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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智經研究中心)近年不少青年人以“廢青”一詞自嘲，有人被社會定型為“不務正業、一事無成”，成為大學前校長口中“被寵壞的小混蛋”。各種標簽的出現，或存在社會偏見，卻也反映了新一代對前景感到迷茫，例如是初嘗謀生之苦的一群，面對青年失業率長年高于其他年齡組別的職場結構，薪金普遍較低而升幅緩慢，難免自覺陷入困局。

　　青年發展是今屆政府的工作重點，青年貧窮問題亦逐漸得到關注。即將舉行的“扶貧委員會高峰會”，以“促進青年人社會上游動力”為大會主題，其中能否開出良方，為香港“青貧族”打氣?

　　失業率攀高“青貧族”涌現

　　“青貧族”一詞源自臺灣，用來形容青年貧窮族群。2013年，當地大學畢業生起薪約2.7萬臺幣(約6,400港元)，低于15年前。至去年，臺灣青少年失業率連續14年超過10%。一海之隔的香港，“青貧族”的生存境況十分相似。據政府統計處今年5至7月數字，本港15至19歲青年失業率為18.3%，為各年齡組別中最高，亦是近年來最高水平。20至29歲的失業率則為6.7%，仍高于整體的3.4%。在職青年方面，今年4至6月(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15至24歲青年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為1.03萬港元，只是整體就業人口中位數1.5萬港元約七成，同樣是各年齡組別中最低的一群。

　　官方青年貧窮率：4%

　　去年當局發表《2013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對青年住戶的貧窮狀況進行量化統計。報告將青年貧窮住戶定義為“貧窮家庭住戶內，所有成員皆介乎18至29歲”，按此計算，“青貧族”只有3,100人，貧窮率為4%，按年下跌0.8個百分點，且遠低于整體貧窮率的14.5% (政策介入后) ，情況看來不太嚴峻。

　　然而，以上數字并未將那些與父母同住，但收入微薄的青年納入在計算之內，似乎未能反映“青貧族”實況。另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統計，2012年上半年，15至24歲的低收入青年住戶的比率達18.4%，高于25至64歲成年住戶比率的13%。官方和民間兩項數據呈現不同故事，香港“青貧族”的實際處境究竟如何?

　　年輕一代薪金倒退?

　　智經曾于2013年進行中產觀感調查，當中大部分人認為，就收入而言，“中產”每月總收入應為至少3萬而少于6萬元。因此，智經在去年發表的青年研究報告中，以職業收入3萬元為分界，觀察過去20年本港15至24歲青年的收入分布。結果發現，賺取較低收入的在職青年比例，由1991年的99.40%下跌至2011年的99.14%，累計下跌0.26個百分點;賺取較高收入的比例，則在20年間略微上升。

　　可見無論是賺取高或較低收入水平，比例變化皆不大，低薪青年的比例一直超過99%。需留意的是，年輕勞動力初入職場，對于工作、興趣的摸索往往迷糊不清，離職情況相對普遍，亦因缺乏經驗，賺取高收入的可能性較低，可以理解。但觀察過去2001至2011年在職青年薪金中位數的變化，再與全港工作人口比較，結果仍教人失望。

　　2001及2011年，全港工作人口的每月主要職業收入由2001年1.1萬港元，微升至2011年的1.2萬港元。然而，青年工作人口收入中位數皆為8,000港元，呈現零增長，2006年更一度跌至7,000港元。若將其間6.1%的物價增幅考慮在內，年輕人的實質薪資似乎出現倒退。

　　若以每月收入中位數劃線，低于該數字一半的被界定為低收入人士，那么2001及2011年少于4,000港元，可被視為低薪青年，人數由30,387人增加至2011年的53,329人。低收入青年的比重，由2001年的8.5%，升至2011年的17.6%。而月入2萬港元及以上的青年比重，由2.5%略增至3.3%。僅從這些數字看來，年輕一代低薪問題似有惡化跡象。

　　在學青年財政壓力大

　　對比過去10年、或20年前成長于經濟起飛的上一代，現代青年的處境堪憂。或許也因此，年輕人選擇自嘲為“失業世代”、“青貧族”，甚至“廢青”，來表達對現實的無奈，到底該如何解開年輕人低薪魔咒?

