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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對于年輕人來說，馬克思主義已經不是什么流行的術語。感謝齊澤克，感謝巴丟，這些后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以“前衛”的批判理論吸引了人們的眼球，讓人們偶爾還能想起馬叔的胡子。然而，本文作者卻很遺憾，他認為這些激進理論家將自己放在特權位置寫作、授課、辯論，不僅拒絕在現存制度中進行參與(拒斥改良)，而且未能參與到任何形式的政治之中(害怕不完美的革命實踐)，不進入工人的真實生活，不參與工人的抗議行動，有時甚至以一種“長者”的姿態批評工人的行動。本文認為，沒有行動的后馬克思主義者已經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原則的基石之一--思考并改變世界，因而，后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反馬克思主義。文中提到，后馬部分來源于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而后者往往回避現實的革命政治，那么，后馬所延續的這種回避究竟是不是代表了左翼的未來?這恐怕不僅僅是迷茫的西方左翼要思考的問題。盡管脈絡不同，孕育于革命歷史的中國社會同樣正在以一種抗拒的姿態對待革命歷史與激進政治，或許我們起碼首先應該能夠直面革命歷史，才能談論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談論行動的當下意義。現轉載此文，以期引發思考。

　　進入一種剝削制度中勞作從而改革它，或者從外部攻擊它——身為一名左翼，是應當兩者都做，還是都不做呢?這個原則問題自卡爾•馬克思生活的19世紀起就飽受爭議，且一直困擾著西方左翼人士，特別是左翼知識分子。答案一直很簡單：一切從工人的利益出發。但左翼經常無法就到底哪種方法最符合工人的利益達成一致，于是情況變得復雜。左翼人士分裂成不同的組織，各自采用完全不同的策略，這種不團結的做法使得目標不清，制造勾心斗角和分裂，帶來更多壞處而非益處。

　　在此背景下，本文將提及美國著名中左派學者、紐約城市大學的杰出教授理查德•沃林，他最近深化了自己對所謂西方激進知識分子的批判，譴責他們未能為左翼政治做出有意義貢獻。作為尤爾根•哈貝馬斯的學生和摯友，沃林的批評回溯了哈貝馬斯對福柯以及其他有時被稱為“后馬克思主義”學者所進行的眾所周知的批判。沃林的批判與哈貝馬斯類似，他批評了斯拉沃熱•齊澤克和阿蘭•巴迪歐之類頗為流行的理論家給左翼政治帶來不利影響。最近在上海舉行的幾次講座中，沃林都重復了這些主張。筆者已在國際馬克思主義期刊《科學與社會》和中文期刊《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中就此問題撰文探討，并將借本文進一步對該問題展開討論。

　　后馬克思主義：口頭的激進者，行動上的侏儒

　　首先，沃林將“后馬克思主義”現象問題化是正確的，但我們先要弄清這個詞的含義。有人說后馬克思主義和另一個“后”主義即后現代主義類似，走到了一個分水嶺，遇到了一個所謂的“批判轉向”，這個轉向始于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前蘇聯的批判，也與西方學術界深入探討二戰后法國理論的時間重疊。事實上，后馬克思主義植根于數個歷史條件，本文將涉及其中兩個。首先，后馬克思主義部分源于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后者一般避開革命和激進的政治，專注于理論研究;其次，蘇聯已解體，而許多西方理論家又享受著舒適的生活，極易脫離像階級斗爭、革命、真正的政治參與之類令人不適的概念。這些理論家傾向于將列寧的馬克思主義及其他相似的政治行動者視為可怕的悲劇。但若這么想，那么后馬克思主義中所包含的“馬克思主義的”內容具體是什么?若激進的政治只能被視為悲劇，那么后馬克思主義就該被視為鬧劇一場。

　　無論采用哪種說法，筆者都從根本上同意沃林的觀點，即后馬克思主義在政治上是無力的。沃林擔憂左派因后馬克思主義者拒絕承擔政治責任而分裂，進而無力推動他眼中西方民主的傳統，即進步事業。但筆者擔憂的并非是他們拒絕在現存制度中進行參與，而是他們未能參與到任何形式的政治之中。更重要的是，正如在全球金融危機的余波中部分展示的那樣，后馬克思主義背棄了激進的政治。去年筆者曾在對詹尼•瓦狄默的新書《解釋學的共產主義》(2011)的書評中提及此問題。瓦狄默的中心理論是一種海德格爾式的共產主義，他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余波中提出的“弱思想”(weak thought)概念，與齊澤克最新發表的后危機贊歌《不要行動，只要思考》(2012)不謀而合。雖說不該“以貌取書”，但是這本書的封面卻生動展現了其內容：齊澤克本人因在說話時控制不住的揮舞雙手而出名，但封面上的他站在一輛燃燒的汽車前，緊皺眉頭，雙手插袋。似乎在告誡人們不要行動，只要皺眉思考。

