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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一個僅有710萬人口、自然資源極度匱乏的彈丸小國，為何卻是世界高科技企業密度最高的國家？一向謹慎行事的投資大師巴菲特，為何于2006年打破不投資外國公司的記錄，斥資45億美元收購了一家以色列企業？僅有8所大學、27所專科學校的以色列高等教育，何以就有4所位居全球前150名頂級大學之列？一群身無分文的難民，何以在60年的時間里創造了50倍的經濟增長奇跡，硬是把馬克·吐溫筆下這片“滿目荒涼”的土地，變成了全球最有活力的創業國度？

　　一個僅有710萬人口、自然資源極度匱乏的彈丸小國，為何卻是世界高科技企業密度最高的國家？一向謹慎行事的投資大師巴菲特，為何于2006年打破不投資外國公司的記錄，斥資45億美元收購了一家以色列企業？僅有8所大學、27所專科學校的以色列高等教育，何以就有4所位居全球前150名頂級大學之列？一群身無分文的難民，何以在60年的時間里創造了50倍的經濟增長奇跡，硬是把馬克·吐溫筆下這片“滿目荒涼”的土地，變成了全球最有活力的創業國度？

這些都是美國學者丹·塞諾和以色列學者索爾·辛格在新書《創業的國度：以色列經濟奇跡的啟示》中拋出的“問題鉤”。為拉直這些問號，作者從地緣環境、創新文化及移民優勢等方面進行了探索。沿著作者的指引，在完成該書閱讀之旅后，我們隱隱地發現了彈丸小國以色列生存之道，它就是“軍民融合”：正是以色列不容懈怠的安全環境孕育了鼓勵創新的軍事文化，而良好的軍民融合機制又將這種文化傳遞到了軍事圍墻之外，對社會產生了巨大的溢出效應。

不容懈怠的安全環境

1947年11月，聯合國大會通過巴勒斯坦分治決議，占巴勒斯坦地區總人口不到三分之一的猶太人分得56%的土地，并且是相互連接的富裕地區。而占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阿拉伯人卻只分得42%的領土，而且是互不連通的貧瘠地區。本來阿拉伯人就對美蘇兩國一味偏袒的做法甚為不滿，面對此情此景，更是出奇的憤怒，他們開始認定，這個世界上沒有可以講理的地方了，唯一可以“講理”的地方就是戰場。自此，戰爭成為彌漫在以色列人心頭的一片不散的陰影。

　　翻開世界地圖，在中東這塊不毛之地，彈丸小國以色列背靠地中海，周邊環繞著埃及、約旦、敘利亞及黎巴嫩，四國總面積約129萬多平方公里，相當于以色列國土的48倍。除海岸線外，以色列被這四個阿拉伯國家死死包圍著。它北與敘利亞為鄰，南與埃及相連，東與約旦相鄰，同時國界還與劃分給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國土成犬牙交錯之勢。在北部敘以邊界上，戈蘭高地巍然聳立，由上可以俯瞰整個以色列。在南部埃以邊界上，是一望無垠的內格夫沙漠，不僅不利于隱藏，還無法構筑堅固防御工事。在東部約以邊界上，是約旦河與埃拉瓦谷地，也根本不具備軍事防御依托價值。西部的海岸線長約240公里，地形皆為平原，這無疑等同于敞開的大門，巴勒斯坦軍隊完全可以從海上發起突襲。

建國以來，以色列與周邊的巴勒斯坦人、埃及人、約旦人、敘利亞人和黎巴嫩人都進行過激烈的戰斗。在中東這一地區，以色列沒有朋友，只有敵人。面對這樣的地緣安全環境，以色列人清醒地認識到：其百萬人口至少面對的是1個億的潛在敵人；幾十萬國防軍要對付的是100多萬的阿拉伯國家軍隊；以色列不僅人口和資源處于劣勢，而且國土幅員和戰略縱深都不如鄰國。鑒于此，以色列第一任總理本·古里安就大聲疾呼：“以色列除了把國家安全問題置于核心外，沒有任何選擇余地。”

正是這種嚴峻的國家地緣安全環境，促使以色列形成了一種打破陳規、鼓勵創新的軍事文化。

鼓勵創新的軍事文化

“一般來說，當人們想起軍事文化時，總會和嚴格的等級、絕對的服從聯系在一起，……但是，以色列國防軍不在這種軍隊之列。而且，在以色列，幾乎每個人都要在軍隊服役。在兩到三年的服役期間，這種文化已經深深地植入以色列公民的靈魂了。”這是丹·塞諾和索爾·辛格在《創業的國度》一書中的感慨。的確，特殊的安全環境造就了一支特殊的以色列軍隊，一種鼓勵創新的軍事文化滲透在兵役制度、軍隊結構及軍事訓練等各方面。

