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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捐款與錄取，已經成為美國大學的一種潛規則。并不僅僅是大學會在富豪捐款后投桃報李，具有野心的大學，往往也會主動錄取富豪的子女，并不停地討好富豪，從而希望能夠獲得豐厚的捐款。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提到，由于美國社會沒有長子繼承制，所以永遠不會分化出世襲貴族。美國人也是這么認為的。在一片機會均等的土地上，最優秀的人總會脫穎而出。那些僅僅占據家族財富的庸人則缺乏必要的競爭力。所以，這總是一片充滿活力的土地。

　　然而，據《時代周刊》2011年報道，美國的階層流動性已經明顯低于它曾經鄙視的舊大陸。一個新的世襲貴族階層已然在美國形成。

　　在《大學潛規則》(The Price of Admission)一書中，普利策獎得主、《華爾街日報》調查記者丹尼爾·金(Daniel Golden)為我們揭示了美國貴族賴以達成世襲的秘訣之一。

　　錢

　　1995年，提摩西，格羅頓中學(Groton School)的一個學習水平中游的學生，申請了斯坦福大學。他在中學里是一位優秀的橄欖球運動員，主打防守位置。斯坦福把他按照頂尖運動員特招入校。奇怪的是，斯坦福并沒有授予提摩西運動員獎學金(每一個特招橄欖球員都有的獎學金)。而時任斯坦福隊總教練的泰隆·威靈漢(Tyrone Willingham)也聲稱他并沒有招募提摩西。實際上提摩西也缺乏防守隊員所必需的速度。他雖然在1995年至1997年間效力于斯坦福隊，卻極少上場。作為一個防守隊員，他在大學的職業生涯中也只有一次成功擒抱。

　　三年以后，格羅頓中學1998年度共有九人申請斯坦福大學。斯坦福最后只招錄了瑪格麗特。她在班級中僅是中游水平，SAT分數遜于其余八個申請者中的七人。在被斯坦福拒絕的八人中至少有一人在學術領域全面超越了瑪格麗特。

　　那么，為什么斯坦福對他們情有獨鐘呢?

　　這兩位幸運兒的父親，羅伯特·貝斯(Robert Bass)是得克薩斯石油大亨，1991年他曾經向斯坦福捐款兩千五百萬美元。

　　美國頂尖高校為了證明自己的公平，總是強調自己的錄取都是“無視需求”(即錄取時不管學生是否能支付學費)，哈佛等大學甚至會免除貧困或中產學生的學費。但這些學校往往不是“無視財富”。捐款與錄取，已經成為美國大學的一種潛規則。并不僅僅是大學會在富豪捐款后投桃報李，具有野心的大學，往往也會主動錄取富豪的子女，并不停地討好富豪，從而希望能夠獲得豐厚的捐款。

　　1993年杜克大學主動錄取了羅伯特·貝斯的大兒子克里斯托弗。1996年羅伯特向杜克大學捐款一千萬美元。在這一年的杜克大學學報上，編輯如是寫道：“談到今年貝斯家族的贈禮，齊敖漢(杜克校長Keohane)對該家族的 示愛 從三年前本校錄取其子的時候就開始了。父母二人受邀成為圣三一學院(杜克最古老的學院)訪客委員會的成員。這個委員會類似于一個小型信托委員會，其工作是支持學校招收其百分之八十的本科生。杜克而后又經常贈與各種小禮品，比如籃球賽門票。”

　　不僅僅是知名私立大學有這種考量。公立大學如弗吉尼亞大學同樣注重捐款。曾經以平等為宗旨的貝茨學院(Bates College)在1980年代由于資金來源萎縮，也逐漸放棄了過去的信條，轉而開始在富裕的市郊地區以及私立貴族中學尋找未來的學生。

　　根據金的調查，只要贊助兩萬美元，一個學生就能被一般的博雅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s)優先錄取。比較出色的大學，這個數目就達到了五萬美元，而且學生家長需要許諾未來會投入更多的捐款。排名前二十五名的大學，十萬美元是必須的。而到了前十名，二十五萬美元只是及格線，父母往往要投入上百萬美元來為子女鋪平道路。赤裸裸地向學校提議以捐款來換取子女的錄取，在美國上流社會看來，實在是粗魯不文。這些見不得光的口舌功夫，都是由私立預科學校(Prep School)的畢業咨詢人員、親朋好友或是受雇的大學入學咨詢師來完成。

　　而這些活動，則包裹在層層謊言之中，成為了不可明言的潛規則。

　　謊言

　　長久以來，美國大學體系都以精英教育著稱。大學都宣稱主要根據學生的水平，而不是其他要素，來進行錄取。美國左翼推行的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曾受到右翼的激烈抨擊，認為這傷害了美國的競爭力。

　　然而事實上，美國大學體系之中極少有誰真的是這么做的。那么，美國大學又是如何避免大眾反感的呢?