　　有一點值得注意，2000年代初，政府當局擴展專上教育，青年整體的就學比率由2001年的50%，增至2011年的63.1%，原本可能會被排除在校園之外，而進入職場的年輕人紛紛接受專上教育，令從事全職工作的青年人數減少，兼職青年人數增多。政府統計處的分析亦指出，兼職的薪金較低，或是導致青年工作人口的收入中位數在十年間沒有變化的原因。事實是否如此?若我們假設收入達6,000元的是全職工作青年，會看到最低收入組別，即6,000至7,999元的青年，比率由2001年的34.9%下跌至2011年的25%，跌幅接近十個百分點。但如果假設收入達8,000元的才是全職工作，又會看到最低收入組別，即8,000至9,999元的青年，比率在這十年間輕微上升了0.6個百分點。

　　不同假設會得出截然不同結論，因此政府在處理“青貧族”問題時，宜清楚區分在學青年及非在學青年的收入統計。兩者一日無法區分，社會便難以辨清“青貧族”的增加，究竟是純粹因為出現了更多在學兼職青年，還是全職工作青年的收入也同時每況愈下。

　　不過，即使在學兼職青年確實是“青貧族”表面上增加了的主因，但青年失業率持續高企，仍是不爭的事實。再者，假如有大批在學青年加入兼職大軍，其實也反映了青年人面對另一困局──每年增加的學費負擔，令部分青年除向政府申請學生貸款外，以兼職增加收入。

　　香港青年協會2013年的調查發現，三分之二的受訪大專青年表示在調查前一年內從事兼職，當中超過七成曾獲批免入息審查貸款。學生資助辦事處的資料顯示，大專畢業生拖欠還款的貸款個案，在2003/04至2013/14學年期間大增3.5倍，達1.6萬個。智經曾作粗略估算，副學位畢業生的還款額占每月薪金約一成，對他們造成一定經濟壓力。

　　為免這些大專畢業的青年受債務拖累而無法預留資金進修，或展開其他人生規劃，影響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政府可以考慮改善現時貸款計劃的還款標準，例如與收入掛鉤，待青年收入達某一水平才開始還款，并以最多五年為限，容許貸款人延遲還款。

　　英國力推職業教育助青年

　　在推崇學歷至上的社會，仍有一班年輕人站在主流大專教育門外，職業教育，也許是其中一條出路。提到“Apprenticeship”一詞，乍聽有人或誤以為是美國電視真人秀節目“飛黃騰達”(The Apprentice)。面對經濟低迷與青年就業問題，與青年相關的議題近年漸成英國政府施政的焦點，跟香港類似，學徒制計劃(Apprenticeship)也是議題中的一個重點。

　　學徒制計劃在英國已推行多年，近年當地政府更有意大力推行，期望在2015年至2020年的五年間，創造出共300萬個新的學徒崗位。近年香港政府就青年的就業與學歷貶值的問題，大打“職業教育”牌，加強推出各種以行業為本的培訓及就業計劃，與英國的學徒制異曲同工。有見及此，過去數年英國當局對于此計劃的檢討及后續推行的措施，能否為香港政府帶來借鑒?

