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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崛起似乎被五花八門的陷阱說給纏住了：馬爾薩斯陷阱、民主陷阱、文明的沖突陷阱、新冷戰陷阱……最近又來了軟實力陷阱的變種——銳實力！真是你方唱罷我登場！

各種陷阱說有其話語體系，有其隱含邏輯，無論贊同還是批駁，只要用其概念，就會掉入其邏輯陷阱中。一句話，各種陷阱說本身就是陷阱。

比如“金德爾伯格陷阱”的邏輯前提是國際社會是無政府狀態的，不像在一個國家內由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維護社會秩序，國際社會只能由霸權國家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才能維護國際秩序。如果中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就會被認為是霸權國家行為；如果中國不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就會被認為不負責任。這就陷入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境地。

其邏輯陷阱是，這里的公共產品與我們強調的中國與其他國家一道給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中性涵義并不相同，只是由霸權國家提供，而霸權國家是唯一的。如果中國真如約瑟夫·奈所建議的積極提供公共產品，包括全球安全公共產品，美國的聯盟體系、霸權體系還能維持嗎？

這一說法，只是希望中國在一些領域給美國幫忙，而絕非希望中國真的取代美國。對此，我們千萬不能幼稚。

我們拉丁文和宗教課的知識缺乏，使得我們對于這些陷阱說很難說文解字，正本清源，看穿各種陷阱說背后的陷阱。我們把美國的軟實力概念拿來就用，不明白美國的“軟實力”概念基于硬—軟權力二分法思維，帶有鮮明的美國例外論與天定命運情結——認為自己永遠正確，且無所不能。這與中國傳統內圣外王的權勢觀大相徑庭。結果美西方就是不承認中國的軟實力，最近以銳實力來回敬。

而且，這些“陷阱”往往只是局部經驗、階段總結，并不反映必然規律。

比如修昔底德陷阱，且不說兩千多年前的西方局部歷史經驗能否適用于當今世界，尤其是東方文明古國，僅就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原因而言，西方史學界一直有爭議，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解釋只是其中之一，并非真理，而且修昔底德本人的邏輯前后不一。可以說，修昔底德陷阱是修昔底德本人給后人設的一個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用于中國，更是張冠李戴。中國自古有自己獨立的文明體系，近代探索出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工業體系是世界上最獨立而齊全的，更不用說有強有力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比歷史上任何時候更接近實現偉大復興的目標，是那種依附于美西方體系的拉美國家的境況所遠不能比擬的。

西方陷阱論層出不窮，這些陷阱的潛在邏輯是，中國不走西方的道路，前面就是萬丈深淵。其本質是不認可、不看好中國道路，反映了西方基督教思維的自以為是，認為自己代表了普世價值，終結了歷史選擇。這樣的思維致使西方總是不能實事求是看世界、看自己、看中國。

各種陷阱的本質是中國陷阱，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能否超越西方經驗、西方模式及西方價值，打破西方普世的神話。給中國設陷阱，表面上是無法正視中國崛起，其實是無法正視西方乃地方性概念；表面上給中國挖坑，其實是西方作繭自縛。

為什么陷阱說不斷？面對“四特中國”，西方的經驗、知識、觀念都不夠用了。

特長歷史。

在歐洲人看來，中國相當于羅馬帝國迄今還沒有解體。戴高樂曾說過，中國是一個比歷史還要悠久的國家。比誰的歷史悠久？當然是西方的歷史。西方知識很大程度上源于《圣經》，而《圣經》記載了人類各種古老文明，唯獨沒有中國。在耶穌誕生前221年，秦始皇已經統一了中國。一直到今天，中國的政治治理方式大體上還是秦開創的郡縣制。對于西方來講，中華文明是當今世界上唯一連續不斷的古老文明，仍煥發勃勃生機，不可思議。

