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大發展，盡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記者，發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
《紅旗》雜志創刊號。
１９５８年５月２５日，中共八屆五中全會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此次會議決定由中央主辦一個“革命的、批判的、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雜志”，定名為《紅旗》，每半月出版一次，由陳伯達擔任總編輯。會議要求全黨積極地支持這個雜志，要求各級黨委經常供給稿件，而且除了在中央成立一個編輯部以外，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都應成立一個編輯小組，負責征集、初步審定和修改稿件。就這樣，《紅旗》雜志于１９５８年６月１日在北京創刊。作為中共中央主辦的一份理論刊物，《紅旗》雜志的創刊可以說是當時國內國際政治形勢的需要，是“大躍進”運動和中蘇分歧互相促進的產物，而其中毛澤東所起的作用尤為重要。創辦《紅旗》雜志，是毛澤東首先倡議的。雖然決定出版《紅旗》是在中共八屆五中全會上作出的正式決定，但是籌備工作早就開始了。早在１９５８年３月召開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就提出了“出版理論刊物”的問題，而此次會議也是毛澤東為發動“大躍進”運動而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１９５８年３月８日，成都會議召開的第一天，毛澤東就提出２５個問題供與會者討論。其中第２４個問題就是關于“出版理論刊物問題”。在２２日的講話中，毛澤東著重講了辦刊物的問題。他說：“陳伯達寫給我一封信，他原來死也不想辦刊物，現在轉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辦，這很好。我們黨從前有《向導》、《斗爭》、《實話》等雜志，現在有《人民日報》，但沒有理論性雜志。原來打算中央、上海各辦一個，設立對立面有競爭。現在提倡各省都辦，這很好。可以提高理論，活潑思想。各省辦的要各有特點。可以大部根據本省說話，但也可以說全國的話，全世界的話，宇宙的話，也可以說太陽、銀河的話。”毛澤東在這里提及的“辦刊物”，指的就是《紅旗》雜志的創辦問題。接著，毛澤東講了“怕教授”的問題，為此還特意表揚了陳伯達一番，認為陳在這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他說：“怕教授，進城以來相當怕，不是藐視他們，而是有無窮的恐懼。看人家一大堆學問，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馬克思主義者恐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怕帝國主義，而怕教授，這也是怪事。我看這種精神狀態也是奴隸制度、‘謝主隆恩’的殘余。我看再不能忍受了。當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們一頓，而是要接近他們，教育他們，交朋友。”“現在情況已有轉變，標志是陳伯達同志的一篇演說（厚今薄古）、一封信（給主席的），一個通知（準備下達），有破竹之勢。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奮工作好，但統治宇宙膽子小了。”其中談到的陳伯達的“一篇演說”，是指陳伯達于１９５８年３月１０日應郭沫若邀請在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的講話，題目為《厚今薄古，邊干邊學》，后曾作為陳伯達的另一篇文章《批判的繼承和新的探索》附錄的形式，發表在１９５９年７月１日《紅旗》雜志第１３期上。陳在講話中主要談哲學社會科學如何“躍進”的問題。他說：哲學社會科學應該躍進，也可以躍進。躍進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邊干邊學。陳伯達晚年回憶說，此次講話“是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向社會科學界傳達毛主席的觀點”，并不是“自己擅自決定的”；而以后在《紅旗》發表的《批判的繼承和新的探索》一文，是對此次過于偏激的講話的一個糾正。這可以說是一個遲到的糾正，而且足足遲到了一年多，其所造成的危害已經鑄成，其政治使命已經完成。而“一個通知”，是指準備下發的《中共中央關于各省、市、自治區必須加強理論隊伍和準備創辦理論刊物的通知》，后于１９５８年４月２日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另外，毛澤東還多次強調：“從古以來，創新思想、新學派的人，都是學問不足的青年人。