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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中央紅軍在湘江戰(zhàn)役中與國民黨軍苦戰(zhàn)五晝夜，粉碎了蔣介石將中央紅軍“聚殲于湘江以東地區(qū)”的圖謀。圖為反映紅軍在湘江戰(zhàn)役中英勇作戰(zhàn)的油畫  樊甲山/供圖

長征是中國革命歷史上的偉大壯舉，是中國共產(chǎn)黨和紅軍譜寫的壯麗史詩，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的巍峨豐碑。所謂“放水”論置歷史事實于不顧，肆意篡改、隨意裁剪歷史，乃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論調(diào)。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踏上戰(zhàn)略轉移的漫漫征程，開始長征。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部隊勝利會師。長征的勝利，是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創(chuàng)造的人間奇跡，充分表明中國共產(chǎn)黨及其領導的中國工農(nóng)紅軍具有戰(zhàn)勝任何困難的無比頑強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戰(zhàn)勝的力量。然而，近幾十年學界有一種論調(diào)認為，紅軍取得長征勝利的原因在于蔣介石“放水”。這一謬論本質(zhì)上是歷史虛無主義。

“放水”論由來已久

所謂“放水”論主要針對中央紅軍，其核心觀點有兩個。一是紅軍之所以能從中央蘇區(qū)成功突圍，是蔣介石蓄意設計的結果。蔣介石故意在中央蘇區(qū)西面留出缺口，并不斷加大對中央蘇區(qū)北部、東部的進攻，目的是逼迫紅軍西走，并無消滅紅軍之意。二是蔣介石逼迫紅軍西走，意在借追擊之機，降服西南軍閥，以控制西南。

從思想源頭上講，“放水”論由來已久，只是時人沒有明確使用“放水”一詞。1934年9月，胡漢民在致國民黨美洲及倫敦各總支分部的函稿中稱：“西南各省軍隊已痛加邀擊，惟寧中各軍號稱剿赤，實則按兵不動，坐觀成敗，近共勢稍戢則又驅兵于湘粵桂邊境，威脅西南，期實現(xiàn)其數(shù)年來統(tǒng)一西南之迷夢。三十余師之駐閩，十余師團之入湘，處心積慮實在于此，乃復佯為和緩制造各種和平合作等空氣。”1941年2月23日，蔣介石在重慶接見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的代表居里時說：“余緬想前事，深覺共產(chǎn)黨之威脅，我國實因禍而得福。如無共黨，中央軍恐不能入西南川、滇等省。”

“放水”一詞被明確使用是在國民黨敗退臺灣后，其目的無非是為國民黨追堵紅軍失利乃至最終敗退臺灣編織一塊遮羞布。《蔣緯國口述自傳》寫道，“從整體來看，當時與其說是沒有包圍成功而被中共突圍，不如說是我們放水……以當時的情況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政治戰(zhàn)略，我們隨著共軍進入云貴川，使中國達成真正的統(tǒng)一”。近年來，一些人在上述舊說之上，進一步發(fā)揮“想象”，竟然宣稱“蔣介石放走紅軍還有一個更秘密的純私人動機：他要斯大林釋放在蘇聯(lián)做人質(zhì)九年的兒子經(jīng)國”，真可謂荒誕不經(jīng)、匪夷所思。

充斥錯誤邏輯

要使“放水”論成立，必須滿足若干前提條件：首先，蔣介石必須具備徹底封鎖中央蘇區(qū)的能力，否則難以解釋其在西面留出缺口，究竟是出于故意還是能力所限。其次，蔣介石必須能夠及時了解紅軍及西南軍閥的動向和意圖，否則他就難以預計紅軍長征路線。再次，國民黨中央軍必須能夠有效執(zhí)行蔣介石的命令。

然而，在當時歷史背景下，以上前提條件都不成立。以紅軍的行軍動向為例，蔣介石日記恰恰顯示他未能及時掌握紅軍的確切動向。例如中央紅軍于10月10日正式開始長征時，蔣介石竟然一無所知，直至10月23日的日記仍寫道：“匪果西竄乎？”由于無法掌握紅軍具體動向，蔣介石自然也無法確定何時何地進行所謂的“放水”。

