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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11月8日，是第16個記者節。年輕的你，是不是也想成為一名記者呢？青年的你，是否已經是一名優秀記者了呢？你們知道，有個前輩，年輕時的志向，也是想當記者！他，就是青年毛澤東。

《向導》合訂本。

在《人民日報》之前，還有一份叫《向導》的黨報。《向導》誕生于1922年9月，是當時第一個公開舉起“反帝反封建軍閥”旗幟的報刊，被譽為“黑暗的中國社會的一盞明燈”。該報在內地大中城市及香港、巴黎、東京等地設有30多個分銷處，發行量最高時達到10萬份。1927年7月18日，因國民黨叛變革命，出版201期的《向導》被迫停刊。

作為中共首張機關報，時過境遷，現存的報紙非常有限，合訂本更為稀有。湖北黃石市檔案館卻珍藏著《向導》合訂本的前3集（共5集），對研究中共黨史及大革命時期時局具有重要意義。

翻開合訂本，躍然紙上的都是熟悉的名字：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澤東，還有湖北籍中共一大代表劉仁靜，他們以筆為槍，為革命大義而戰斗。

《向導》上發表的毛澤東署名時評。

1923年夏，青年毛澤東熱衷時評

    1923年7月11日至8月29日的50天中，毛澤東以“澤東”、“潤之”為筆名，先后撰寫了《北京政變與商人》（1923年7月11日第31期見報）、《省憲經與趙恒惕》（1923年8月15日第36期見報）、《英國人與梁如浩》（1923年8月29日第38期見報）、《紙煙稅》（1923年8月29日第38期見報）四篇共計5000余字的時評。

     這些時評少則七八百字，多則兩千余字，分析獨到、見地深刻。

    《北京政變與商人》，被認為是研究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篇目。文中說，“這次政變發生了，驚動了老不注意政治的商人忽然抬起頭來注意政治，這是何等可喜的一個消息。”“中國現在的政治問題，不是別的問題，是簡單一個國民革命問題：用國民的力量打倒軍閥并打倒和軍閥狼狽為奸的外國帝國主義，這是中國國民歷史的使命。”初步闡發了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思想。《省憲經與趙恒惕》從當時《民國日報》報道的趙氏花錢請民眾游行維持省憲的事入手，揭示趙恒惕慘殺勞工、向商人勒捐、向農民提征田賦的行為，文中說，“我們歷來反對聯省自治，因為他不是聯省自治，乃是聯督割據；我們歷來反對軍閥爛政客假竊名義的省憲，因為他不能做人民的保障，反做了軍閥爛政客爭權爭利的保障。”

    毛澤東或痛斥，或抨擊，或疾呼，筆調辛辣凌厲。《省憲經與趙恒惕》這樣結尾：“趙恒惕這樣萬惡不赦的東西，居然還在那里假借名義大吹大擂‘護憲’，真不怕羞死湖南人！”

     《紙煙稅》嬉笑怒罵：“中國政府的‘閣議’，真是又敏捷又爽快，洋大人打一個屁都是好的‘香氣’，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閣議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紙煙來，閣議就‘電令各該省停止征收紙煙稅’，再請四萬萬同胞想一想，中國政府是洋大人的賬房這句話到底對不對？”

     《英國人與梁如浩》開宗明義：“威海衛交涉現在逼著要簽字了。除了山東人，全國國民并沒有何等表示，這到底是什么緣故！難道國民忙于收還旅大運動就忘記了收還威海衛運動？還是國民只知恨日本不知恨英國；只知日本帝國主義是侵略中國的，不知英國帝國主義之侵略中國是比日本帝國主義更要厲害的？”

     4篇時評，我們看到一位熱血沸騰的愛國青年，憂國憂民、嫉惡如仇。

《向導》內頁目錄。

1926年、1927年，毛澤東將目光聚焦于底層農民

     另外兩篇調查報告，則展現出青年毛澤東腳踏實地、心系群眾的赤子情懷。

     很多人以為江浙兩省是富庶之地，毛澤東實地考察，“證明江浙農民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樣太平富庶無多痛苦的農民了。”《江浙農民的痛苦及其反抗運動》（1926年10月25日第79期見報）說，“農民辛勤半載，落得兩手撲空，此時地中仍是積水片片，二麥播種無期，怨聲載道，莫不表現一種憂慘愁苦的狀態。”

    1927年3月12日第191期見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毛澤東的名篇。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34歲的毛澤東32天步行700多公里，深入湘鄉、湘潭、衡山、醴陵、長沙五地，采訪貧農、中農、富農、地主、鄉紳等，形成了長達1.7萬字的報告，客觀評價了農民在中國民主革命中的偉大作用，明確指出在農村建立革命政權和農民武裝的必要性。

     報告中，毛澤東筆觸遒勁有力，行文氣勢磅礴——

    很奇怪，南昌方面傳來消息，說蔣介石、張靜江諸位先生的意見，頗不以湖南農民的舉動為然。湖南的右派領袖劉岳峙輩，與蔣、張諸公一個意見，都說：“這簡直是赤化了！”我想，這一點子赤化若沒有時，還成個什么國民革命！嘴里天天說“喚起民眾”，民眾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這和葉公好龍有什么兩樣……

    很短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革命的路口迅跑……

被稱為級別最高的記者

1921年初，毛澤東在新民學會討論“會員個人生活方法”時說：“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書，一新聞記者，將來多半要賴這兩項工作的月薪來生活。”可見，當記者曾是青年毛澤東的理想之一。

從青年時代主編《湘江評論》開始，到后來成為領袖人物，毛澤東為黨的傳媒寫過大量社論、政論、雜感。解放戰爭期間，新華社播發的《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橫渡長江》《別了，司徒雷登》《將革命進行到底》《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等名篇，都出自毛澤東之手。因此，毛澤東也被稱為“級別最高的記者”。

勿忘人民，這是著名記者穆青反復強調的。腿勤、腦勤、手勤、嘴勤，這是“延安五老”之一的謝覺哉先生給合格記者的定義。作為記者，俯仰天地，能胸有大局大事，撲下身子，能感知民間冷暖。無疑，青年毛澤東在《向導》上的所思所行，為記者編輯們上了生動一課，是當下新聞戰線“走轉改”的鮮活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