　　主要的策略是包裝。美國大學一般把校友子女稱之為“傳承”(Legacy)。美國大學一般會說，他們在兩個勢均力敵的候選學生之中，會選擇有“傳承”的那一個。他們說，這是為了校友的情分和褒獎這個家族對學校的“忠誠”。

　　事實真相是，的校友群體是一個學校獲得捐款的主要來源。而捐了款，校友自然期待學校的回報。很多捐了巨款的校友，即便其子女的水平明顯低于很多被淘汰的申請者，卻還是脫穎而出。一些捐款甚巨的校友，如果其子女實在無法滿足要求，還可以得到延遲入校的優待。也就是說，他們可以先被預定在下一年錄取，然后用這一年時間來加強自己。而其他那些貧寒子弟，幾乎沒有誰曾經獲得如此的優待。如果這種校友的子女被拒絕，那么他們就會感到非常憤怒，甚至動用其影響力來改變學校政策。

　　哈佛大學的錄取率僅為百分之十。但是“大學資源委員會”(哈佛大學主要捐款者組成的籌款組織)成員子女的錄取率卻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另一方面，即便是校友，如果對學校沒有什么貢獻，那么學校也不會因為其“忠誠”而對其子女有任何優待。當學校為自己的錄取公平性辯護時常說：“即便是校友子女，也經常有被拒絕的案例。”這時候，他們往往指的就是這種案例。

　　諸如杜克這種新興名校，僅僅依賴校友是不足以快速發展的。而即便是哈佛、耶魯這樣的學校，雖然有著非常龐大、富有的校友群體，有時候也需要在其他方面補充資金。因此各個學校往往都有一個他們常常會否認存在的領域，叫做“發展事項”(Development Case)。

　　所謂發展事項，就是專門為籌集資金而對非校友子女進行的錄取。相比于“傳承”，這種錄取往往缺乏冠冕堂皇的借口，因此大學常常會否認其存在，或至少刻意低估其數量。“發展事項”不僅要求出動校長、招生主任直接結交富豪、招攬其子女，還要求招生人員到各個私立貴族中學去宣傳、尋找潛在的捐款人。

　　為了能讓“發展事項”名正言順地入學，大學在招生中有著種種的“偽公平”舉措。比方說，大學會強調希望校園具有多樣性，也希望學生具備各種特長。比方說體育特長，就是大學錄取的關注重點之一。然而，如果人們以為諸如籃球、長跑等能夠幫助自己錄取，那就大錯特錯了。窮人之中擅長這些運動的實在是太多了。因此為了“多樣性”，大學“不得不”去招錄一些具備獨特體育特長的學生，比如劃艇、馬術、擊劍、馬球等等。至于為什么這都是富裕家庭才能負擔得起的運動，美國大學也許會說這只是巧合。

　　社會活動同樣是大學招生的一個關注點。而這恰恰是貧困學生的短處。富裕家庭子女可以自費飛到肯尼亞去從事志愿活動，可以到十幾個不同的國家游歷，而貧困或中產子女卻往往要用課外時間打工賺取零花錢或生活費。

　　丹尼爾·金在書中不禁問道，既然富裕家庭子女在私立貴族學校中接受著第一流的初等教育，為什么一個號稱精英主義的大學卻要為他們而放棄學習環境比他們差、學習成績卻更好的學生呢?

　　有時候得益的甚至還不僅僅是這些富裕家庭子女。美國大學錄取中有一個行話叫做“語境”(Context)。這是指與權貴子弟來自同一個學校的申請者。“語境”處理不好將導致嚴重的公共關系危機，該大學錄取的公平性將可能被公眾質疑，使得名譽受損。美國政客比爾·弗里斯特(Bill Frist)的兒子哈里森在申請普林斯頓時，有四個同校的學生也申請了這所美國頂尖大學。但是這四人的成績都比哈里森好。為了避免這些“語境”帶來的公關麻煩，普林斯頓不得不把他們全部錄取。

　　更可怕的是，這些學校一方面要照顧權貴子弟，一方面還要服從法律，招收黑人、西班牙裔子弟。其結果就是擠壓其他人群的招收規模。這時受損最為嚴重的，莫過于亞裔。亞裔要進入美國頂尖大學，必須擁有比別人高得多的分數、強得多的特長。而美國大學對此的辯護是：“亞裔都是考試機器”、“亞裔缺乏創新力”，這大概是美國最公開、最“政治正確”的種族歧視了。

