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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委二局與陜北立足

點擊：作者：白鹿西行賀安亞來源：美篇發布時間:2018-08-19 10:04:13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結束長征，到達陜北革命根據地，總算喘上了一口氣。但黨中央能否在這個貧瘠的高原站住腳，是不是可以在這里建立革命大本營，還是個未知數。

蔣介石不顧抗日呼聲高漲，調兵遣將，決心消滅殘存的紅軍。中共此時的武裝力量遠不如長征之前，軍委二局的偵察使命依然沉重。

一. 以打促談，化干戈為玉帛

11月3日，陜甘支隊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原紅一、三軍團編為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依舊，全軍1萬余人。

11月20日，東北軍趁紅軍立足未穩，前出到直羅鎮。根據二局情報，埋伏在那里的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南北夾擊，全殲來犯的一O九師。鄒畢兆回憶：紅軍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在直羅鎮徹底消滅了一O九師，接著在追擊中消滅了一O六師的一個團，俘虜了該團團長高福源。在直羅鎮戰斗的幾天里，曾局長經常到毛主席那里，接受任務。

東北軍本不愿打內戰，吃虧以后，改為廣筑碉堡，封鎖蘇區，輕易不敢進攻了。鄒畢兆說，“通過東北軍的高福源團長做媒介，張學良與紅軍有了聯系。李克農同志不斷到洛川王以哲那里去，(二局)戴鏡元同志隨李克農同志去當譯電員。

二局的錢江(左一)和林茂原(右一)協助李克農(右二)、伍修權(左二)開展西安方面工作

直羅鎮戰斗對東北軍和張學良產生了重要影響。數十年后，張學良在美國安度余年。有人問：當年紅軍經過長征所剩無幾，如無西安事變，中央軍很可能將中共完全打敗。張學良答：紅軍當時是打不敗的。

他舉了三個理由：一是他的兩個師(一O九師和一一一師)，各有一萬人，由郭、何兩個勇將領軍，與紅軍在陜北會戰，面對裝備不足的紅軍，兩師人馬卻全軍覆沒。此事震動了整個東北軍，人們才知道共軍難對付。

第二，他強調紅軍的頑強。他說，自己是帶兵的人，深知帶兵之不易。而紅軍經過前有堵、后有追的二萬五千里撤退而沒垮、沒散，帶兵的人是利害的。

第三，他說紅軍內的黨組織結構也很利害，也有老百姓的基礎。“面對這樣頑強善戰的紅軍，既然消滅不了他，莫不如和他們合作。”

張學良不同意攘外必先安內，而認為國共一致抗日，自然就會安內。

周恩來與張學良建立聯絡，啟動合作進程，減輕了陜北根據地的軍事壓力。毛澤東說，直羅鎮一戰“為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十二月，軍委機關經安塞移住瓦窯堡，二局住在瓦窯堡西五里的瓷窯。一九三六年二月，紅軍東征時，二局移住瓦窯堡。

鄒畢兆記得，1936年春節時，魯迅給毛主席送來了臘肉，毛主席分了些給曾局長。

此時，由陜北紅軍到二局工作的有，馮維精、王精銳、高彩璋、李鑒禹、井潤田、阿智（景生智）、李生泉。后來羅江、甄彩云也調到二局。

二. 舒困解壓，渡河東征山西

陜北是個貧窮的邊區，毛澤東意識到生存問題的緊迫，1935年12月決定東征。

他認為，東征山西可推動華北和全國的抗日，政治上主動。軍事上，可避免與東北軍和西北實力派沖突，有助于建立統一戰線，同時可迫使閻錫山撤回晉軍，緩解綏德一帶的威脅。經濟上，山西較富足，便于籌款、擴軍和補充。

1936年2月20日，毛澤東指揮紅軍東渡黃河，二局為東征提供了及時的情報。鄒畢兆回憶：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夜，紅軍東渡黃河，由晉西一直打到同蒲路以東。二局給東征軍編制了密碼，也只是加復語的自編本，只有蔣介石密碼的水平，還不是來去本。好在我們完全控制了蔣介石的電報，沒有蔣破譯了我們密碼的跡象。