　　有勞工保障受資歷架構認可

　　據英國國會的資料，學徒制意指包括在職培訓的全職受薪工作，成功完成有關計劃的學徒，可獲全國認可的資歷。此計劃的對象為16歲或以上人士，計劃一般需時一年至五年完成，工作類別涵蓋工程、會計或公關等多個行業。

　　一般而言，參與學徒制計劃的人士，將獲取較低的薪金。當地政府規定，16至18歲學徒的最低工資為每小時3.3英鎊，較16至17歲非學徒勞工的3.86英鎊少14.7%;學徒并可獲雇員法定假期與侍產假。當19歲或以上人士完成首12個月的學徒計劃后，他們所收取的薪金則按全國性的最低工資方法來計算。內容方面，學徒制計劃的特色還包括，計劃的長度至少為期12個月，而除非有特殊的情況，每周需要工作至少30小時;首年同時需要完成至少280小時的指導學習(Guided learning)。

　　此計劃同時符合具認受性的資歷架構。如學徒制普遍分為中級、高級及進深三個類別，三者分別等同于GCSE公開試五科合格，或資歷架構第二級;A-Level公開試兩科合格，或資歷架構第三級;以及資歷架構第四級或以上。此外，英國政府會向有關機構提供資助，如首次聘用年齡介乎16歲至24歲學徒的小型商業機構，可獲得最高1,500英鎊的資助，此資助計劃將于今年12月屆滿。

　　逐步改革政府須介入

　　創造職位、協助青年就業、以學徒制形式培訓年青雇員來貼近市場需要，加上有關計劃在設計上結合了資歷架構的認可，聽起來頗為全面。可是，到底有關計劃如何能夠以雇主為本，說服商業各界的參與，以至協助他們找到誘因去提供學徒崗位?“機構并不一定有適當的誘因，專責推動適用于行業所需長遠、通用的技能。這正是政府須介入學徒制的根本原因。”2012年，英國政府發表學徒制檢討報告，當中提及上述問題癥結。換句話說，縱使培訓學徒或有助行業的長遠發展，但有關好處仍不足以驅使機構以此增設學徒崗位。

　　報告又指出，學徒制基于現行的集資方式，未能足夠地回應雇主的需要，反而過分由資金提供者作主導。因此，報告建議解決的方法需要由三方合作，包括學徒愿意接受較低的工資、政府為學徒的培訓提供部分資助，雇主提供學徒崗位以及支付所需薪金。

　　為回應有關檢討報告的建議，英國政府及后推出連串措施，完善以雇主為主軸的學徒制設計，并希望透過提升學徒的質素，加強雇主聘請到合適學徒的信心。有關措施包括：將學徒制的標準水平修訂為由各行業雇主議定技術要求;以及在2017年或之前全面推行數碼學徒券，以助政府透過雇主將資助交予培訓者，讓雇主能更容易掌握資源的分配。

　　在香港，過去政府曾推行各種專門協助青年就業的計劃，如勞工處的“展翅青見計劃”，便是為15至24歲，學歷在副學位或以下的離校青少年，提供職前培訓以及為期半年至一年，建立職外及職業技能的有薪在職培訓;2013年亦推出對象為18至24歲，學歷在中學畢業至副學位程度(或同等學歷)人士的“特種警衛訓練計劃”，專門培訓年青警衛及保安人員。

　　近年港府亦愈加強調“職業教育”，如在2014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投放1.4億港元推行職業教育，有關措施包括針對人力需求殷切的行業，推行職業教育和就業支援計劃，即政府和參與的行業在首年的培訓期和接續三年的學徒期，向學徒發放助學金或津貼。另由2014/15學年起，向職業訓練局提供經常撥款，為所有高級文憑及部分中專文憑的學生提供工作實習機會。

　　人手缺乏的行業自不然對此措施表示歡迎，但不少行業往往同時面對難以吸引新人入行，以及行業本身資源不足的困局，故如何透過學徒制或職業教育的措施，協助雇主投放資源設立學徒職位，同時保證學徒的質素及雇主穩定發薪，或可以藉英國政府的經驗作參考。

　　惟仍需留意的是，香港在討論職業教育的時候，有不少教育界人士擔心，有關措施仿佛引導香港的教育走回頭路，重回昔日逐步轉型的職業先修學校或工業學校的方向。看清問題癥結，聆聽多方的專業意見，并按此修訂不同措施的細節，這是扶貧峰會完結后，當局需持續跟進的工作。

　　文章由智經研究中心授權轉載，原刊于《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