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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資治通鑒》

點擊：6090  作者：    來源：林海讀資治通鑒  發布時間:2015-03-20 01:46:18

 

       原文：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 ，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
          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勢險于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害遍生民，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同歸殊涂，俱用滅亡。皆圣王之驅除云爾。

       柏楊白話版：

       班固曰：

       王莽以皇親國戚的身份，在西漢政府供職，謙虛恭謹，博取到美好的聲望。等到升居高位，主持政府，刻苦自勵，獻身國家，一切依照正直道路行事。豈不是外貌仁義，而行為恰恰相反？

       王莽雖然包藏禍心，但他有奸邪諂佞的特殊才干，繼承四位伯父和叔父所累積下來的權力基礎（四位伯父叔父：王鳳、王音、王商、王根），又遇上西漢王朝政府機能的衰退，一連三代，都沒有皇位繼承人（十二任帝劉驁無子，十三任帝劉欣無子，十四任帝劉箕子無子）。偏偏身為皇太后的王政君，卻享有高壽，為王莽做主。王莽這才施展他的陰謀，完成篡奪。從這個觀點來看，事屬上天注定，并不關世間人事。

       王莽坐上寶座，面向南方稱帝。危險的局勢，比姒履癸（桀帝）、子受辛（紂帝）時代，更為嚴重。可是，王莽卻沾沾自喜，認為他就是姬軒轅（黃帝）、姚重華（虞帝）再世復出。這才任意作為，施展威力和詐術，毒害流滿全國，災禍蔓延到外邦蠻夷，而仍不能使他的欲望滿足，于是四海之內，一片愁苦，人民喪失生存的樂趣。內外一齊憤怒怨恨，遠近同時背叛反抗。城市不能守，身體被肢解，使有人居住之處，都變成廢墟，害苦了天下蒼生。

       自從經典上記載亂臣賊子以來，考察他們引起的災難跟失敗的凄慘，從沒有一個超過王莽。從前，秦王朝焚燒《詩經》《書經》，制定不準私自議論政治的刑罰（參考前213年）。王莽精通儒家學派的六種經典（《詩經》《書經》《禮經》《易經》、《樂經》、《春秋》），卻加以曲解。他們的方法雖不一樣，目的卻是一樣。結果都歸于滅亡，不過是替圣明的君主開道鋪路而已（秦王朝為劉邦開道鋪路，新王朝為劉秀開道鋪路）。

       讀書筆記：王莽以異姓而有天下，統治缺乏合法性，如果能安撫天下，應該可以順利度過危險期?？上栽?，一刻不能無事，硬是把好端端的天下搞亂，真是應了流行的那句話，“No Zuo No Die”。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評價說，“其威力所劫，亦已遍天下，靡然從風。使能逆取順守，沛大澤以結人心，則天下雖未忘前朝，而亦且安于新政，未必更有發大難之端，起而相抗者。”“人但知莽之敗，由于人心思漢，而不知人心之所以思漢，實莽之激而成之也。”

       班固的評價代表了數千年來對王莽的主流意見。中國傳統強調忠君、家天下，王莽篡位，評價自然不高，眾口一辭罵他是千古罪人，“偽君子”的形象深入人心。

       趙翼：《廿二史札記·王莽之敗》

       漢祚中衰，元后長壽。王莽藉其勢以輔政，援立幼弱，手握大權。詭託周公輔成王，由安漢公而宰衡，而居攝，而即真。權勢所劫，始則頌功德者八千馀人，繼則諸王公侯議加九錫者九百二人，又吏民上書者，前后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其威力所劫，亦已遍天下，靡然從風。使能逆取順守，沛大澤以結人心，則天下雖未忘前朝，而亦且安于新政，未必更有發大難之端，起而相抗者。

       內政:

       其敗也，一由收天下田，名曰「王田」，禁之不得買賣。一夫田過一井者，分與里族。敢有非議者，投四裔。

       又禁積五銖錢，犯者亦投四裔。于是農商皆失業。以賣田積錢坐罪者，不可勝數。

       繼又設六筦之令，令州縣酤酒賣鹽、鑄造鐵器、諸采取名山大澤眾物者，稅之。此召怨于中國也。

       外交

       莽自以為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黃支在日南之南，日南在今越南中部），惟西方未廓。乃遣人誘西羌獻地，置西?？ぃ髑家允У厮炫选?/span>