“東征時，我們二局一直住在瓦窯堡，所得情報，隨時供給前方。周副主席經常到二局來視察工作，態度非常和藹”。

3月4日，毛澤東、彭德懷致電曾希圣，稱贊二局工作“是表現了大成績的，這一工作雖偏技術性質的，但其意義與結果都是軍事政治上一助力。前方的勝利，你們是與有勞績的。”

紅軍在山西，邊打邊休整了2個多月。毛澤東認為東征的目的已經達到，不與國軍決戰，主動撤兵到陜北。

用毛澤東的話說，東征“打了勝仗，喚起了民眾，擴大了紅軍，籌集了財物”。短時間內，紅軍擴充8000余人，籌款50多萬元（一說30多萬）。對于貧困的紅軍來說，這是一筆可觀的收入，軍心大為穩定，建立陜北根據地的任務初步實現。

鄒畢兆說：“五月間，東征部隊轉回陜北，進到陜、甘地區。彭德懷軍團長給二局送了一大批斜紋布，二局同志，每人都做了一套衣服。”

二局在瓦窯堡的駐地離黨中央很近。東征結束不久，鄒畢兆、錢江去看望毛主席，毛澤東此照為鄒畢兆當時所攝。

三. 西進隴中，三大主力會師

根據西北地區的情況，軍委決定組成西方野戰軍，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委，進行西征，打擊馬鴻逵、馬鴻賓，開辟新的根據地，策應紅二、六軍團和紅四方面軍北上。

1936年5月19日西方野戰軍出動，7月底完成預定任務。從西征開始，至10月22日紅軍3大主力會師，二局為保障西方野戰軍作戰，發出敵情通報和報告近100份。

西征結束后，為策應紅二、紅四方面軍北上，實現奪取寧夏、打通蘇聯，配合東北軍建立西北國防政府的戰略設想，毛澤東命令西方野戰軍集結在寧夏清水河以東的豫旺堡、洪德等地轉入休整備戰。

秋季，紅二、紅四方面軍到達甘南。曹祥仁帶領精干的二局前方工作隊到西方野戰軍司令部，為三大主力會師和寧夏作戰提供情報。

“兩廣事變”后，南調的胡宗南部開始從湖南回師甘肅，企圖阻止紅軍會師。1936年9月上旬，紅一方面軍主力開始西進，紅二、紅四方面軍則向東北進軍，在西蘭大道南北2側形成呼應之勢。

四.釜底抽薪，寧夏作戰流產

黨中央向共產國際報告了紅軍下一步的部署和發展方向。9月11日，共產國際復：“同意你們占領寧夏區域和甘肅西部的計劃。同時，堅決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在占領寧夏區域以后，將給你們幫助。”

9月14日，中共中央將上述情況電告西北局朱德、張國燾、任弼時，做出奪取寧夏的部署：指示紅四方面軍主力立即北上，控制西蘭大道，阻止胡宗南部西進，并準備與紅一方面軍合力奪取寧夏；要求紅二方面軍在西蘭大道以南擔負鉗制任務；“三個方面軍須用最大的努力與最密切的團結以赴之”。

由于紅四方面軍對于西進還是北上猶疑不決，正從寶雞西進的胡宗南部先頭部隊已經與第三軍王均部靠攏。

24日晨，軍委二局通報，毛炳文、王均部曾萬鐘師相繼攻占通渭、馬營、華家嶺、會寧等地，胡宗南部進到靜寧。不斷向北“窮追猛進”的胡宗南部對陜甘蘇區形成壓力，也對渡過黃河西進的紅四方面軍構成嚴重威脅。