　　錄取信

　　一封薄薄的錄取信中包含著大學太多的利益與太多的野心。大學所關心的，甚至僅僅是金錢。一些大學還專門優先錄取名人子女，換取名人在校內舉辦活動，與師生、家長互動。這能吸引更多的“潛在捐款者”，也能提高大學的名望。大學還優先錄取教職員工的子女，從而提高大學的知名度。

　　所有這一切，都破壞了美國高等教育長期以來宣揚的精英教育理念。當招生人員在討論“發展事項”的錄取時，他們常常爭論的不是這個學生是不是足夠優秀、未來是不是能成功，而是這個學生是否能正常畢業以及能帶來多少捐款。當金錢的力量可以讓一個大學把招生標準降低到“能不能畢業”的水平時，我們不由要問這一紙錄取信難道真的不得不承載這樣的重擔嗎?擇優錄取難道真的就這么難?

　　從哈佛、杜克、布朗以及圣母大學來看，似乎沒有錢大學就發展不好，似乎要有錢就要有交易。而大學能用來進行交易的，當然是錄取信。也許這根本就不是丑聞，而只是無奈的現實?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丹尼爾·金在《華爾街日報》上登載的一系列披露美國高校招生丑聞的文章，在某些人群之中，非但不是一份對教育不公的調查報告，反而是走后門的指南。金提到，在文章發表后，曾有一位高科技企業的老板找到他，希望金能幫助他們成績平平的女兒。他們希望知道究竟多少錢才能買到一張進入常春藤盟校的門票。

　　如果僅僅閱讀前半本書，讀者可能會傾向于把書名翻譯為《錄取的價格》。但是最后幾個章節我覺得才是整本書最具力量的部分。因為金證明了，大學的權錢交易并不是必要的。他想要講述的，不單是錄取的價格，更是美國現存大學招生體制所帶來的代價，以及為什么這些代價都是不必要的。

　　加州理工學院，一直秉承絕對的精英主義教育，沒有人可以因為父母捐了錢而被優先考慮。這所學校的入學申請表之中，雖然要求填寫申請者父母的母校，但是在錄取時有“傳承”的申請者的錄取標準卻要高于一般申請者。這使得加州理工新生之中的校友子弟往往不到百分之十，大大低于其他頂尖大學。也就是說，“傳承”和“發展事項”在加州理工學院是被完全無視的。不為任何財富折腰，使得加州理工的學生素質在頂尖名校之中高居榜首。該校貧困和中產階級學生比例遠高于其他名校。

　　遠在肯塔基的拜利亞學院(Berea College)與加州理工持有共同的理念。這所學校甚至比加州理工更激進：除教職員工子女外，它拒絕任何家庭收入過高(2006年時上限為五萬一千美元)的學生入學。這使得該校學生家庭收入平均僅為二萬七千美元(低于美國平均家庭收入)。拜利亞學院在美國博雅學院之中排名第七十六，本科教育水平排名第十一。它曾經培養出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約翰·F.芬恩(John F. Fenn)。

　　位于紐約的庫珀聯盟是一所頂級藝術學院，曾有學生被庫珀聯盟因為資質不夠而拒絕，卻被耶魯錄取。他們也有著類似的做法。前招生主任理查德·伯利(Richard Bory)說他會確保每個錄取的學生都是最好的，而每個被拒絕的學生都有正當的拒絕理由。他說他當了十八年的招生主任，只有三四次有人打電話來問為什么自己的子女沒有被錄取。很多紐約名門子弟都被拒絕了，而他們自己很清楚是為什么。

　　在資金方面，這些學校把籌款活動回歸到了本質——支持教育的慈善活動，他們拒絕那種“錄取信采購大會”式的籌款活動。

　　有人說典型常春藤盟校的籌款和加州理工的籌款具有本質差異。常春藤盟校在向某公司籌款時會問“這個公司里誰是校友”，然后與該校友聯系。他們會對校友說：“您在本校度過了一段愉快的時光。您難道不想讓其他某個人也享受類似的時光嗎?”而加州理工的籌款人員會說：“我們有著最棒的項目，如果您支持我們，您就是在支持科學發展和國家繁榮。”

　　加州理工的籌款規模在美國約排名第十八位。拜利亞學院和庫珀聯盟的學費全免，完全靠籌款和學生勤工儉學維持收支平衡。脫離了美國大學傳統的錄取信交易，他們仍然獲得了充足的經費。

　　所以，大概錄取信原本不必如此沉重、如此復雜。錢與謊言原本也不必與錄取信扯上任何關系。

　　[書架][美]丹尼爾·金著，張麗華、張馳譯，《大學潛規則: 誰能優先進入美國頂尖大學》，商務印書館， 2013年5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