孔子２３歲開始講學，學問是慢慢學來的。耶穌年紀不大，有什么學問？釋迦牟尼１９歲創佛教。孫中山青年時有什么學問？他的學問也是后來學來的。馬克思開始著書時，只有二十幾歲，寫《共產黨宣言》時，不過３０歲左右，學派已經形成了。歷史上總是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年紀不甚大，學問不甚多，問題是看你方向對不對。年輕人抓住一個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過他們的。梁啟超年輕時也是所向披靡。而我們在教授前就那么無力，怕比學問。辦刊物，只要方向不錯，就對了。”“現在我們要辦刊物，要壓倒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們只要讀十幾本書就可以把他們打倒。刊物搞起來，就逼著我們去看經典著作，想問題，而且要動手寫。這就可以提高思想。現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不辦刊物，大家就不想，不寫，也不會去看書了。”“各省可辦一個刊物，成立一種對立面，并且擔任向中央刊物發稿的任務，每省一年６篇就夠了。總之，１０篇以下，由你們去組織，這樣會出現英雄豪杰的。”“從古以來，創新學派、新教派都是學問不足的青年人，他們一眼看出一種新東西，就抓住向老古董開戰！而有學問的老古董，總是反對他們的。……歷史難道不是如此嗎？我們開頭搞革命，還不是一些娃娃，二十多歲，而那時的統治者袁世凱、段祺瑞、譚延闿、趙恒惕都是老氣橫秋的。講學問，他們多；講真理，我們多。”從毛澤東的一系列講話中，不難看出他倡議辦刊物的出發點：一方面是想壓倒所謂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同他們爭奪理論陣地；另一方面是想借此提高中共領導人的理論水平，解放他們的思想，以便使他們能夠放手大膽地支持毛澤東即將發動的“大躍進”運動。他用“從古以來，創新學派、新教派都是學問不足的青年人”、“歷史上總是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等論斷，來鼓舞士氣，告誡與會者沒有必要怕教授，因為雖然他們學問多，但是真理掌握在我們手里，就像辦刊物一樣，只要方向正確，就可以了。
毛澤東提出創辦刊物，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將《紅旗》作為中國對外宣傳其政策和理論的窗口，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走向世界。早在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毛澤東就曾針對當時新華社在開展國外工作方面思想保守、行動遲緩的情況，作過如下指示：“應該大發展，盡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記者，發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在莫斯科會議上，赫魯曉夫提出了要辦一個國際性理論刊物的倡議。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啟發了毛澤東要創辦一個理論刊物的想法。對于赫魯曉夫提出的創辦共同刊物的問題，波蘭共產黨第一書記哥穆爾卡表示了他的擔心。回國之前，他特意向毛澤東告別，并提出了他的擔憂。毛澤東對他說：“刊物不容易辦好，既然要辦就要把它辦好。誰參加誰不參加由各個黨自己決定。不要搞聯絡局，也不要搞聯絡局刊物，更不要成立像第三國際、情報局那樣的固定組織。”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２０日晚，毛澤東準備啟程回國。在去飛機場的途中，他與同坐一輛車的赫魯曉夫又談了這個問題。對此，吳冷西在其《十年論戰》中比較詳細地敘述了這兩位領導人的談話。他寫道：“毛主席告訴赫魯曉夫，他在昨天跟哥穆爾卡談話時講到，不要在共同辦的刊物上展開兄弟黨之間的爭論，不要一個黨發表文章批評另一個黨。在各個黨自己辦的刊物上，也不要公開批評別的黨。兩個黨之間有不同意見，可以通過內部協商，內部解決問題。”“毛主席說，歷史證明，一個黨公開批評另外一個黨效果都不好。他說，這個問題跟多列士談過，跟杜克洛也談過，跟意大利黨也談過，跟英國黨也談過。他們都覺得，公開批評別的黨的辦法不好，即使意見正確，別的黨也不容易接受。所以希望我們對這個問題能夠達成協議，不要公開我們內部的分歧，不要在刊物上公開批評另外一個黨。赫魯曉夫當時也表示同意。毛主席說，這個問題我是答應了哥穆爾卡的。在最后臨別之前，給你提這么一個建議，刊物辦起來以后，不要成為互相爭論的刊物。赫魯曉夫說，完全贊成，完全贊成。”１９５８年１月３１日，赫魯曉夫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詢問關于出版共同刊物的問題。他在信中說：“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會議上，許多代表團提出了關于出版一個國際性理論性刊物的建議。