此時，毛澤東和黨中央對紅四方面軍尚不具備權威性。毛澤東察覺：“國燾有出涼州不愿出寧夏之意”。

28日，西方野戰軍總部改稱前敵總指揮部，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兼政委，劉伯承任參謀長，統一指揮3個方面軍作戰。二局前方工作隊遂改稱前總二科，曹祥仁任科長，成員有唐道德（唐明）等。

同日，軍委致電各方面軍首長：“目前我們已處在轉變關頭，三個方面軍緊靠作戰則有利，分散作戰[則]削弱，有受敵人切斷并各個擊破之虞”，并命令3個方面軍應“立即集結在有利陣地，在數日內堅決突擊，消滅胡敵先頭一個師至兩個師，以小部抗擊靖遠毛、王”。

30日，彭德懷根據前總二科的情報通報各部：北進之敵胡、王、毛分三路推進，企圖乘我半渡而求決戰。敵各路以奪取海、干、打、靖、大道后，齊頭向北壓迫。

彭德懷準備集中兵力在海原、打拉池之間的山谷地帶，尋殲尾追紅二方面軍的第四十三和第九十七師，打擊胡宗南軍北進的囂張氣焰。

在此關鍵時刻，張國燾“釜底抽薪”，命令紅五軍在靖遠附近的1個團西渡黃河，紅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一軍撤至紅一方面軍側后的興仁堡、同心城等地，致使彭德懷不得不放棄海打戰役計劃。紅軍被迫向東轉移，導致紅一、紅四方面軍合力打擊胡宗南，奪取寧夏的計劃流產。

五.重兵壓境，陜北安危堪憂

1936年秋冬之際，國民黨各路大軍260個團把陜北團團圍住，只有制止國軍進攻，中共才能扭轉被動，改善生存條件。

遵照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指示，潘漢年在南京與陳立夫、陳果夫兄弟接觸，表示只要停止進攻，紅軍愿意接受改編，合作抗日。但是，蔣介石一定要置紅軍于死地。潘漢年向中央報告，蔣企圖“把紅軍全部趕到外蒙，給蘇聯來解決這個矛盾”。條件之苛刻是中共無法接受的。

1936年11月中旬，綏遠抗戰再度爆發，中日談判陷于僵局，全國抗日浪潮高漲；但蔣介石仍調集20個師由甘肅會寧、靜寧和寧夏固原向北進攻。毛炳文部準備西渡黃河追擊紅軍西路軍。

這一時期，彭德懷根據前總二科的偵察，不斷向軍委報告前線敵情：周、孔兩師進占關橋堡，丁德隆部進占羅家山、王家灣，胡師李旅進占麻春堡、古西安州，馬師三個步兵團、一個騎兵團明日有進至上下龍池灣、何家堡的可能。國軍來勢兇猛，原擬在關橋堡一線誘伏、尋殲胡宗南一部的計劃也因國軍齊頭猛進而難以實現。

紅軍能否在陜北挺住的問題再次突顯。黨中央在考慮實行放棄陜北，轉進南下的“新作戰計劃”。

六. 消滅胡敵，逼蔣停止剿共

緊迫之際，出現戰機。11月12日午夜，前總二科和軍委二局先后報告胡宗南部孤軍深入，正向東面的豫旺堡推進。翌日，紅軍開始在豫旺堡集結待機。

14日12時，彭德懷下達迂擊胡宗南側背的作戰命令，并根據二科的報告通報敵情：“敵胡宗南四個師昨日進至同心城、王家團莊、九百戶之線… ”

15日，軍委下達命令：“目前中心是打破敵之進攻，……否則敵以我為可欺，不但局面不能開展，與南京之統一戰線也是不可能的”。 “不擊破則不能南進，因敵將繼續窮追”。

為確保排除張國燾的干擾，軍委強調，各兵團首長須絕對服從前敵總指揮彭德懷的命令，軍委和紅軍總部不直接指揮各兵團。

前總二科以有限的力量，嚴密偵控周邊國民黨軍各部動向。18日1時和3時，彭德懷在致賀龍、任弼時等的電報，及告毛澤東電中再報敵情：胡敵第一旅企圖向萌城、甜水堡進，丁師向山城堡進擊。…… 周、孔兩師似在豫旺縣附近未動。

