層的少數是高薪，廣大中下層都靠工資養家糊口，閑錢并不多，盡管一日的工資是個小數，但這種“逼捐”會讓人心生抵觸，怨不得惱不得，且又不情愿，再如果各種借口的慈善紛至沓來，那一定是一種經濟壓力，就象各行業都說漲價幅度不大都在可承受范圍內的說法一樣，積累起來就是一座山。

 

讓人不免顧慮的是，這種所謂的領導帶頭，很可能會成為一種慈善任務而殃及到我們普普通通的民眾。

 

從前的國營企業，利潤的55%上繳國家，剩下的45%要用于擴大再生產，還要支付工資福利，要辦托兒所、食堂、學校，要培訓進修，要給職工建住房，可知道國營企業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是實實在在不少的。

 

國有企業改制后，民營企業占到了全國企業總量的八成，而上繳國家的在稅率上遠低于原來的國營企業，現在一般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在內，上繳所得稅率在25%以下，高新科技企業15%，可見國家積極扶持民營企業，同時國有企業也留下了更多的利潤支付員工的高薪。

 

現代國家的財政收入都主要靠企業繳納所得稅。我國貧富差距十分懸殊，主要集中體現在企業領域，多數民營企業及其老板非常非常有錢，普通員工收入卻不高，國有企業多數員工都是高薪。

 

中國企業的利潤上繳國家的比率遠低于原來的國營企業，而且沒有原國營企業如建住房、辦幼兒園等多項硬性支出，可以說國家拿走的是小頭，企業留下的是大頭，由此造成收入分配上的巨大懸殊，也由此傳遞到財政支付工資的群體如公職人員，他們的工資差別并很大，絕大多數維持比較中等偏下的水平，所以有體制內的人調侃說，“雖然工作穩定，但窮的很穩定。”

 

要實現共同富裕，在第三次分配中：

 

一、需要重新審查所得稅法。歷史對比看，國有企業25%的稅率比較偏低，低于原來55%的30%部分給了員工高薪，國有企業領導則動輒幾十幾百幾千萬的年薪，有人建議說以提高個人所得稅率調節高收入，但當今中國的個人所得稅率并不低于國際水平，再高上去，于中國形象并不好看，最好辦法，國有企業因為其所有制為公有，不可與民營企業繳納一樣的稅率，必須適當提高，如提高到50%，以降低企業工資水平，并限制少數的過高年薪。國有企業屬于國家，國家完全有權力進行調整，人民也有權力要求限制他們高薪。民營企業的工資收入，需要另外進行稅率調節。

 

二、還需要考慮制定企業資源消費稅。不論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以及任何一種企業，無一不消費資源，資源有礦產資源、環境資源、勞動力資源、社會資源，要根據企業消費資源的多少繳稅，如壟斷性企業，對各種資源的消費也是巨量的，在所得稅上則難以區分誰壟斷誰非壟斷，并且實行不同的稅率也不公平，那么就要根據對資源的消費繳稅，以調節壟斷性企業的過高利潤。

 

比如，勞動力資源，員工多到一定人數的大公司，就要繳納勞動力資源消費稅；如受眾影響龐大的公司或個人，大到一定規模，就要繳納社會資源消費稅，如某音某寶某巴巴，同時在娛樂圈領域也有助于減低藝人圈粉、追星、頹廢文化的現象；如污染嚴重的企業就要繳納環境資源消費稅。如企業業務需要協調動用社會多方面資源的，就要繳納社會資源消費稅。

 

在所得稅之外，新增資源消費稅進行收入分配再調節，總是比讓他們去搞什么慈善、公益這種表面文章來得實實在在和長久。

 

2021-9-7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百花亭畔”微信公眾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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