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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種戰略思維的背后都有一種哲學基礎。戴高樂說，在亞歷山大的行動里，我們能夠發現亞里士多德。同樣，我們在拿破侖的行動里可以發現盧梭和狄德羅的哲學;在希特勒的行動里可以發現尼采和特賴奇克的哲學;在東條英機的行動里可以發現福澤渝吉和神道教。

　　福澤渝吉是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的文化領袖，極力主張侵略朝鮮、中國。他提出：“海陸軍大舉進入支那，直陷北京城”，“蹂躪支那帝國四百余州。”當時日本有識之士就說：福澤渝吉“企圖變日本帝國為強盜國”，“必為將來遺留不可挽回的災禍”。后來的歷史發展正是這樣。福澤渝吉思想是當今日本政治右傾化的圭臬。1984年日本發行的一萬日元紙幣，把上面的圣德太子像換成了福澤渝吉像，五千元頭像是新渡戶稻造，即《武士道》的作者。這一改變具有象征意義，表明日本決心要走政治軍事大國的道路。

　　布什主義的哲學基礎，是把對基督教的虔誠轉變為排他性的國家政策，用基督教極端主義反對伊斯蘭極端主義。弗朗西斯·福山的哲學是美國新保守主義的現實理論。冷戰導致蘇聯解體后，福山出版了《歷史的終結》一書，武斷地提出“除了自由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人類沒有別的進化可能，這就是歷史的終結。”他認為美國有義務借助武力優勢將美式民主推向全世界。但伊拉克戰爭的結局使福山進行反思。他承認“美國以為單憑武力便能改變世界的想法，實在是癡人說夢。”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不過是霸權主義文化的哲學廣告，因而注定是短命的。冷戰后美國發動的幾次戰爭，不論從動機還是結果上都難以令人信服。科索沃戰爭是“和而不平”，阿富汗戰爭是“消而不滅”，伊拉克戰爭是“勝而不利”。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之初，曾躊躇滿志地宣稱，他是用“戰爭思維”來考慮美國對外政策的“戰爭總統”。然而事實證明，這是一場缺乏正確戰略思維，由傲慢、偏見和功利主義主導的戰爭，是沒有兵法藝術的戰爭。結果是用暴力取得的又被暴力所取代，不僅激發了伊拉克內部的教派沖突，而且導致不同文明之間結下世仇，美國將長久地為布什的戰略錯誤付出代價。大戰略思維要求在發動戰爭之前就籌劃好如何結束一場戰爭。而美國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止步。

　　指導戰爭不是純科學的科學、純藝術的藝術。它既是科學、又是藝術。

　　歷史戰爭經驗告訴我們，駕馭戰爭的自由，來自認識戰爭中的必然。從戰爭準備、危機處置、開戰決心，到訓練部隊、指揮作戰都必須具有科學的戰略思維和高超的軍事藝術，否則就會無謂犧牲戰士的生命來彌補戰略失誤、指揮員素養和部隊訓練的不足，甚至輸掉一場戰爭。那才是不仁之至的事。指揮員在進行戰略思維和科學決策時，最關鍵的是掌握科學的軍事認識論與方法論，要盡可能地充分利用已有的一切思維方法的科學成果，使戰略思維獲得更多、更科學的方法論工具。運用自己所積累的軍事科學及其他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包括歷史學和數學的知識，結合實踐經驗，進行獨立思考。同時吸取正確的建議，辨別不實事求是的甚至是偽科學的建議，以避免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戰爭面前出現失誤。

　　在中國現代史上，當文化和思想戰線進行兩種哲學論戰的時候，在廣闊的戰場上，毛澤東和蔣介石按照各自的哲學基礎所建立的戰略思維，指導著兩軍進行決定中國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一系列決戰。結果是毛澤東的軍事辯證法戰勝了蔣介石的軍事唯心論和形而上學。

　　毛澤東是從軍事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展現軍事哲學的內容。

　　毛澤東軍事思想在指導戰爭方面，概括地說，第一，強調在既定的客觀物質基礎上能動地爭取勝利。戰爭的勝負主要取決于作戰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同時還取決于作戰雙方的主觀指導能力。戰略上的以弱勝強必須通過戰役戰斗的以強擊弱來取得，這就是通過正確的主觀指導，集中兵力、兵器，制造敵人的錯覺和不意，形成局部優勢，從而具備了在一定時間空間戰勝敵人的物質基礎。這是毛澤東軍事哲學同機械唯物論和唯意志論軍事哲學的根本區別。