又改蠻夷諸王皆為侯。使人授單于新印，收故漢印，改璽為章。單于欲得故印，使者椎破之。單于大怒，遂寇邊。句町王亦以改王為侯而叛。此召怨于外夷也。

       戰爭

       又以匈奴之叛，遣十二將出討之，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兵三十萬。又擿（挑出）鑄錢鄰伍坐罪者，男子檻車，兒女步行，鐵鎖瑯當其頸，詣軍前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州縣饋運糧餉，自江海至北邊。兵先到者屯駐，候到畢同出。于是將吏在邊者，縱恣為害，五原代郡，尤被其毒。

       其討句町者，士卒死什之五六。

       此又因用兵而病民，使外夷與中國胥怨（相怨）者也。

       于是四海沸騰，寇盜蜂起。更始、赤眉、光武因得以劉宗號召天下。人但知莽之敗，由于人心思漢，而不知人心之所以思漢，實莽之激而成之也。當其始也，詭激立名以濟其闇干之計，似亦姦雄之所為。及僭逆已成，不知所以撫御，方謂天下盡可欺而肆其毒痡（疲?。?。結怨中外，土崩瓦解，猶不以為虞。但銳意于稽古之事，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乃日夜講求制禮作樂，附會六經之說，不復省政事，制作未畢而身已為戮矣。此其識真三尺童子之不若。語云「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谷裘д?，其詐也，愚而已矣。

       王莽時起兵者皆稱漢后

       漢自高、惠以后，賢圣之君六七作，深仁厚澤，被于人者深。即元、成、哀三帝稍劣，亦絕無虐民之政。祇以運祚中衰，國統頻絕，故王莽得乘便竊位。班彪所謂「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构孰m時代改易，而民心未去。加以莽政愈虐，則思漢之心益堅。

       王常曰：「莽政令苛酷，失天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常傳）

       鄭興說更始曰：「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梗ㄅd傳）

       馮衍說廉丹曰：「海內淆亂，人懷漢德，甚于詩人之思召公也?！梗ㄑ軅鳎?/span>

       馮異說光武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

       歷觀諸說，可見當日之民心也。故群雄之起兵者，無不以劉氏舉號。（劉玄、劉盆子、王朗、盧芳、劉永、公孫述、隗囂等，要么因為劉氏宗親被立，要么詐稱劉氏宗親自立，要么借西漢之勢）

       歷觀諸起事者，非自稱劉氏子孫，即以輔漢為名?？梢娛菚r人心思漢，舉天下不謀而同。是以光武得天下之易，起兵不三年，遂登帝位，古未有如此之速者，因民心之所愿，故易為力也。

       王莽自殺子孫

       莽三子一孫一從子皆為莽所殺，其意但貪帝王之尊，并無骨肉之愛也。

       王莽引經義以文其奸

       王莽僭竊，動引經義以文其奸。

       居攝時，使群臣奏曰：「周成王幼小，不能修文武之烈，周公攝政，則周道成，不攝則恐失墜天命。故君奭篇曰『我嗣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唬ㄕ俟珵楸?，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以告之。奭，召公名也。尊而呼之，故曰君也。言我恐后嗣子孫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而不知受命之難。天所應輔，唯在有誠，所以毋失其命也。棐，輔也。諶，誠信也。隊，墜也。）此言周公服天子袞冕，南面朝群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不知其意，故不悅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祭祀用酒）立于阼階，延登，贊曰（祭祝之辭）：「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也?！?/span>

       又「康誥篇：『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埂唬虾钫撸詾橹T侯之長也。封者，衛康叔名。即諸侯之長者，即朕之弟，康叔也。）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梗ú闈h書王莽傳，本段乃王莽上奏太后所言。）

       平帝疾，莽又作策，請于泰畤（祭祀天地的祭壇），戴璧秉圭，愿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尚書：武王病，周公祝于三王，愿以身代，祝文為史官收于金匱。）