同日，從陜北趕來迎接朱德、張國燾的周恩來，到達洪德縣河連灣的前敵總指揮部，與彭德懷共同制定了山城堡戰斗的作戰計劃。

20日19時，前總下達21日戰斗部署，通報敵軍動向：敵丁、孔兩師相日進占山城堡及其以東，一部于昨（十九）日與我二十八軍對峙中。胡敵之第一師為其兩路之預備隊。曾師有進王家團莊、豫旺縣之可能。判斷丁、孔兩師明（二十一）日有經八里鋪向俞家灣子前進充分可能……。“我軍以預期遭遇殲滅丁、孔兩師而各個擊破胡宗南主力之目的……”。

21日午后，紅一軍團主力與紅四、紅三十一軍各一部同心協力，從北、東、南3面對山城堡展開向心突擊。22日中午，戰斗勝利結束。

胡宗南的第一軍第七十八師（丁德隆師）的1個多旅被殲，該軍全線后撤，迫使蔣介石暫停對紅軍的大規模進攻。毛炳文部也停止追擊西路軍，減輕了西路軍背后的壓力。

山城堡戰斗的勝利，為紅軍的土地革命戰爭勝利地打上了一個句號，對逼蔣抗日起到積極作用，也使張學良更加堅定了與中共合作的信心，促進了東北軍進一步轉變。

不久西安事變爆發并和平解決，河東紅軍主力勿需再戰而擺脫危機。

七. 三路精兵，攜手并肩共進

紅一、四方面軍1935年6月12日懋功會師之時，紅四方面軍共有電臺5部，其中偵察臺1部(二臺)，統歸總指揮部電務處領導(處長宋侃夫)，偵察臺臺長蔡威。

紅四方面軍偵察臺技偵人員

懋功會師后，黨中央和軍委從紅一方面軍調播給紅四方面軍電臺7部，30多名通訊技術人員，紅四方面軍的通訊及技偵的裝備、人員因此而倍增。

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召開卓木雕會議，會議期間紅四方面軍(又稱紅軍總司令部)二局和三局成立。

山城堡戰斗后，紅四方面軍二局大部分技偵人員到達陜北保安西沙道子，與軍委二局合在一起，其中有在原（懋功會師前）紅四方面軍偵察臺及通訊臺工作的：馬文波、陳福初、李永悌、游正剛、馮志祿、張天華、周繼先、高繼明、劉忠生、蕭先友、況步才、何錦文、熊遠緒、蕭大來、彩玉、高俊民等。二局局長蔡威于1936年9月在朱爾坪病逝，遺職由羅舜初接任。

一同到達保安的，還有原紅一方面軍調到紅四方面軍通訊或偵察部門工作的：伍云甫、岳夏、羅舜初、蕭森、蔡友榮、黃榮、李學春、馮云欽、郭龍飛、劉泮林、廖昌林、陳明、邱蘭標、王家才、李廣壽、聞述堯等。

1936年11月下旬陜北會合后，軍委二局的序列為：局長曾希圣，副局長羅舜初，一科（破譯）科長鄒畢兆，二科（譯電）科長李作鵬，三科（偵收）科長胡立教，副科長游正剛。

八.交流經驗，切磋學習提高

紅四方面軍二局的另一部分人員則于11月底加入前總二科工作。他們是賀光華、蕭全夫、謝特山、陳定鑒、羅應欽等。據伍云甫日記記述共調給前總52人。

1936年10月將臺堡會師時，紅二方面軍共有電臺9部，其中1部為偵察臺(小電臺)。機要科長龍舒林，指導員陳琮英，破譯王永浚，隊長張有年、報務主任彭富九、報務蕭榮昌、孫勇、賀子明、劉宗舜等。

