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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密 | 最早的中共歷史經驗總結報告，你絕對看不到的黨史

點擊：作者：丁曉平來源：《黨史博覽》發布時間:2018-08-22 10:21:40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策略（討論大綱）》（以下簡稱“討論大綱”）是一份十分罕見的中共歷史和工作的總結報告。這份珍貴的歷史文獻共5頁（其中第5頁為半頁），手刻油印，約3630多字，文末署名“社會科學研究會”，刊印于“十六年一月四日”，即1927年1月4日，保存完好。其中的時間、人物、事件的敘述和史實基本準確，真實可信，但在一些數據和事實上也與現在黨史研究的成果略有不同，因此值得黨史界進行深入地研究和探討。

下面，結合當下黨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筆者對《討論大綱》這份珍稀文獻考述如下：

第一，《討論大綱》把1920—1926年黨的歷史劃分為三個時期

《討論大綱》總結了中國共產黨自1920年在上海建立黨的早期組織，至1927年1月以來，六年間的革命歷程和歷史經驗，客觀、真實、科學、具體，具有思想性、系統性、鼓動性，是一篇斗志昂揚的總結報告，也是一份十分勵志的報告。

全文將這六年的發展斗爭史分為三個時期，即：

第一個時期，從1920年組黨到1922正式加入第三國際，為“開始進行時期”；

第二個時期，從1922年8月杭州西湖會議到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實現國民黨改組，為“進行與革命派聯合及參加革命時期”；

第三個時期，從1924年1月到《討論大綱》寫作之時的1927年1月，為“努力工人運動參加國民革命時期”。

在第三個時期，《討論大綱》十分理性地作了“批評與自我批評”，說：“不過有許多缺點，如主觀性太重，態度不好，不知活動方法，不注意小的問題、實際問題，這都是很大的錯誤。現在共產黨已非昔比，已經有了政治勢力，已經到了群眾的行動的黨了。在黨員的錯誤行為，可以防害全黨的發展，阻礙革命的道路，我們要特別注意！”同時，《討論大綱》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自信，文中還引用列寧的話“我們不要灰心，我們要注意許多零散的斗爭”來鼓勵全黨繼續努力奮斗。最后，還十分可貴地重點提出并總結了“聯合陣線”的策略，指出：“現在中國共產黨所處的環境，正如俄國當時一個樣子。我們黨員的責任應將工人群眾拉到手中，并應努力于奪取其他群眾的工作，此時應該要斟酌實際情形，決定我們的口號。注意地方政治，使活動方法適合于工農群眾。同時也能得到商人及一切小資產階級的同情，以鞏固我們‘聯合戰線’，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成功，俱在乎此。”

從1920年5月到1927年1月，這六年，正是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時期和大革命時期。《討論大綱》比較全面客觀地總結了中共的成長歷程和斗爭經驗，可謂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共黨史上最早的歷史經驗總結報告。報告字跡清楚，書寫工整，油印整潔，除了個別地方因為年久受污損約30個字左右之外，保存非常完好。從這份報告的寫作時間來看，它寫于1927年1月4日，也就是說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前，因此，這份報告可以說是中共在大革命之前的歷史與策略的經驗總結，保存至今，更加難能可貴。

第二，《討論大綱》中四個存疑的問題

在《討論大綱》中，有以下幾處問題值得我們研究和重視：

一是關于上海早期黨組織成立的時間與人員數量問題

《討論大綱》認為：“獨秀同志即聯合他們發起組織共產黨（民九年五月）”，“當時發起的一共有七個人。”

根據中共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的表述：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最早由陳獨秀于1920年6月在上海發起。在共產國際派出的全權代表維經斯基（化名吳廷康）的幫助下，陳獨秀以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為基礎，與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等人開會商議，決定成立共產黨組織，并初步定名為社會共產黨，還起草了黨的綱領。黨綱草案共十條，其中包括運用勞工專政、生產合作等手段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當時，圍繞著是用“社會黨”還是用“共產黨”命名的問題，展開了討論。隨后，經過醞釀和準備，陳獨秀征求李大釗的意見，完全同意正式定名為“共產黨”。1920年8月，在陳獨秀的主持下，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當時取名為“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其成員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骨干，陳獨秀擔任書記。