       又以漢高廟為文祖廟，取虞書受終文祖之意。

       此皆援尚書以行事也。

       又引「禮記明堂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天子負斧扆南面而立?！唬ㄖT侯朝見，天子背窗南面而立，以示君位。）此言周公踐天子位，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span>

        莽又欲定封建之制，引「禮記王制千七百馀國，是以孔子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于是封爵，高者為侯伯，次為子男。

此引禮記、孝經以文其奸也。

       又引「孔子作春秋，至于哀公十四年而一代畢，協之于今，亦哀之十四也?！怪^哀帝六年、平帝五年，至莽居攝三年，共年十四。

此引春秋以文其奸也。

      其侮圣言以濟其私也如此

         近代史學家也多有對王莽持否定態度者。李鼎芳說：“王莽是一個政治投機家，是以改良主義、復古主義作掩護來進行其政治投機勾當的”，“決不能算是一個改良主義者”。“王莽曾經實行過一系列違反歷史發展的所謂改制，這是想把歷史拉回頭的復古行徑。”（《論王莽》，《新史學通訊》1954年第7期）李晴說王莽是個手段毒辣的“偽君子”（《東方的吉訶德老爺——王莽》，《人物》1950年第9期）。張志哲等人認為王莽改制“是西漢外戚政治的一個產物”，“根本不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而純粹是出于謀王奪國、逞欲顯威的政治野心”。他們將其改革內容概括為四種情況：第一，無關國計民生，毫無實際意義的；第二，倒行逆施，違反歷史規律的；第三，實際辦不到、行不通的；第四，與民爭利、奪民生計的。并據此認為“王莽根本不是一個什么有膽識的改革家，而是十足的皇帝迷，……王莽又是一個好大喜功的野心家”，“一個可恥的政治角色”，“典型的偽君子”（《王莽與劉秀》，《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2期）。郭廷康等人則說王莽是“復辟奴隸制的總代表”，“王莽的‘托古改制’，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奴隸主階級復辟事件。”（《論王莽的托古改制》，《文史哲》1976年第1期）。郭沫若《中國史稿》稱王莽改制為“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和措施。”朱紹侯主編的大專教材《中國古代史》寫道：王莽“采取了一系列反動措施，造成了經濟混亂和政治不安，給人民帶來了更大的災難和痛苦。”

           然后近代學者對王莽下面評價的也不少：

       胡適：：“王莽是中國第一位社會主義者。”他認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國有、均產、廢奴三個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還沒有公平的論定。他的貴本家王安石受一時的唾罵，卻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卻是一個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遠在王安石之上……可憐這樣一個勤勤懇懇，生性‘不能無為’，要‘均眾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斬臺上，……竟沒有人替他說一句公平的話。”

       翦伯贊認為“王莽不失為中國史上最有膽識的最聰明的一位政治家。”王莽改制“要將當時矛盾百出的社會經濟制度加以改良”。（《中國史綱》）何茲全說：“王莽是個改良主義者，在政策上他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同時又照顧了一般人民的利益的。比起當時黑暗的統治者來，王莽當然是比較進步的。”（《王莽》，《光明日報》1951年3月10日）

       黃仁宇則指出，從王莽登位后發出的一系列詔書中看到，王莽的政策根本脫離了當時的實際環境，亦缺乏適當的用人安排。他在《中國大歷史》里語帶諷刺的評論王莽：“他盡信中國古典，真的以為金字塔可以倒砌。”

       傅樂成在其著作中國通史中則評論說，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辯才和威嚴，但也有重大的缺點，諸如過度的自信，一味的復古以及猜疑部下等。王莽的行為看來有些偽，也有些愚，但西漢的偽風并不始于王莽，他不過承襲此風而擴充之，結果以偽獲得名聲并篡位之后，得意之余，乃至無往而不偽。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其新法是為整個西漢政治作一通盤的改革，但因缺乏政治才能又迷信復古，事事行之以偽，才會看來令人有愚的感覺。王莽是實際政治的失敗者，也是復古思想的殉道者，他在政治舞臺上所表現的一切，雖然最后都歸幻滅，但實在是不平凡的。