1936年12月，任弼時調任前敵總指揮部政委，紅二方面軍偵察臺隨任弼時一同到達前總，并入前總二科。會合后，曹祥仁仍是二科科長，龍舒林為政治協理員。電臺由彭富九負責，破譯由曹祥仁負責，譯電由賀光華負責。彭富九回憶：“三路人馬第一次合到一起，在曹祥仁領導下，大家關系很融洽，團結一心干工作，沒有一點‘大帽子’、‘小帽子’的隔閡。當時四方面軍戴的帽子比一、二方面軍的大一些。”

軍委二局著名破譯專家

在前總二科，曹祥仁與紅二方面軍的破譯專家王永浚走到了一起。王永浚回憶：我和曹科長同在一個辦公室面對面地工作，他有驚人的記憶力和很強的判斷力。每逢難字難句經過論證而得到結果時，他即高興地說道：‘哎喲，捉住了，對了！’他破的密碼又多又快，我常向他請教一些有關技偵的問題。他講的很多，其中有兩點還記得：

其一，關于尋找密碼突破口問題，他說，必須從薄弱點著手，首先利用有一定規律性的矛盾，就可以尖刀直入，比較容易取得結果。但又要不拘一格，有什么特殊矛盾就利用什么特殊矛盾。

其二，關于敵情和我情的關系問題，他說，這二者有重要區別，但又有其聯系性。有我情作參照，可對破譯起著由此及彼的作用。從已破密報中了解敵人掌握的我情，用之于再破譯，必然起著良性循環作用。他講的這兩點深化了我在實際工作中獲得的體驗。

為了從政治上幫助我，曹祥仁將毛主席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篇巨著的油印本給我看，我視為至寶。讀之，如登高山，對毛主席領導的英明，有了更深的感受。

九. 兩手準備，把握和平機遇

蔣介石(左二)、宋美齡(左三)、張學良(左五)、楊虎城(左六)等合影

山城堡戰斗后，共產黨的談判籌碼增加，國民黨把縮編中共軍隊至3000人的條件，放寬到30000人。張學良建議紅軍就地堅持，不要戰略轉移。

此時，保安的軍委二局和靖邊的前總二科正密切注視著國軍的動向。前總二科的賀光華說：“山城堡消滅胡宗南一個旅以后，我們隨前總進到靖邊近郊的村莊待命。我們靠近前總住在土窯洞里，展開了工作。”

12月4日，蔣介石飛抵西安督戰。11日夜至12日中午，前總二科偵獲數份電報，發現西安情況異常。國民黨第十五集團軍副參謀長毛侃電稱：“西安附近交通、通訊中斷，頃接綏署接南京電，今日臨潼、西安一帶空氣極端惡劣，張漢卿有異動”。東北軍將領劉多荃、周福成12日致電萬福麟稱：“介公文（12）日被安全保護于西安。陳誠、蔣鼎文、錢大鈞、衛立煌、陳繼承、萬耀煌、晏道剛及次關系人大多被困禁，邵元沖中彈。”

12日上午，張學良、王以哲致電中共中央，通報西安事變。中午，毛澤東召集在保安的中央領導人到他的窯洞里看張學良的急電，大家都激動不已。

軍委二局和前總二科及時掌握國軍的動向和國民黨上層人物來往的情況，配合了中共代表團的談判，以及事變的和平解決。

賀光華講述了前總二科日以繼夜的工作情景：從十二月十一號夜，到十二日中午，收到幾份電報，因譯文不全，不敢肯定，當即報告彭總。他說，你們要十分注意掌握情況。到十二日晚收到于學忠、王以哲轉發張學良、楊虎城通報部隊的電報，說在臨潼已把蔣介石抓起來了，馬上報告了彭總。

為了這個情報，電臺和破譯、譯電的所有人員，兩個晝夜沒有合眼，特別是曹祥仁同志，廢寢忘食、埋頭苦干的工作精神更令人欽佩……。我們截獲這樣重要情報大家都很高興，但都覺得疲勞了，睡著了。