上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三個月前，也就是1920年5月成立的，稍晚于李大釗3月在北京成立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在時間上，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我們可以看到上海共產黨的早期組織是1920年6月由陳獨秀組織發起的，而不是《討論大綱》所說的“民九年五月”（1920年5月），二者表述相差了一個月。

在人數上，《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只提及了陳獨秀、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等五個人，《討論大綱》則說“當時發起的一共有七個人”。但是如果加上維經斯基和旅俄華人、俄共（布）黨員、翻譯楊明齋的話，則正好是七個人。

在黨的一大召開之前，先后參加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有：陳獨秀、俞秀松、李漢俊、陳公培、陳望道、沈玄廬、楊明齋、施存統（后改名施復亮）、李達、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啟漢、袁振英、李中、沈澤民、周佛海等。

二是關于北京早期黨組織成立的時間和人員問題

《討論大綱》認為：“是年九月，北京的共產黨也開始組織起來，黨員共有八個人，內有六個人是無政府黨，只有李大釗、張國燾是共黨，隨后開除了三個，同時又加入了四個。”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是這樣表述的：“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李大釗的辦公室正式成立。”北京黨組織當時取名為“共產黨小組”，最初成員有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三人。不久，張申府去了法國，黨組織吸收了黃凌霜、陳德榮、羅章龍、劉仁靜等人。后來，主張無政府主義的黃凌霜退出。1920年底，北京黨組織召開會議，決定成立“共產黨北京支部”，由李大釗任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羅章龍負責宣傳工作。至1921年7月，北京黨組織的成員有李大釗、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高君宇、繆伯英、何孟雄、范鴻劼、張太雷、宋介、李梅羹、陳德榮等，大多是北京大學進步師生。

二者表述，在時間上同樣也相差了一個月。在人員上亦有差別。

三是關于黨的“一大”參加人數問題

《討論大綱》說：“1921（民十年）開第一次代表大會于上海，有代表十一人，黨員三十八個。當時獨秀同志因在廣州沒有參加。”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是這樣表述的：國內各地的黨組織和旅日的黨組織派出13名代表出席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13個人分別是來自北京的劉仁靜、張國燾，來自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來自湖北的董必武、陳潭秋，來自湖南的毛澤東、何叔衡，來自廣東的陳公博，來自日本東京的周佛海，在上海本地工作的李達、李漢俊，以及由陳獨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在這里，他們冒著生命的危險，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共產黨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一起，代表全中國50多名黨員，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陳獨秀起草的中國共產黨黨章，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四是關于黨的綱領問題

《討論大綱》指出：“當時獨秀同志因在廣州沒有參加。他提出一個簡短的黨綱——黨絕對命令黨員，黨員服從紀律，確定共產黨應該是民主集權制，應該是信仰共產主義，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實行共產主義。”

筆者認為，上述這段表述，應該特別應該引起黨史研究高度重視。顯然，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陳獨秀就鮮明地提出了“黨領導一切”、“堅持黨的絕對領導”、“黨員服從黨的紀律”、“無產階級專政”、“實行共產主義”等黨的根本政策和最高理想。《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的相關表述雖然基本相同，但似乎沒有《討論大綱》這么鮮明。

第三，署名單位“社會科學研究會”是什么機構?

《討論大綱》結尾處署名單位為“社會科學研究會”。這是一個新的發現。應該說，在1927年或更早的時候，中共就成立了“社會科學研究會”，說明中共中央在建黨早期就特別注重社會科學和黨的思想理論建設，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目前，沒有史料確證該組織的具體情況，它是不是像陳獨秀在上海主持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一樣，是其主持的另外一個以學術研究為名的組織機構，或者黨內其他同志主持的組織呢？