　　就兵役制度而言，由于人力資源的匱乏，預備役部隊是以色列軍隊的支柱，在這種兵役制度下，自然會出現年輕人、普通人訓練社會精英及前輩長者的現象，“當一個出租車司機能指揮百萬富翁、23歲的年輕人在訓練自己的叔叔時，等級制度自然就消失了。預備役制度從本質上強化了這一點，反權威的理念在以色列社會隨處可見，從作戰室到教室，再到董事會會議室，它無處不在。”顯然，這種由獨特國情決定的獨特兵役制度，不僅是這個國家創新的一個例證，同時，也是這個國家創新的催化劑。

　　就軍隊結構而言，據《五角大樓與戰爭的藝術》和《以色列軍隊》兩書的作者愛德華·勒特韋克考證，美軍中高級軍官占整個作戰部隊的比例為1：5，而這個比例在以色列國防軍中則為1：9。而且，以色列軍隊中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陸軍上校，但副官或助理人員的數量卻很多。以色列國防軍這種精心設計的結構，特意讓高級軍官的人數非常少，從而賦予下級軍官及士兵更多發揮創造潛力的主動權。

　　就軍事訓練而言，和以色列社會一樣，以色列軍隊秉承一種對所謂“建設性失敗”或“聰明的失敗”的包容態度。在軍事訓練中，所有的表現，無論成功與失敗，無論實戰訓練還是模擬訓練，有時候甚至是在戰斗中，所有行動結果的價值都是中性的，只要所承擔的風險是理智的，經過慎重思考的，那么總有可以總結和學習的東西。“我們不會鼓勵你過分追求優異的表現，也不會因為一次糟糕的失敗就不再看好你。”一位以色列空軍教練員曾如是說。

　　此外，作者在書中還提到了懷疑和爭辯——這一猶太文明的特征——在以色列軍隊中的體現。在每次戰后，以色列國防軍都會展開激烈的討論，爭辯的結果對軍隊改革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如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1982年及2006年的黎巴嫩戰爭，大部分以色列人都認為這幾場戰爭是徹底的失敗。因此，在戰后，以色列成立了全方位的調查委員會，對國防軍及政府官員進行了嚴格評估。即使是在勝利之后，以色列也會對軍隊結構進行詳細分解、自我評估，最后，或許還要解雇一些高級將領，以進一步推進軍隊的改革。

以色列國防軍這種永不滿足、鼓勵創新的軍事文化，借助軍民融合機制傳遞到了廣闊的以色列社會，產生了良好的溢出效應。

由軍及民的溢出效應

在以色列，軍隊有條件挑選最優秀的人才進入各精英部門。在達到應征年齡的前一年，所有17歲的男孩和女孩都要到以色列國防軍的征兵中心去報到，接受各種篩選。那些在高中階段就表現突出的年輕人，會被國防軍各精英部門搶去，并在那里經受高密度的培訓以及最具挑戰性的工作。如在戰斗中，年紀輕輕的軍官就會負責十幾個人和數百萬美元的設備，許多時候還必須在一兩秒之內就作出生死攸關的決定。另如在精英科技部門，同樣年輕的軍官可能會委派負責尖端武器系統的研發任務。知曉上述這些，我們就不難明白，以色列軍隊——尤其是空軍的精英部門、步兵團、情報部門和信息技術部門——何以能成為無以數計的以色列高科技創業公司的孵化器。

　　此外，丹·塞諾與索爾·辛格還從國家創新體系的角度，剖析了以色列國防軍在國家科技創新體系中扮演的角色。具體而言，作為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波特提出的一個著名經濟理論，集群效應在以色列也受到重視。它由高密度的一流大學、大型企業、創業公司以及將它們聯系在一起的生態系統構成。在以色列集群創新模式中，軍隊投入了大量研發資金用于發展尖端武器裝備，培育精英科技部門，在這些實質性投資的催化下，大量科技與人才資源最終溢出到了民用經濟領域。

　　當然，以色列這種由軍及民的溢出效應，有時也是被迫而為的產物。如在1960年，法國承諾在接下來的10年里向以色列供應200輛AMX13坦克和72架“神秘”戰斗機。然而，由于國際政治的原因，1967年6月2日，在以色列對埃及和敘利亞發動襲擊的前3天，戴高樂突然宣布將中斷對以色列的武器供應。戴高樂的繼任者喬治·篷皮杜在1969年贏得大選后，繼續執行這一政策。以色列被迫自主研發戰斗機，最雄心勃勃的工程應該算是“獅”式戰斗機項目。雖然后來由于種種原因，該項目被迫取消了，但其由軍及民的溢出效應卻十分明顯。首先，獅式戰斗機研制期間積累的科技經驗，幫助以色列在1988年成功發射了人造衛星；其次，該項目取消后，1500名工程師中的大部分流入了私營企業，為以色列社會發展注入了一股巨大的人力資源財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