即便這些條件能夠成立，歷史事實仍與所謂“放水”論存在諸多矛盾的地方：如果蔣介石故意“放水”紅軍去西南，那么不設置封鎖線豈不是更利于紅軍向西突圍和國民黨中央軍尾隨？如果蔣介石故意“放水”紅軍去西南，紅軍又怎會在湘江戰(zhàn)役中損失慘重？如果蔣介石有意驅趕紅軍去四川，紅軍又怎會北渡長江受阻，以至于不得不四渡赤水、費盡周折？

“放水”論秉持的歷史觀十分幼稚。該說常以蔣介石在中央紅軍突圍前夕采取的“驅其離巢”策略自證。雖然這一策略表面上看似有“放水”之意，但蔣介石在“驅其離巢”的同時，還在“遠處張網(wǎng)”，采取欲擒故縱策略。除了“驅其離巢”外，胡漢民、李宗仁、蕭佛成、胡羽高等人對蔣介石“放水”的暗諷言論，也成為“放水”論者所謂的“線索”。然而，暗諷蔣介石“放水”并不等同于蔣介石實際“放水”，因為這些發(fā)表暗諷言論的人，或是國民黨內(nèi)的反蔣派，或是與反蔣軍閥有著緊密聯(lián)系的人士。他們發(fā)表此類言論，意在指斥蔣介石“剿匪無能”，削弱其政治權威，以圖自保或“倒蔣”。換言之，他們所謂的“放水”言論，本質(zhì)上是一種政治之爭的“話術”，豈能作為嚴肅論據(jù)？

實際上，對“放水論”最有力的反駁恰是蔣介石本人的各種決策和言論。在部署第五次“圍剿”時，他的計劃是要“聚殲匪軍于贛南地區(qū)”。中央紅軍從江西突圍至湖南后，蔣介石給追擊部隊下達的指令是，“務將西竄匪部聚殲于湘江以東地區(qū)，勿使漏網(wǎng)”。隨著中央紅軍一路西進到云貴川等地，蔣介石仍處心積慮地想要消滅紅軍。1935年4月10日，蔣介石訓示各將領要“不顧一切，跟匪窮追”，“所謂斬草除根，此其時矣”。總之，殲滅紅軍主力始終是蔣介石的首要目標，那種將假象當作真相的“放水”論顯然大錯特錯。

紅軍之所以能夠突破數(shù)量和武器裝備均占絕對優(yōu)勢的敵軍封鎖，取得長征勝利，根本原因在于堅不可摧的理想信念、靈活機動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和英勇善戰(zhàn)的斗爭精神。中國共產(chǎn)黨是全心全意為民族謀復興、為人民謀幸福的政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正因如此，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共產(chǎn)黨人能與錯誤路線持續(xù)斗爭，召開遵義會議，確立正確軍事路線，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也正因如此，廣大紅軍戰(zhàn)士在危急關頭，勇于犧牲，敢于斗爭，甘于奉獻，克服一個又一個看似不可能戰(zhàn)勝的困難，完成一個又一個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如在新圩阻擊戰(zhàn)中，紅三軍團紅五師與敵軍激戰(zhàn)三晝夜，師參謀長英勇犧牲，兩個團的干部幾乎全部傷亡，全師3000余人損失逾兩千，但最終仍然成功掩護軍委兩個縱隊安全過江。在覺山鋪阻擊戰(zhàn)中，紅一軍團紅二師第五團政委易蕩平等2000余名紅軍將士英勇犧牲，確保中央紅軍順利渡過湘江；為掩護主力部隊過江，紅三軍團第六師第十八團與桂軍3個師進行兩晝夜的激戰(zhàn)，多數(shù)將士壯烈捐軀；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在擔任殿后任務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最終大部分犧牲。反觀國民黨中的反動勢力集團，為一己私利，相互傾軋、鉤心斗角，軍紀渙散、貪生怕死，特別是一些地方軍閥武裝，吸食鴉片，欺壓民眾，好賭濫行，幾為烏合之眾。兩相對比，只要執(zhí)行正確的政治、軍事路線，紅軍就必然取得長征勝利。

