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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貴州省貧困人口最多的畢節市，如果不是依靠發展集體經濟把貧困農民組織起來，那么其脫貧攻堅任務將非常艱巨。從2017年開始，畢節市首輪選擇350個村黨支部，試點學習安順的塘約經驗，兩年后形成本土經驗，結果表明，組織起來比沒有組織好。不能忽視“組織起來”的力量，組織起來就有社會分工，就有社會進步。其中，集體合作社的1.0版本是成立村集體合作社，解決農戶單打獨斗問題，但成立村級合作社還存在一個村的單打獨斗問題。

于是發展出2.0版本的鄉鎮黨委統領合作社，解決村莊單打獨斗的問題。其中畢節七星關鴨池鎮最有示范意義，其做法是：提出鄉村振興首先是產業振興，為了避免村莊之間同質化經營導致惡性競爭，由鎮一級的合作總社領導26個村合作社，在鎮合作總社設立五個專班，分別是產業選擇、人員培訓、資金籌措、經營管理、市場開發。四個字概括為“兩統一干”，鄉鎮統前后兩端，村合作社干中間。通過合作總社把鄉村聯合起來，實現鄉和村的有機結合，進而面對市場，做綠色發展的新型集體經濟。集體經濟具備信任優勢，如果存在產品滯銷問題，就是打了鄉鎮黨委書記的臉。由此建立一個整體有機的運作模式。

下一步3.0版本則是要解決鄉鎮單打獨斗的問題，發展縣、鄉、村聯辦的集體經濟，形成縣、鄉、村三級合作的經濟組織格局，以國有組織作平臺，建立新型縣域經濟。以前倡導“龍頭企業+”的模式，但是企業是逐利的，將農民的勞動算作成本。農民的勞動要創造價值，就不能按照按資分配的模式，要變成按勞分配為主、按資分配為輔，讓農民當家作主。集體經濟真正的龍頭是黨委，可靠的同盟軍是國有經濟，因為國有經濟不像有些外來企業帶著盈利、剝削的目的而來，隨時又會跑路。因此，王宏甲倡議推廣縣域國有經濟。

在這樣一個900多萬人口的多民族的深度貧困地區，能走出這樣一條路，對各地都有很大的啟發意義。

畢節沒有否定原來的農村改革，而是在此基礎上靠黨的領導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走出一條統分結合、重建集體經濟和鄉村共同體的道路。

“分”的改革對擺脫貧困、實現鄉村振興發揮了積極的但也是有限的作用，所導致的農民分散化使他們無法為長遠的、集體的利益共同奮斗。要實現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必須要加強“統”，把農民按照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的總目標組織起來。領導農民進行這樣的“統”，實行統分結合，推進鄉村振興，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在農村工作中的歷史使命。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呂新雨主張在發展轉型的脈絡里，理解塘約道路和畢節實踐的意義，分析了為什么這些實踐需要黨的領導。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在這個轉換過程中，中國需要一個再組織化過程，其中有個問題需要重新討論，即以什么原則進行再組織化？

對鄉村來說，第一種是資本下鄉塑造鄉村，外來資本如龍頭企業也是一種組織力量，但有利有弊。

第二種方式是精準扶貧，從城市輸入第一書記（尤其是東部對西部）使鄉村發展獲得市場空間和資源，但并不長久。

第三種方式是黨組織的資源直接注入鄉村。從塘約道路、煙臺實踐到畢節實踐，黨的組織建設的延伸成為鄉村再組織的資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為鄉村提供了一種非市場的資源，農民不需要為黨組織的組織成本付費，這個組織是將內生型發展和外生型發展結合起來。在精準扶貧的實踐中，有很多基層組織為了應對自上而下的政治壓力，使得村莊內生的組織資源不足或者組織動力不夠，從而整個村莊缺乏內生性發展動力，不能夠真正解決貧困問題，這也是為什么大家擔心當扶貧資源撤出，鄉村會產生大規模的返貧。接下來鄉村振興要建立長效機制，其中核心的一點是組織資源的再生和可持續。

從外循環到內循環再到內外雙循環，鄉村的角色不可或缺，農工商在地化和東西部協作的意義超出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勝劣汰法則。中國的精準扶貧是社區型的，所有的“社區成員”必須進入到精準扶貧乃至鄉村振興的過程中，尤其是鰥寡孤獨也能夠進入到勞動創造財富、勞動創造價值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再造的過程中。在這個過程中尋找鄉村振興的破局之道，再造一個可持續的、綠色發展的、所有人都從中獲得勞動收入的鄉村振興體系，這個體系是能夠和內外循環聯動的體系。這種新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落腳點就是新型集體經濟。

清華大學教授嚴海蓉把中國集體經濟的制度經驗放置在國際上關于“公共”（或者叫“公地”）的理論探討上，認為中國經驗不僅對我們探索中國鄉村振興之路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也能對世界的普遍問題起到借鑒性的作用。

1968年，美國生態學家G. 哈丁發表題為“公地的悲劇”的文章，前瞻性地在全球范疇提出了“公地”的前途問題，把“公地”的命題延展到世界人口問題、公共環境、公共資源(如大氣、海洋)。哈丁的“公地的悲劇”與亞當·斯密關于“看不見的手”的命題相反。亞當·斯密認為通過市場“看不見的手”，個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能夠達成一致性。約一百年后，哈丁的命題恰恰指出了個體利益、個人自由與社會公共利益的矛盾性，如果放任個體利益和自由，這些“公地”都會面臨無法避免的悲劇。美國政治經濟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在世界各地的公地維護中發現了多種合作制度實踐。這些實踐表明，公地的悲劇是組織化缺位的悲劇，克服公地的悲劇，關鍵不是取消公地，而在于通過組織化建立聯通個體和共同體利益的長效關系。

從廣義的農業資源來說（包括農牧漁），中國可能擁有世界上最大量的“公地”，中國農業“公地”的管理有著豐富的經驗和教訓。總結中國實踐經驗，既關乎中國農業資源的未來、關乎鄉村振興的前途，也對世界公地的管理有著重要的意義，將會是中國對世界的重要貢獻。（中國可能擁有世界上最大量的“公地”，意為中國國有和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