       呂思勉也認為以漢朝為出發點的歷史評價不公，即將王莽的優點全部用一個“偽”字掩蓋。王莽本身博學，禮賢下士，孝敬母親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而對人越謙虛，而且自己與自己家人的生活始終接近清貧，甚至王莽的妻子因為穿著樸素出門迎客被認為是仆傭。呂思勉認為凡是作偽之人，必然是有所圖的，而王莽代漢稱帝所圖達到之后卻并無改變，一生作為如一，又如何能稱其為偽？更重要的是，王莽改制成為中國文化的一次重大轉變，在西漢及以前，凡是談論政治的人大多對社會現狀進行攻擊要求改革，至東漢及以后，玄學、佛學先后興起，都強調適應社會，而不再追求改革。王莽的行事，諸如恢復井田等，其實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從先秦以來仁人志士的公意，無論成敗，都應由抱有此類見解的人士共負，而不是王莽一人之責。

       史學家韓復智認為王莽的經濟改革對解決當時的經濟問題有一定的幫助。他在《兩漢經濟問題癥結》中提到王莽推行的經濟措施“除變更幣制外，可謂都切中時弊，真正兼顧到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兩方面。”其說法是基于王莽一方面把全國土地收歸國有，平均分配給人民。另一方面，他強制有勞動能力的人從事生產，以改善農民生活。其次，他實行五均六筦，不僅防止資本家的兼并和農民遭受重利盤剝，并且扶助小商人的經營，用來救濟農民。但同時變更幣制的經濟措施卻令通貨膨脹的情況惡化和幣制混亂，而貧窮的人民更加未能在拉闊了的貧富差距下受惠。連富裕的商人亦都破產。雖然如此，王莽的社會經濟改革仍然得到韓復智的正面評價。

       崔瑞德及魯惟一

       劍橋大學史學家崔瑞德及魯惟一在《劍橋中國秦漢史》表示王莽如果沒有真才實學，他不能升為攝皇帝。又他代漢建立新朝，孺子劉嬰受到了他不尋常的寬待，雖然被廢但沒有被殺且能過著隱居的生活。而王莽也將孫女嫁給劉嬰。在始建國元年爆發了兩次原劉氏皇室的起事，王莽很快就派員鎮壓并牢牢地控制漢室政府，在長安建都。

       范文瀾說：“王莽是企圖解決問題的一人”。（《中國通史》第二冊）經濟學家胡寄窗認為“王莽既不是一味模仿前人的抄襲者，也不是一個想把歷史拉向后退的復古者”，“他絕不是一個進步的思想家，也不是什么改良主義者，王莽只是一個對經濟問題具有一定觀察力的封建剝削階級的知識分子”。（《中國經濟思想史》中冊）

       錢穆說：“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種書生的政治。”王莽新政，事事復古，脫離現實政治，違反了歷史規律，必然失敗。

       柏楊說：中國歷史上每一次政權轉移，都要發生一次改朝換代型的全國混戰。王莽打破這個慣例，他用和平手段，把政權轉移到自己手中。在歷史上，他不是第一個用和平手段轉移政權的君王。最早的一位是黃帝王朝姚重華，其次是夏王朝后羿、寒浞，第四位是齊國田和，第五位是燕王國子之；王莽應排行第六。但是，王莽卻是第一個使用和平手段轉移政權后，跟舊政權一刀兩斷，另行建立一個嶄新王朝和嶄新政府的君王。過去的篡奪，只是統治者搬家，而王莽的篡奪，卻確確實實是改朝換代，還包括一種政治理想的實踐。不同的是，姚重華在孔丘“托古改制”運動中，被塑造成一個神圣形象，“篡奪”被美化為“禪讓”，而如法炮制的一些后生晚輩，“禪讓”反被丑化成“篡奪”。

        對于王莽事件，儒家學派處于進退兩難的窘境，如果新王朝壽命有八百年之久，儒家知識分子自然振振有詞。偏偏十五年便亡，而更糟的是，繼起的統治者又偏偏是西漢王朝皇家苗裔，王莽就非是“亂臣賊子”不可。所以，雖然王莽是一位“大儒”，而且用政治力量推動儒家學派的崇古政治理想，儒家學派卻不得不放棄原則，對他痛加詬罵。這詬罵包括一種痛恨的心情，痛恨他不爭氣。不過，無論如何，王莽創造的權臣奪取寶座的分解動作，卻為后世定下模式，很多同樣情形下的權臣，都照葫蘆畫瓢。

