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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接受《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采訪，談及國內左翼愛國力量的興起、民間對毛澤東時代的緬懷，以及特朗普的當選對世界格局的影響等問題。采訪結束后回想一下，覺得對其中兩個問題的回答與思考值得和大家分享。

　　第一個是關于“左派”的概念。當記者提到“左派”的時候，我是有一些警惕的，因為一些人常常試圖用此標簽，來污名化左翼愛國力量，并將他們漫畫化為“一群每天只是念叨著從前的榮光，抱團取暖的前朝遺老”，很像西方報紙上把留著辮子的東方人統統指成中國人的情況。因此，我強調，我和他談論的“左派”是“秉持社會主義價值取向，堅持愛國主義基本立場”的左派。

　　第二是當記者問及左派是不是像一些人說的那樣主張“回到毛澤東時代”時，我糾正了他的問題，說了大意如下的一段話——

　　所謂左派主張“回到毛澤東時代”甚或“回到文革”，這是自由派／新右派對左派地惡意攻擊，目的是想把左派塑造成守舊、過時的形象，而自己獨占“時代”、“潮流”、“未來”等“好詞”。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時間不會倒流，穿越是不可能的，這些都是常識，如果左派真的是想“回到”某個歷史階段，那豈不太缺乏現實感了？這種攻擊是陰狠的、但也是廉價的、無效的。

　　無疑，左派對毛澤東時代的緬懷是真實的，但這種緬懷并非一般意義的懷舊，而是因為，毛澤東時代的許多嘗試，蘊含了許多解決當下問題的有益思考，在毛澤東主席的遺產中，能夠找到打開通向未來大門的鑰匙。換言之，毛澤東不是屬于過去，而是屬于現在、屬于未來。由于毛澤東的這種特質，在逝世四十多年后，他卻仍然在幾乎一切現實政治爭論中都“在場”。

　　今天，貧富懸殊是困擾中國乃至全人類的一大問題，也是一切政治不穩定、動蕩、戰爭和恐怖主義的主要根源。2016年的一份材料顯示，全世界最富有的8個人，居然占有人類財富的50%，而馬云、馬化騰、王健林等中國巨富，并不在這份名單上，這意味著他們和8人之外的其他各國巨富，還要在剩余的50%中再切走一大塊。大膽估計一下，可能全球最富裕的100人大概要占有人類財富的99%，剩下的100多億人才能分享余下的1%。

　　這樣的財富結構無論如何都不能說是合理的，也窒息了人類的未來發展空間。

　　毛澤東時代，在財富分配方面最主要的特征和最基本的理念就是公平正義。強調經濟平等，并不全是從“人道”方面的考慮，而是要防止財富成為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力量。

　　但是，追求經濟平等，也并非像現在主流所蔑稱的那樣導致了“共同貧窮”。其實，“貧窮”或“富裕”并不是毛澤東時代的概念，也不是社會主義的概念。“貧窮”或“富裕”只和占有財富多寡有關，本質上是和私有制有關的概念。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只有“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是否得到滿足的概念，由于毛澤東時代是從一窮二白開始起步的，同時伴隨著急劇的、階躍式的人口增長，所以“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經歷了一個從滿足程度很低到逐步升高到過程。

　　有人說毛澤東時代反對個人利益，這是造謠。毛澤東時代并不反對個人利益，只是反對把個人利益凌駕于集體、國家利益之上，強調的是國家、集體、個人利益的一致性，希望人們能夠通過為集體、國家作出貢獻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個人利益。

　　按照毛澤東時代的邏輯，個人利益就不會像今天這樣成為整體利益、乃至人類利益的對立物，不會成為此長彼消的零和游戲，個人利益就會成為整體利益的一部分。整體利益的提高，意味著個人的“物質文化需要”被滿足程度的提高，反之，個人利益的增進，也同時意味著整體福利的增加。

　　再比如，在民主問題上，毛澤東的民主概念，才代表人類民主未來的發展方向。

　　今天人們一談到民主，就會下意識的想到“選舉”，但在毛澤東主席看來，選舉權固然十分重要，但參與管理的權利才是最重要的民主權利，因為管理權是一切國家權力中最重要的權力。管理權掌握在誰的手里，才是衡量一個國家民主程度的最主要標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重新定義了民主，他提出人民“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包括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等的權利。

　　在毛澤東主席一生的最后十年，他竭盡全力全力要實現的，正是這樣一種新型的、更高層級的民主。毛澤東意識到，只西方抽象的選舉、勞動群眾階級還沒有很好的組織與團結起來的選舉，并不能保證人民管理權的落實，這樣選舉只能選出一些以選舉為職業的政客，實際構成了對人民的欺騙。只有那些從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實踐中“涌現”出來的群眾領袖直接參與國家管理，才能保證人民管理權。

　　這些人，如陳永貴、吳桂賢等，不是職業官僚，也不允許他們異化成職業官僚，他們的路徑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他們是作為人民的一員參與國家管理的，在任期結束后還將回歸到人民中去。

　　由于復雜的歷史原因，毛澤東主席建立新型的、更高層級民主的努力，在他去世之后暫時失敗了，但暫時失敗并沒有改變這種新型民主代表人類民主未來的大趨勢。今天，西方的選舉式民主已疲態盡顯，管理權是真正有實際意義的權力，而人民根本無法通過選舉獲得管理權。

　　選舉式民主在非西方國家成了無政府狀態甚至戰爭的重要誘因，在西方國家也變成了對選民來說毫無實際意義的游戲，美國大選投票率長期低于40%，這其實也是一種投票——對選舉是否具有實質性政治意義的投票。

　　未來，隨著教育的進一步普及、權利意識的覺醒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管理即便作為一門專業也將不再被少數人壟斷，人民直接行使管理權的客觀條件也日趨成熟，被毛澤東主席重新定義的新型民主，將日漸顯現出其前瞻性、普世性，它必將取代舊式的選舉式民主，成為人類最主要的民主形式。中國作為毛澤東的故鄉，理應在這一潮流中走在世界的前列，成為先進政治文明的示范者、提供者、推廣者，“對于人類作出較大貢獻”。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根據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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