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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中國，如何治理好國家，執政者曾進行過一系列嘗試、探索和實踐，其中有四大代表性模式：西漢孝文帝的節儉模式、唐太宗李世民的民本模式、宋仁宗的新政模式、明太祖的峻刑模式。這些模式至今仍有廣泛的影響。

   節儉模式——“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

“節儉模式”，是古代管理國家的基本手段，代表人物是漢文帝劉恒。中國人素有“勤儉持家”的好傳統，管理國家也不例外。《管子·八觀》中專門論述了奢侈浪費與國家管理的關系，認為“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

劉恒在位期間，禁擾民、禁送禮、禁浪費，甚至連顯示皇權威嚴的諸侯、屬國獻供禮等都廢止了。即位初，有人獻千里馬，劉恒就此下了“紅頭文件”，詔告天下“朕不受獻也”，“令四方毋求來獻”。

不建樓堂館所。劉恒在位23年竟無一項大型建筑，連小建筑也不搞，只要是勞民傷財的，一律不批。據《漢書·文帝紀》記載，劉恒曾想造個露臺，召來工匠預算，要花費“百金”。這筆開支對皇家來說，連毛毛雨都不算，但劉恒覺得不妥，放棄了造臺計劃，稱“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

漢代流行厚葬之風，國家三分之一的收入拿來造帝王陵墓。劉恒移風異俗，奉行“薄葬”。甚至連自己平時的穿著也不講究，都是粗布衣，普通鞋，即《漢書·東方朔傳》“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后宮嬪妃也都不穿高檔時裝，“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普普通通。

劉恒開創了封建帝王著“親民裝”的先河，漢代學者劉向曾評價劉恒是“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其“節儉治國”思想，體現出了封建時代“以孝治國天下”的核心價值觀。所以，劉恒死后蓋棺定論的謚號中，用了評價等級最高的一字“孝”，稱為“孝文皇帝”。

劉恒的治國模式收到了出奇的效果，《漢書》稱當時是“海內殷富，興于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隨后的景帝劉啟，繼承了劉恒的治國思想，合稱“文景之治”。

  民本模式——“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在古代，執政者常掛嘴邊的一句話是“民惟邦本”，簡稱“民本”。用今天的話來說叫“執政為民”。以這種思想來治理國家，被稱為“民本模式”，代表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

在中國歷代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最有“民本意識”，他認為，“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李世民說話喜歡引經據典，他常提荀子的觀點：“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李世民曾認真研究了朝代興迭規律。據《貞觀政要·仁義》，李世民稱，“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弊于一時，敗亡亦促”。

李世民的“民本模式”，就是借“仁義為治”實現的，表現為“寬律令”，具體操作分為禮刑并用、簡約畫一、寬仁慎刑三個層面。《唐六典·尚書刑部》注記，李世民指示長孫無忌、房玄齡等臣僚重新審訂刑律條款，尤控死刑，他強調“死者不可復生”，要求“用法務在寬簡”，所以唐律“比卉死刑，殆除其半”。為防錯殺，李世民要求死刑案都要報中央，再三復核。

最能說明李世民“寬刑”的，是貞觀六年（公元632年）發生的一件事。當年十二月，他在查閱死刑案件時，出于憐憫，下令將390名死囚全部放回家過年，來年秋再回長安就死。第二年死囚一個不少回來了，李世民很感動，干脆將這些死囚全部赦免。

李世民選賢任能、納諫如流、賞罰分明，其治國模式成效斐然。執政幾年后，便“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貞觀四年，全國被判死刑的僅29人。

李世民在位年號為“貞觀”，故史家贊譽李世民的治國模式為“貞觀之治”。

新政模式——“天地革而四時成”

“五經”之《易經》中的第49卦即為“革卦”，古人釋注中有句話叫“天地革而四時成”，揭示出改革的重要性及其規律。從先秦到清末，在中國歷史上產生影響的改革有近百起。依靠改革，把改革作為國家治理手段，被史學家稱為“新政模式”，代表人物是宋仁宗趙禎。

北宋是中國古代推行新政模式最為積極的一個朝代，尤其是十一世紀中葉后，改革成了主旋律，宋仁宗趙禎推行的“慶歷新政”即出現在這一時期。

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北宋對西夏戰爭慘敗，直接促使皇帝趙禎“欲更天下弊事”。此時，范仲淹、歐陽修等改革派已有共識，形成了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集團”。慶歷三年九月，趙禎特開天章閣，召見范仲淹、富弼，當場賜給紙筆，要求他們針對當前急務當場呈奏。范、富二人隨即提出了一攬子改革計劃，范仲淹的《十事疏》，便是這輪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項改革主張。趙禎接受了這些改革建議，漸次實施，頒行全國，這就是北宋歷史上轟轟烈烈的“慶歷新政”，就此揭開了后來包括王安石變法在內的北宋系列改革序幕。遺憾的是，一年多后新政便搞不下去了。

慶歷新政的失敗，與趙禎“寬仁少斷”、保守派勢力強大有直接關系，但與倉促上馬、預熱不夠、力度過猛也有很大的關系。如果宋仁宗不急于求成，“摸著石頭過河”，尤其在進入涉及利益集團的深水區，改革若能穩一點，或許就是另外的結果。

盡管如此，歷史仍給在位長達42年的趙禎以高度評價，其治國模式被譽為“仁宗盛治”，有人甚至認為超過唐太宗的“貞觀之治”。

峻刑模式——“治亂世，刑不得不重”

所謂“峻刑”，即嚴刑。唐宋以前治理國家講究“禮法合治，德主刑輔”，即所謂“輕刑”思想，屬于“仁術”。宋元以后，執政者奉行“為政以德、正己修身”，但不輕刑律，晉人葛洪“非峻刑不能止”的觀點為執政者認同。“峻刑模式”又被稱為“重典之治”，代表人物是明太祖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是峻刑模式的最積極實踐者，他在明綱常的同時，重法度，嚴吏治。他聲稱，“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后人簡稱“亂世用重典”。

一直以來，朱元璋都“以重典為整頓之術”，實施“猛烈之治”。雖然《大明律》條款已相當成熟、完備，但朱元璋覺得仍不夠“嚇人”，又編定了《大誥》，實行“法外用刑”予以“嚴打”。如政府部門隨便增加編制人手等“有司濫設吏卒”行為，依律僅打100大板，但朱元璋要求“族誅”，不僅部門領導倒霉，當事“臨時工”也要處死。至于“吃空餉”等，在明朝一旦敗露，當事人必死無疑。朱元璋最恨貪官，對貪官大多是“剝皮實草”。只要貪污60兩以上者，先要“梟首”，示眾后再剝皮，皮內充填干草，懸掛在衙門兩旁，以警告官吏。類似這樣的施峻刑嚴懲事例，不絕于明史。

朱元璋的峻刑治國模式，史稱“洪武之治”。雖然未完全達到目的，但效果明顯，明朝官場“干凈了一百年”。《明史·循吏傳》記載，峻刑“一時守令畏法，潔己愛民，以當上指，吏治煥然丕變矣。下逮仁、宣，撫循休息，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