當時約定，愿意參加出版雜志的各國黨，在進行必要的協商和準備工作以后，即著手實現這個建議。蘇共中央認為，為了不使事情拖得太久，目前需要了解哪些黨打算參加出版這個理論刊物，并且就出版這個刊物有關的具體問題開始交換意見。我們的意見是，這個雜志可作為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的聯合刊物。它不應當成為發號施令的刊物；它將從事宣傳、研究馬列主義問題，并且是各兄弟黨交流經驗的國際講壇。１９５７年１１月于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的宣言中所提出的思想和原則將是這個雜志的基礎。”２月２７日，毛澤東給蘇共中央發了一封關于同意出版《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的電報，作為對赫魯曉夫信的答復。毛澤東說：“中共中央同意在布拉格出版一個國際性理論月刊，作為參加這一刊物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的聯合刊物，也同意蘇共中央所提出的關于刊物的基本原則和出版經費的分擔辦法。”“中共中央準備派出王稼祥、劉寧一、趙毅敏同志出席將于３月７日～８日在布拉格召開的創辦雜志的各黨的代表會議。”《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志的中國版，是在王稼祥的領導下主辦的；派到布拉格的中國黨的代表是趙毅敏。１９５８年８月，《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志正式出版，比《紅旗》雜志創刊晚兩個月。中共參與這一國際性理論刊物的出版，一方面可以通過它了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動態，另一方面也可以將自己的經驗和理論觀點通過它發表出來，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交流。從某種意義上可以這么說，它是中共在國際上的窗口，而《紅旗》則是中共在國內的喉舌。一個是中共部分的國際性理論刊物，一個是中共黨內的理論刊物，兩者遙相呼應，將毛澤東思想以理論經驗的形式宣傳出去，又將國際共運的動態引進來作為參考，真可謂是珠聯璧合。但是，中蘇公開論戰期間，中共于１９６４年宣布退出了《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編輯部。對此，毛澤東后來認為，過早地退出這個國際組織，這是在黨的七大以后，我黨所犯的第三個歷史性的錯誤。毛澤東對《紅旗》雜志非常重視。在《紅旗》籌備出版期間，親自參加了許多相關的事宜。早在成都會議上，他就指定由陳伯達擔任《紅旗》總編輯，后經八屆五中全會同意通過。他高度贊揚了《紅旗》發刊詞，親筆為《紅旗》題寫了刊頭，而且還親自擬定了《紅旗》第一任編委名單。１９５８年５月２４日，也就是中共八屆五中全會公布出版《紅旗》雜志的前一天，毛澤東高度評價了《紅旗》發刊詞，并批示：“此件寫得很好，可用。”當天，他在給《紅旗》總編輯陳伯達的信中，談到了為《紅旗》題刊頭的問題。他說：“報頭寫了幾張，請審檢；如不能用，再試寫。”另外，毛澤東在他題寫的其中兩幅“紅旗”字的旁邊，還寫了“這種寫法是從綢舞來的，畫紅旗”及有一幅“比較從容”的字樣，以供陳伯達考慮。毛澤東一共為《紅旗》題寫了２０多幅刊頭，后來從中選出兩字作為《紅旗》雜志的正式刊頭。《紅旗》雜志上正式標明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也是毛澤東決定的。從以上的種種細節中，足可以看出毛澤東對《紅旗》雜志的重視程度。《紅旗》編委會的陣營頗為強大。第一任編委有鄧小平、彭真、王稼祥、張聞天、陸定一、康生、陳伯達、胡喬木、柯慶施、李井泉、舒同、陶鑄、王任重、李達、周揚、許立群、胡繩、鄧力群、王力、范若愚。對于這個編委名單，李銳曾提到：“開初擬定的召集人名單中似有我，我表示自己業務甚忙，后來也就沒有列我的名字。”這個編委名單是毛澤東一個一個擬定的，可以說囊括了當時中共中央所有的“筆桿子”，而且從編委名單安排上，也不難看出毛澤東在擬定這份名單時的仔細酌量。
除了積極參與籌備《紅旗》出版的相關事宜外，毛澤東對創刊后的《紅旗》雜志也是多加支持的。
他不僅在其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自己非常重要的文章《介紹一個合作社》，而且還對《紅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論文章嚴格把關，對自己認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慮在《紅旗》上發表。
（來源：“新時代發展百人論壇”微信公號，原載“新歷史求真”微信公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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