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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中國工人運動的開展，則可以上溯到中共建黨前很長時間，但考察中共領導的工人運動，尤其是考察中共具有嚴密組織和領導的中國工人運動，則源頭是毛澤東。 

1927年7月初舉行的中共“一大”，在關于黨成立后的中心任務的問題上，確定要組織工會，領導工人運動。“一大”主持人（也稱“會議主席”）是張國燾，毛澤東擔任會議記錄。八月中旬，毛澤東回到長沙。 

回長沙后的毛澤東，首先著手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做為黨理論學習和宣傳的公開場所。10月10日，毛澤東組織成立了湖南省的共產黨支部，并任書記，成員有何叔衡、易禮容等。同時，著手在工人和學生中發展黨員，建立中共的基層組織。 

毛澤東脫下長衫，換上粗布短褂，赤腳穿了草鞋，先后在第一紗廠、電燈公司、造幣廠、黑冶煉廠，還有泥木、縫紉、印刷等行業組織工人。并兩次到安源煤礦了解情況，第二次去安源時，率李立三前往，成立中共安源支部，并任命李立三出任書記。

毛澤東“脫下長衫，換上粗布短褂，赤腳穿了草鞋”的做法，是中共高層多數“知識分子”出身的人很不屑一顧、也很輕視的。而“脫下長衫，換上粗布短褂，赤腳穿了草鞋”的“表面形式”下的實質內容，即“深入底層人民”同甘共苦的精髓，則始終強烈的體現在毛澤東的革命目的和行為之中。因此，毛澤東身后，既受到了底層社會廣大民眾和中上層社會中革命忠誠者的強烈捍衛，也受到了變質者們的強烈的詆毀和污蔑。

湖南原本有一個受無政府工團主義影響于1920年11月20日成立的工人組織，即“湖南勞工會”，主要創始人是黃愛和龐人銓，會員約七千人。因此，毛澤東把爭取和改造“勞工會”，當作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多次與黃愛和龐人銓交談并宣講中共主張，對改組勞工會提出三點建議：一是勞工會的目的不僅在從事經濟斗爭，“尤在養成階級的自覺”，“謀全階級的根本利益”；二是舊的行會式組織方式要不得，要有民主產生的人員精干的辦事機構；三是工人應該自己養活工會，要準備罷工基金和選舉基金。 

黃、龐等非常贊同毛澤東的建議，并在毛澤東的指導下，把原來各工團的合議制，改變為書記制，將過去的八個部集中為書記、教育、組織三個部，黃愛還邀請毛澤東助理會務。“他們接受毛澤東‘小組織大聯合’的主張，先后成立了土木、機械、印刷等十多個工會”。 

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澤東組織湖南勞工會、省學聯，發動長沙一萬多工人、市民和學生，舉行示威，反對美、英、日、法等國在華盛頓召開“共同支配中國”的所謂太平洋會議。黃、龐分任大會主席和游行總指揮。當時有關的報紙寫道：“……從經濟的立場，揭穿太平洋的內壁，鼓吹階級斗爭，鼓吹勞動者武裝，鼓吹全國、全世界的勞動者的大團結……”黃愛、龐人銓也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此間，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張太雷的陪同下，途經長沙時，毛澤東在文化書社接待了他們。馬林在考察了當時的中共工人運動后，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寫道：“這次南方旅行我覺得是我在中國逗留期間最重要的時期。……我在長沙、桂林、廣州和海豐都參加了青年的集會。那里有青年學生的各種地區性俱樂部，研究關于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這些青年組織總的說來實際上并沒有對工人運動的發展作出什么貢獻。只有長沙的青年組織舉行了反對華盛頓會議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個紡織工人聯合會，這個工會組織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底舉行了罷工”。

毛澤東在經驗之下，深知依靠和培養骨干、建立工會組織的重要性。便指派黨內干部，組建起粵漢鐵路工人俱樂部、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工人俱樂部”這個名稱，也是毛澤東的意見。同時，還組建了長沙泥木工會、長沙人力車工會、長沙筆業工會、長沙理發工會、長沙縫紉工會、長沙鉛印活版工會等。各工會和俱樂部的秘書都由共產黨員擔任，毛澤東還親自兼任長沙鉛印活版工會的秘書。

當代在工人運動的“研究”和“認識”上，有意無意的存在“引導”性的誤區，即，單純的把“罷工”做為工人運動的“標志”，即使如此，中共建黨后的第一次大規模罷工示威，也即毛澤東領導的湖南“反太平洋會議”、影響極大的罷工，也往往給“忽略”了。

工人運動的意義，最主要的是領導或指導工人產生正確的組織，并有嚴密的組織程序。也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成功的領導工人運動，避免大量工人成為“激進者”的犧牲品。因此，綜觀中共初期的整個工人運動狀況，明顯存在著兩種狀態：一種是“毛澤東式”工人運動，一種是“慘案式”工人運動。

就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堪稱中共工人運動的“鼻祖”。而且，從中共建黨后的第一次工人罷工示威上講，并由當代文化慣用的“誰第一誰鼻祖”的文化原則，毛澤東也是當之無愧的中共工人運動的“鼻祖”。而毛澤東創立的“工人夜校”、“工人俱樂部”等工人組織形式，成了中共工人運動的一大亮點。