　　第二，提出研究和指導戰爭的根本方法，就是“熟識敵我雙方各方面的情況，找出其行動的規律，并且應用這些規律于自己的行動。”確立從偵察、判斷、決心到部署的一系列互為前提的軍事認識與指導戰爭的邏輯程序。指出：“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于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于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于周到和必要的偵察，和對于各種偵察材料的連貫起來的思索。”這是辯證法、認識論、邏輯學的統一在戰爭指導上的體現。

　　第三，強調認識情況的兩個過程，即：“認識情況的過程，不但存在于軍事計劃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軍事計劃建立之后”。作戰發起之后，依據新的情況、新的認識，調整甚至改變作戰計劃。

　　第四，作戰計劃要建立在能夠對付出現最困難情況的基礎上。指出：“在研究部署時，除根據當前情況外，還要估計到情況的某些可能的變化，要設想敵可能變化的幾種情況，其中應包括一種較嚴重的情況，要準備在這種情況下有對付的辦法。”這不僅是部署原則，也具有方法論的意義，是解決主觀指導的計劃性與客觀變化的概然性之間矛盾的正確方法。

　　第五，研究戰爭規律要著眼特點和發展，軍事領域是繼承與變革的統一，在辨證否定中前進。

　　第六，戰略與戰役戰術的相反相成，即戰略上的有規則有定向、戰役戰斗上的不規則無定向;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戰略防御中的戰役戰斗進攻、戰略持久中的戰役戰斗速決、戰略內線作戰中的戰役戰斗外線作戰;戰略上以一當十、戰役戰斗上以十當一，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

　　第七，立足于完全主動地位的作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打無把握、無準備之仗。實行有利決戰，避免不利決戰等等。

　　第八，依據形勢發展變化，適時進行戰略轉變，等等。

　　李際均將軍談軍事家毛澤東

　　軍事史上幾乎成為定論的是：著名的軍事統帥大都沒有系統的軍事理論著述，而著名的軍事理論家又大都沒當過統帥。只有毛澤東是個例外，他是兼而備之。從1927年發動秋收起義到1953年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他連續領導進行26年的艱苦卓絕的革命戰爭和反侵略戰爭。在世界戰爭史上，很少有像毛澤東那樣集軍事統帥與理論家于一身的。這使得他既有可能從親自領導的戰爭經驗中總結出軍事理論，又可以把自己提出的理論付諸實踐和反復驗證。這個實踐的特點是古往今來許多軍事家所不具備的。任何一個在軍事思想史上有影響的軍事人物，不論就其世界觀、方法論的科學性和進步性，還是就其戰爭實踐范圍的深度廣度和復雜程度來說，都難以同毛澤東相比。毛澤東有豐富的軍事實踐經驗，但從人的知識結構的總體來說，間接實踐還是主要的。毛澤東有選擇地汲取和改造前人有益的經驗，做到直接經驗與間接經驗相結合，有繼承更有超越，熔古今中外軍事思想于一爐。

　　除了實踐特點外，毛澤東的軍事理論的另一個特色是以弱勝強。這是軍事上最難做到、又是軍事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毛澤東的軍事生涯始終是同強敵作戰，他的軍事理論與實踐都是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之敵為基點的。在和平建設時期，他始終針鋒相對地與大小霸權主義作斗爭。抗美援朝戰爭、援越抗法戰爭、金門炮戰(實際是對美國)、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間接對蘇聯)、援越抗美戰爭、珍寶島自衛反擊作戰等，都體現了這種戰略風格。他做到在沒有實力的情況下決不虛張聲勢;在具備實力的情況下決不猶豫退縮。不打則已，打則必勝。駕馭戰爭的自由，來自認識戰爭的必然。毛澤東的成功與偉大正在于此。

　　李際均，戰略學博士生導師、陸軍中將。1934年5月生于哈爾濱，1950年底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1年春加入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參戰。先后擔任師、團司令部參謀，軍事科學院研究室主任，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1988年被授予陸軍中將軍銜。

　　文章來源：《李際均撰文論述軍事戰略思維與科學決策》 新華網 2009年03月20日;《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思維——答<百年潮>特邀記者問》(《百年潮》200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