軍委二局的陳福初回憶：“12月13日晨8時許，我剛到辦公窯洞，譯電員就給我一份長報說：‘缺字很多，連不成句。’我接過來看，有的還沒看懂，如兵諫、留省反省等等。曾局長來了，我說這份報很重要，但缺字太多。他接過去一看就高興了，一面往報上填字，一面講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變，把蔣介石抓起來了。大家聽了后都跳起來了，高興得直叫喊。

曾局長拿起電話報告了毛主席和黨中央負責同志。他把譯出來的、還沒有譯出來的電報都檢查了一遍，并說：‘有急報，快點譯出來！’他又給三科胡立教科長打電話，告訴他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變，把蔣介石抓起來了。要他們對東北軍、西北軍、在甘肅的國民黨中央軍以及在河南的各中央軍的電臺動態注意掌握。這一大好消息很快就傳遍了全局，大家都歡欣鼓舞。”

彭大將軍

毛澤東做了和與打的兩手準備，一面由周恩來主持與蔣介石和談，一面命令彭德懷、任弼時，置西面的胡宗南等敵人于不顧，率主力轉進到東南，“向西安集中，配合張、楊首先消滅東來之敵”。

前總二科的賀光華回憶：二、三天后，軍委命令來了，要前總南下進駐云陽鎮。當時沒有敵情和飛機顧慮，白天浩浩蕩蕩行軍，路經豫旺堡、慶陽、淳化到云陽鎮。我們二科住在鎮子大街的西頭，彭老總住安吳堡的一個大地主的房子里，協助黨中央和周恩來同志處理西安事變。

南京政府緊急調集大軍

何應欽此時正從各地抽調部隊到河南。二局和前總二科偵獲南京當局“討逆軍”各部隊的行動部署，為配合與蔣的談判斗爭提供了情報。

彭富九回憶：“我們很快掌握了‘討逆’軍的動向，直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回到南京，‘討逆’軍部分撤至河南開封，我們才開始休息。”

十. 援西遠征，解梅花同上陣

幾個月來西路軍受到馬家連續不斷的攻擊，處境險惡。2月15日，馬家各部向西路軍展開全面進攻。

在黃河東面，黨中央四處尋找統戰關系組織援助。18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請多方設法找人去青海，西路軍問題解決甚關重要”。21日，再電周恩來：“西路軍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甚盼于二、三日內帶款回延，此二十分急迫”。

2月10日中共在談判中承諾“在全國范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盡管出兵“于軍事上、政治上均不利”，毛澤東和黨中央仍決心成立援西軍。

援西軍司令員和政委

27日，中央和軍委決定組建援西軍，劉伯承任司令員，張浩任政委；率第四軍、三十一軍、三十二軍及原紅一方面軍之第二十八軍和騎兵第一團西進增援。前總二科劃歸援西軍，改稱援西軍司令部二科。

彭富九說：“援西軍二科由曹祥仁任科長。一股負責破譯，由曹祥仁兼股長，二股負責校譯，股長賀光華，三股負責偵收，我任股長。曾參加前總二科工作的王永浚、龍舒林、張有年奉命調回延安軍委二局。”

27日晚，倪家營子失守。3月11日夜，西路軍余部從三道柳溝突圍，隨后進入祁連山。王子綱、宋侃夫等克服困難，堅持無線電偵察工作，“還能偵悉敵人的部署位置，避免遭受堵截與追擊，順利走出了祁連山。”