我們在著名作家茅盾（沈雁冰）1957年4月所寫的《回憶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一文中可以看到“社會科學研究會”的記敘。他說：“我記得小組的成員有：陳獨秀、張東蓀、沈玄廬（此處有誤，張東蓀未加入“小組”，引者注）、李達、邵力子、李漢俊、周佛海、還有一些別人。小組開會在陳獨秀家里，會議不是經常開，主持人多是陳獨秀。開會時，有一個蘇聯人，中國名字叫吳廷康，很年輕，好像是顧問，他是共產國際派來做聯絡工作的……小組當時有個名稱，我忘記了，但不叫共產黨，也不叫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小組沒有黨章，我記得在嘉興南湖開會前一兩個月，陳獨秀叫我翻譯《國際通訊》中很簡單的《俄國共產黨黨章》，作為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參考。那時候，我覺得有些字不好譯，例如‘核心’這個名詞，現在對它我們很熟悉了，在當時就不知道用什么字譯得易懂明了。我們參加小組，沒有學習黨章，也沒有文字上的手續，只有介紹人。小組是秘密的。黨成立后，有‘社會科學研究會’作為公開活動的場所。”

作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茅盾的上述回憶具有一定的權威性，說明“社會科學研究會”在中共黨史上的確是真實存在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茅盾遭受通緝，轉入地下，開始以創作小說謀生。1928年7月，逃亡日本后與黨組織失去聯系。1930年4月回國，加入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與魯迅站在一起。當時，他曾提出希望恢復組織生活，未果。1940年，在西安隨朱德來到延安，再次希望恢復黨組織生活。但根據工作需要，中央認為茅盾作為著名作家，留在黨外對革命事業更加有利。新中國成立后，茅盾曾擔任文化部部長15年之久。1981年3月去世時，中央決定恢復他的黨籍，黨齡從1921年算起。

根據筆者的研究，與“社會科學研究會”名稱相接近的，就是當時陳獨秀等人在上海還成立了一個“社會主義研究社”。當時，陳獨秀除了主持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之外，的確還建立了一些以學術機構、學校來冠名的外圍組織，比如《討論大綱》中提到的“外國語學社”。具體舉例說，第一部《共產黨宣言》的中文全譯本就是由“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發行的。1920年5月，陳望道從家鄉浙江義烏帶著《共產黨宣言》的譯稿來到上海，本想在戴季陶主編的《星期評論》上發表，誰知該刊卻因上海當局的郵檢而被迫停刊。隨后，他將譯稿交給自己的學生俞秀松，托其轉交給陳獨秀。陳獨秀、李漢俊將譯稿校閱一遍后，決定出版《共產黨宣言》單行本。出版得到了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的支持，給予了經濟資助。隨后，上海黨的早期組織在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成裕里12號秘密建立了一個小型的印刷所，取名為“又新”。8月，《共產黨宣言》第一部中文全譯本單行本圖書就在這里誕生了。陳望道翻譯的這部中文全譯本《共產黨宣言》，共56頁，比小32開還略小，封面除書名外，自右向左橫排印刷有“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字樣。在該書的版權頁上，除了署名著、譯者之外，還署名“印刷及發行者社會主義研究社”。

第四，《討論大綱》寫作的目的和意義是什么？

《討論大綱》文字簡練，將中共1920至1926年的主要工作進行了總結，但也不盡全面，比如北伐戰爭、建立黃埔軍校、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等等，都沒有寫到。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1927年初的中國政治局勢，已經是“風雨欲來風滿樓”。盡管黨在大革命運動中不斷發展壯大，但由于共產國際作出妥協退讓的錯誤政策，中共中央也隨之采取右傾退讓政策，蔣介石加緊勾結中外反動勢力，隨即就發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革命走向失敗。問題是，“社會科學研究會”這個機構，在1927年1月4日的這個時間節點上，專門作出《中國共產黨底歷史與策略》的總結，其目的和用途是什么？又是誰主持起草的呢？哪些人參與了《討論大綱》的討論？更重要的是，中共高層開始總結建黨六年來的歷史和策略，但卻沒能避免遭到蔣介石反動派的進攻。這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總之，筆者認為，這份《討論大綱》具有重要的文獻和史料價值，為中共建黨初期的歷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內容，值得黨史學界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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