特大規模。

“在我們比利時人看來，中國就是一個大洲。”慕尼黑安全會議主席伊辛格也曾自嘲說，“在歐洲只有兩類國家：一類是小國，另一類是還沒有認識到自己是小國的國家” 。人類工業化起源于英國，那個時候英國才幾百萬人口，后傳播到整個歐洲大陸，那也只有幾千萬人口，只有到了美國以后，工業化在人口數量才達到億級，而今天中國十幾億人在實現工業化。中國的手機用戶12億，網民數量7.51億，微信用戶就相當于美歐人口總和！

特世俗社會。

中國是當今世界唯一使用現存的非字母文字的國家，繼往圣之絕學，是西方所無法理解和把握的。更重要的，中國是歷史上唯一崛起的世俗國家，更讓西方納悶：中國不信教為何不垮？中國強大了如何使用自己力量？原來支持中國改革開放的目的是想把中國皈依成同類，沒想到中國有了“四個自信”！根子在于中國有天的概念，天之下諸神并存：儒道釋。中國把佛教中國化為佛學、禪宗，又把基督教中國化，讓西方演變中國的接觸政策落空。

特殊崛起。

中國工業化沒有靠海外任何殖民掠奪完成了積累，改革開放32年后就從農業大國變成世界第一大工業化國家，速度和規模均創造人類工業化奇跡。今天，中國的GDP超過美國的70%，史無前例。同時，中國的偉大復興不是恢復歷史最大版圖，不是重復國強必霸歷史，而是和平合作，共同復興，開創沒有霸權的時代。

當然，很難說西方學者是惡意拿這些陷阱來影響我們，一方面是西方知識不夠，關于中國的悖論導致各種陷阱說；另一方面，問題也在我們自己。西方看不清中國，我們說不清楚自己。

為何說不清自己？因為長期以來言必稱希臘，將西方理論奉為圭臬，崇洋媚外。陷阱說多是哈佛教授炮制出來的，中國的哈迷們再去呼應，媒體一跟風，有的還出現在領導人講話中，完成龐氏騙局。如今，靠忽悠中國人出名的老外越來越多。中國就在炒作這些美國學者的陷阱說中不自覺提升了美國的話語權。而如果僅是中國學者提，國內反而不那么熱衷。

同時，中國發展太快了，不僅西方沒有準備好，我們自己也沒有心理準備；或者一直兢兢業業，無暇理論總結。以西方為師，強調國際接軌，養成路徑依賴思維定式。如今改革開放到了爬坡過坎關鍵時刻，要警惕為各種陷阱說動心。

此外，中國發展到今天，太不容易了！許多不自覺呼應西方陷阱說的國人也是愛國心切，生怕行百里者半九十，偉大復興有閃失，一直小心謹慎，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生怕掉進各種陷阱去。

總是奉這些“陷阱”為圭臬，會造成一種惡性預期，一種心理暗示，最終自我實現。就是俗話說的，怕什么來什么。還是那句話，流言止于智者，陷阱終于自信。各種陷阱說，很大程度是中國人自己炒作起來的，這表明中國要真正徹底走出近代、告別西方，尚需時日。各種陷阱說，更提醒我們要堅定道路、理論、制度、文化自信。

西方看中國，總是從需要、期待出發，意圖將中國納入其軌道，讓中國在西方主導的體系中亦步亦趨；中國人看自己，不自覺拿西方，尤其是當今西方的代表美國來作參照，認定偉大復興以超越美國為目標。一句話，西方用他們的鏡子看中國，中國用西方鏡子看自己，這是陷阱說此起彼伏的供給與需求雙重邏輯。看穿西方把戲，保持戰略定力和戰略自信，有賴于中國學術自信的供給側改革。

我們正在開創前人從來沒有走過的路，西方并非過來人，不能對其有拜菩薩心理，對各種陷阱說一驚一乍。做好中國自己的事情，定位好自身世界角色，擼起袖子加油干，一張藍圖繪到底，就不會被各種陷阱說給忽悠了。

走自己的路，讓西方說去吧。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本文載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4期【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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