       以一個學者而建立一個龐大的帝國，中國歷史上僅此一次（中國所有王朝的開創帝王，如果不是地痞流氓、惡棍無賴，便準是擁兵的武夫），他掌握權柄后，所從事的社會革命，可歸納為八大項目：一、土地國有，二、耕地重新分配，三、凍結奴隸，四、強迫勞動，五、實行專賣，六、建立貸款制度，七、計劃經濟，八、征收所得稅。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只記其害，不記其利。

       從這些劇烈的措施，可發現王莽所從事的是一項驚天動地的全面社會大革命。王莽的失敗，使人惋惜；如果他能成功，將使人類文化史重寫。然而，有五項原因，使他不能逃過噩運。

       第一，王莽是忠實的儒家學派，而儒家學派的基本精神是崇古。所以王莽的眼光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他對他診斷出來的社會病態的治療，認為只要吃下古老儒書上所用的那些古藥，就可痊愈。像土地重新分配，固是創舉，可是王莽堅持恢復井田，便根本無法做到。腳步向前走而眼睛向后看，僅這一點，就注定他必然跌倒。

       第二，那個時代還沒有推動這么龐大改革的技術能力，像貸款利息和所得稅，都是“純利”的十分之一，這涉及到復雜的成本會計，當時的人還不可能勝任。即令有此人才，王莽更需要一個有組織的干部群去執行。但他仰仗的卻只是行政命令，把所有責任都加到行政官員身上，而行政官員大多數又都腐敗無恥（這是中國傳統的嚴重病態）。于是，縱是善政，也會轉化為暴政，民變因之燎原般爆發。

       第三，王莽沒有辦法控制喪失既得利益者的反擊。土地國有使地主怨恨，禁止奴隸買賣使奴隸主和奴隸販子怨恨，強迫勞動使貴族和一些地痞流氓寄生蟲怨恨，禁止鑄錢使富豪怨恨。這些怨恨容易掩蓋因改革而受益者的歡呼和感謝。一遇機會，就向改革反擊。

       第四，王莽機械的迷信制度萬能，他認為：“制度確立之后，天下自然太平。”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厘定新的制度上，而他用的又是儒家學派所特有的繁文縟節，不憚其煩的改官名、改地名，凡是“現代”的全都取消，一律恢復“古代”原狀。改得太多，以致沒有人能夠記得住。這改革是不必要的，但王莽稟遵儒家“正名”學說，卻特別認真，而也就在這些小動作上，按下大失敗連鎖反應的電鈕。西漢政府對西南夷諸部落酋長，大都用王爵羈絆，不過是不費一文錢的虛名，王莽卻改封他們為侯爵。句町王首先反抗。王莽又把西漢政府頒給匈奴汗國“匈奴單于璽”，改為“新匈奴單于章”。皇帝的印稱“璽”，而“章”只用于侯爵，這改革更不必要。卻為此發動南北兩邊大規模討伐戰事，征兵征糧，引起騷動與饑饉和吳廣式的暴動。

       第五，王莽是一位狡獪而又蠢笨的高級知識分子，兼儒家學派的經濟學者，絕不是一位智慧的政治家。智慧的政治家永不會認為自己比任何人都聰明，王莽恰恰認為自己如此，因之他不能容納與他意見相異的建議，固執的自以為高人一等。所以他對句町國和匈奴汗國，采取迎頭痛擊政策。對因饑餓而搶掠的變民，一味高壓，遂使形勢更加惡化。

       王莽死，新王朝滅。本來已經被避免了的改朝換代型大混戰，仍然出現，自一世紀最初十年呂母起兵開始，到三〇年代全國再度統一為止，前后二十年，中國人生命財產的損失，無法估計。可是，儒家學派在無數次復古潰敗之后，沒有接受絲毫教訓，仍在推銷他們的“古”，人民照樣被迫接受，實在是一個困惑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