馬步芳、馬鴻逵和馬鴻賓合稱“西北三馬”，算上馬步青，也稱“西北四馬”。

在黃河東面，援西軍西進伊始，二科即開始緊張工作。馬家電臺使用的波長很短，搜尋不易。密碼并不很復雜，但其各部通信所使用的回族語言很特別，乍一上手，破譯困難。

彭富九回憶：“我們于2月底由云陽鎮出發，向甘肅前進，邊走邊偵察。此前我們偵控的對象主要是中央軍和周邊軍閥，沒有聽馬家的電臺，因為西路軍歸中央軍委直接指揮。一開始找不到馬家的電臺，我急得不行，緊急詢問軍委二局，這才知道馬家電臺使用的波長很短，超出了我們機器的接收范圍。那時沒有機務員，我用在江西學到的那點電學知識，試著用調整線圈圈數的方法提高接受范圍。機器改裝之后勉強可以收到信號，但聲音非常小，連鉛筆在紙上寫字的聲音都可以成為干擾，所以抄報還不能太用力。記得馬家的電臺一出聯，幾個偵收員就趕緊叫我去上機，蕭森很有意思，戴著耳機罵：‘什么鳥電臺！聲音太小了。’記憶當中，抄馬家的報是我從事偵收工作以來最為困難的一次。因為信號太差，報經常抄得不全，有漏字，我們稱為‘梅花報’。

“幸好曹祥仁同志破譯能力強，拿著那些殘缺不全的‘梅花報’鉆研，在行軍途中就把馬家軍的密碼基本破開了。”

多年后，彭富九依然記得他和曹祥仁在工作中相互配合的情景：我給曹祥仁送新抄的報，他遞給我一份研究過的電報，說“把碼子再抄一遍”。我接過那份老報一看，所有空白處都被他寫滿了字，涂涂改改的，只有他自己能看明白；再瞧他，儼然成了個“大花臉”，分不清哪是墨跡，哪是燈煙，自己卻渾然不覺。他就是這樣連續突擊了幾個夜晚，靠著這些殘缺不全的電報破開了“馬家軍”的密碼。

從新疆到達延安的西路軍余部

譯電股長賀光華回憶：一九三七年二月底，援西軍司令部和各野戰軍由關中平原現駐地出發，分頭取捷徑向鎮原縣城附近集結。到達鎮原縣的第二天，軍委電報說，和西路軍的電臺失去聯絡，情況不明。劉司令員要我們迅速查清敵情，特別要搞清馬步青部屬和西路軍的詳細情況。二科的工作，起初困難很大，馬家軍的密本是亂碼，經過十多天的工作，慢慢摸到了頭緒，發現西路軍向西走了。我們把情況報告給軍委二局，并詢問他們所得情況，回答情況不明。

我們后來截獲王以哲、于學忠通報部屬的電報，說紅軍向西逃竄了，證明我們對馬家軍的情報是可靠的。報告中央軍委，他們要我們再查實。

又是日夜緊張工作，得到情報說紅軍由李先念率領數百人向西潰逃。我們立即上報中央軍委。大家對西路軍的失敗都很痛心。……直到三月份，中央軍委把西路軍的情況搞準確了，才決定撤銷援西軍，二科也隨著解散。

“在援西軍二科也是曹祥仁同志的貢獻最大。他廢寢忘食、刻苦鉆研，在很短時間內破譯出了馬家軍的密碼。” 他“為黨做出了重要貢獻，是一個無名英雄，他的光榮事跡應永載史冊。”

1937年春二局部分戰友合影左起: 戴鏡元、王永浚、鄒畢兆、曹祥仁、錢江、羅舜初

1937年4月上旬，援西軍二科返回陜北，行至陜西耀縣，受到特務盤查。賀光華回憶：“我們攜帶所有技偵文件六、七箱，從鎮原縣出發經三原到耀縣，等待交涉進入邊區的護照。為了防止發生問題，全體著便服，把密碼本打扮成書本，重要密件分散攜帶。

等了兩三天，護照要到了，并派來三輛卡車，黃昏到達洛川宿營。飯后特務來盤問，曹祥仁出示護照，他們不承認，要檢查。曹祥仁不讓步，僵持很久不決。經電話報告后，西安辦事處以周恩來的名義命令，這批人員、物資不能檢查，放他們過去。特務泄了氣，灰溜溜地走了。一九三七年四月中旬，我們只字片紙未丟失，安全到達中央軍委的駐地—延安。

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