有的“放水”論者提出，被任命為“追剿”軍總司令的何鍵，在把守第四道封鎖線時，洞悉了蔣介石有意讓紅軍進入西南的戰(zhàn)略意圖，因此故意采取退讓策略，允許中央紅軍主力在數(shù)日之內(nèi)渡過湘江，并裝模作樣地對殿后部隊發(fā)起攻擊。這種觀點的錯誤在于，當時中央紅軍主力計劃是到湘西與賀龍領導的紅二方面軍會合，但是中央紅軍在湘江戰(zhàn)役中損失慘重，加上蔣介石已經(jīng)在中央紅軍前往湘西的路上調(diào)集重兵。在這種情況下，中央紅軍才決定向西而行，利用廣西北部復雜的地形掩護，躲避國民黨的“追剿”。對于這種決策，何鍵絕不可能事先預知，又何來“故意”。

還有“放水”論者認為，對中央蘇區(qū)的軍事“圍剿”還未結束，作為此次軍事“圍剿”最高統(tǒng)帥的蔣介石卻遠離前線，故意為“放水”制造條件。該論斷隱含一個前提，即蔣介石離開前線，便不再指揮軍事行動，或者蔣介石不親臨前線，國民黨對中央蘇區(qū)的“圍剿”就會中止。實際上，即便蔣介石不在前線，他依然關注江西前線的軍事動態(tài)和紅軍動向，并通過電報等指揮前線部隊。這一點在蔣介石日記以及臺北“國史館”館長編纂的《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中都有明確記載。

剪裁和惡用史料

史料是研究歷史的基礎。在歷史研究中，個人的日記、信件和回憶錄等，都是有價值的史料，但需要進行嚴格的辨?zhèn)魏涂甲C，并置于特定的歷史語境中進行細致分析。在史料運用上，“放水”論就存在嚴重問題。

一是故意回避觀點相左的史料。如張戎等人合著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在寫湘江戰(zhàn)役時，就有意忽視與李德等人有關的史料，只因這些史料證明紅軍在湘江戰(zhàn)役中遭到國民黨阻擊并付出巨大傷亡，與他們想論證的“放水”論不符。可笑的是，他們?yōu)榱嗽g毀、污蔑毛澤東同志的形象，在同一本書中的其他地方，又多次引證李德等人的史料。

二是違背“孤證不立”的原則。“放水”論者大多僅利用一份材料就得出所謂“確鑿”結論。如蔣緯國得出“放水”論的依據(jù)，僅為一名飛行員的回憶，沒有其他文獻資料佐證，而且沒有交代這名飛行員“證言”涉及的具體時間和地點，甚至連飛行員的名字都沒有透露，無從核實真假。另有一些論者憑借的是一則關于蔣介石對下屬談及西南時局的回憶，同樣沒有其他資料佐證。

三是斷章取義。有的“放水”論者引用1934年11月底北平政務委員會秘書長何其鞏給蔣介石的密函作為“論據(jù)”，即“贛匪之可慮，不在其竄逃，而在其守險負隅，曠日持久……贛匪倘能在贛川以東，合圍而聚殲之，固為上策，否則有計劃的網(wǎng)開一面，迫其出竄，然后在追剿中予以節(jié)節(jié)之擊滅，似亦不失為上策中之中策也”，認為這是何氏窺破蔣介石所謂“放水”意圖而作的進言。事實上，這封密呈是何其鞏就日本問題發(fā)表的看法，主要談的是安定北方、鞏固中部、經(jīng)營西南三方面的內(nèi)容。上述引文實乃何氏在“鞏固中部”部分中，針對時人擔心的“贛匪主力西竄經(jīng)湘入川再造根據(jù)”觀點所做的評論，與蔣介石“放水”并無關系。而且，密函所提“在贛川以東，合圍而聚殲之”，更是對“放水”論的直接否定。

長征“放水”論打著所謂“還原歷史”、“追求歷史真相”的旗號，實則通過編造、扭曲和遮蔽等手段，混淆歷史的支流和主流、現(xiàn)象和本質(zhì)。長征是中國革命史上的偉大壯舉，是中國共產(chǎn)黨和紅軍譜寫的壯麗史詩，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的巍峨豐碑。所謂“放水”論置歷史事實于不顧，肆意篡改、隨意裁剪歷史，乃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論調(diào)。

作者：敖凱，作者單位：中國歷史研究院歷史理論研究所；來源：《歷史評論》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