毛澤東于1921年始，先后領導了“反太平洋會議”的罷工示威，安源路礦、粵漢鐵路、水口山鉛鋅礦和長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的大罷工。這一系列的罷工，都是以避免流血而勝利，挽救了無數個工人兄弟的生命。其中，猶以“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最為著名。

早在一九二○年十一月，湖南自治運動失敗后，毛澤東就到安源進行考察，發現這里的工人所受的殘酷剝削，是很慘重的：每天至少勞動十二個小時，又沒有安全設備，傷亡事故頻發，而且，工資低微。

一九二一年冬，毛澤東兩次到安源，后一次還帶了李立三等前往。毛澤東對工人運動（包括農民運動）的領導，最核心的問題，就是教育和號召工人（農民）團結起來，“路上有點小石子，大老板抬腳隨便一踢，就踢開了，要是把許多小石子摻上沙子、石灰合成團，大老板搬也搬不動”（毛澤東語）。

毛澤東指示李立三利用當時社會上時興的“平民教育運動”，開辦工人補習學校，發現和培養骨干，建立工人夜校和工人俱樂部，以取得“合法”地位。1922年1月，安源建立了第一所工人補習學校。在此基礎上，成立了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李立三任主任，朱少連任副主任。 五月中旬，毛澤東第四次來到安源，指示“一定要穩當，一下把共產黨公開出去，要是反動派向你們要共產黨怎么辦？有的人就會害怕。在這樣復雜的環境中，要講究斗爭策略，不然就要吃虧。現在要緊的是把工人組織起來”。 

九月初，毛澤東第五次來安源，和蔣先云、朱少連等分析安源斗爭形勢，召開黨支部會議，決定罷工，并研究罷工方案。毛澤東提出了“哀兵必勝”的罷工策略，并提出了“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口號以爭取社會輿論的同情，孤立分化路礦當局。

罷工工作準備完善、正準備發動罷工之時，李立三受到當局的“通緝”而無法出面。毛澤東派劉少奇前往協助，李立三仍然是罷工總指揮，劉少奇為工人總代表。罷工“未傷一人，未敗一事，而得到安全勝利”。

毛澤東之后領導的長沙六千多泥木工人罷工、粵漢鐵路大罷工等，也同樣多是“未傷一人，未敗一事，而得到安全勝利”。在1921年——1923年，毛澤東領導的湖南工人運動，共有罷工十次。其中，勝利九次，失敗一次。

而脫離毛澤東領導后的李立三和劉少奇，雖然迅速崛起為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但是，卻也從此基本由“毛澤東式”的工人運動，轉向“慘案式”的工人運動。而毛澤東，在總結了工人運動的經驗和教訓后，開始把中共革命的主要力量放在農民的身上，并掀起了農民運動的風暴。

當時的總shu記陳獨秀，在中共“三大”上對建黨后的工作給予了整體性的總結“就地區來說，我們可以說，上海的同志為黨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黨組織，造成了很多困難。湖北的同志沒有及時防止沖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 

毛澤東在注重工人運動的同時，更重視農民運動，而毛澤東的“打土豪分田地”，則是首先從自己家開始的。1921年2月，毛澤東帶著弟弟毛澤覃回韶山過春節，對弟弟妹妹們說道：“國亂民不安生，要舍家為國，走出去干點事。家里的房子可以給人家住，田地可以給人家種。我們欠人家的錢一次還清，人家欠我們的就算了。那幾頭牛，還是讓別人去喂，要春耕了，人家用得著。剩下的谷子，春耕時糶給上下屋場的人吃”。

1923年6月12日—20日的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介紹了湖南農民和工人運動的情況，著重強調農民問題的重要意義。張國燾在《我的回憶》回憶道：“毛澤東的發言是強調農民革命的重要性，進而指出中共不應只看見局處廣州一隅的國民黨，而應重視全國廣大的農民”。“在會前多已經再三提到過的，只有農民運動，是一個新提出來的問題。在中共的歷次討論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會，代表才注重這個問題，尤以毛澤東為然”。毛澤東“向大會指出，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是滿山遍野都是農民，因而他得出結論，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他還證以中國歷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民暴動為主力。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像廣東這類的局面。這種看法，是毛澤東這個農家子對于中共極大的貢獻”。

綜觀毛澤東的一生，始終以工人、農民這個社會底層群體的命運，為自己奮斗的終生目標，企圖徹底改變工人農民受剝削和壓迫的歷史性的悲慘命運。也正是這樣，才在身后遭到了變質者的瘋狂詆毀和誣陷。好在極大多數中共黨人、尤其是工人農民這個生活在社會底層卻力量無比龐大的群體的捍衛，才使得企圖徹底詆毀和誣陷毛澤東的“黑惡勢力”無法完全得逞！

參考書目

《馬林給共產國際執行局的報告，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１日》

《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略史》，１９２３年８月１日，原載《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罷工勝利年紀念冊》 

《陳獨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黨代表會議的報告，１９２３年６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