齊澤克2012年出版的《夢之危年》一書封面。

　　齊澤克的新書令人大傷腦筋。一方面，書中呈現了一種錯誤的二元對立，因為思考即是行動的一種方式。但另一方面，在馬克思主義實踐概念中，思考和行動是無法分離的。正如馬克思著名的第十一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所言，思考并改變世界是馬克思主義原則的基石之一。如果后馬克思主義認為這個原則已完全過時故擯棄之，那么就不能被稱為馬克思主義中的一個批判性的轉折，反而是一個反馬克思主義的轉折。這樣一來，后馬克思主義就成了反馬克思主義。

　　上街扔石塊的左翼知識分子

　　2008年以前，齊澤克等人曾預言一場危機將到來，他們作為激進知識分子和預言家賣出了很多書。正如沃林所言，這些人自稱新列寧主義者。但當危機真正降臨，他們反而站出來批評上街游行的工人。事實上，他們的批判會帶來更深層和更大的麻煩。在倫敦舉行的2009年馬克思主義會議上，齊澤克作了題為“什么是今天的革命家?”的演講，他稱革命家應無情的批評一切，甚至包括已故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和其他真正參與政治斗爭的左翼同志們。

　　筆者并非暗示左翼知識分子必須在肢體斗爭中沖鋒陷陣以維持政治上的團結，筆者也不認為批判性思想家應該在政治迫害對左翼進程造成傷害而非幫助時保持沉默。但因贊揚“列寧主義的不寬容”早已受到詬病的齊澤克，仍固執己見于自己備受質疑的批判性分析，以至于未能理解革命中列寧主義的重要性，以及積極解決政治實踐，特別是革命政治實踐中必然的不完美的重要性。齊澤克的另一個咒語“我們必須學會更好的失敗”，實際上誤讀了列寧“更努力學習，再試一次”的警言。其實無論齊澤克的意圖是何(他的意圖一向不清晰)，他未能理解的革命真理其實很簡單：當工人們走上街頭抗議時你應盡你所能支持他們，如果你無法表示支持，更確切地說如果你的處境微妙，那就至少在這一刻保持沉默，別讓他們遭受警察和你的兩面夾擊。

　　并非每個左翼學者都經歷了完全的慘敗。事實上讓•保羅•薩特就是一個正面榜樣，福柯和愛德華•薩義德也是如此。許多進步人士都理解被捕的意義所在，美國民權運動的領導人都理解政治團結，就連喬治•克魯尼都甘愿為自己最喜歡的事業進監獄。這么看來左翼知識分子沒有時間參加運動就顯得十分可笑，但或許也情有可原。例如盡管薩特盡全力想被捕，但時任法國總統戴高樂下令“沒人能逮捕伏爾泰”，這讓薩特很尷尬。更大的原因是許多西方左翼學者欲與他們的前輩劃清界限，后者即便在斯大林最糟的暴行為天下所知時也拒絕批評前蘇聯。這令人不禁好奇為何齊澤克筆下對斯大林的維護多于對查韋斯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支持。

波伏娃、薩特和切·格瓦拉在古巴會面，1960年。

　　一定有一種更好的平衡。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梅洛•龐蒂曾寫道“反共產主義者對遍布四處的暴力視而不見，而高尚的同情者對無人能直面暴力的事實視而不見。”薩特認為即使辯證已瓦解，也還得選擇不那么邪惡的一方。故無論共產主義政治變得多么無理或暴力，他都會為之辯護。但福柯和德勒茲等學者拒絕通過參與一種暴力來對抗另一種，特別是在看清蘇維埃帝國、國家資本主義和鎮壓行為相對西方軍事和市場霸權并未站在道德制高點上之后。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避談至今仍讓左翼知識分子蒙羞的昔日沉默外，很多戰后批判理論都致力于取代薩特。盡管現今網絡上有許多薩特、福柯、阿爾都塞、德勒茲及其他人一起在街上抗議的照片，隨后很多人卻將薩特的街頭運動視為一種無效，甚至是反知識分子的滑稽行為。即便如此，誰能忘記薩特和波伏瓦在古巴與切•格瓦拉會面的照片?誰能忘記薩特將格瓦拉形容為他見過的最完美的人?又有誰能忘記格瓦拉的掙扎和犧牲?這不是浪漫化。恰恰相反，從工人和革命家的視角來看，格瓦拉的一生完全不浪漫，但好萊塢卻將他的人生完全浪漫化(如2004年上映的電影《摩托日記》)，各種時尚產物亦將格瓦拉的形象商品化。無論如何批判薩特，人們都該記得即使在福柯生命的最后幾年中，他仍因參加抗議活動并在斗爭混亂之時扔擲磚塊而出名。而薩義德吸收了大量福柯思想，他因在街頭加入巴勒斯坦青年并向以色列軍隊投擲石塊而出名。筆者無意證明這種活動有效，且從某種角度看來他們這么做可能是出于自己的利益。但至少他們身上體現的理念與我們現在從主要左翼知識分子身上看到的不同。

格瓦拉的一生完全不浪漫，但好萊塢卻將他的人生完全浪漫化。

愛德華·薩義德在巴勒斯坦朝以色列投擲石塊。

　　齊澤克分析流行文化，好比狗追自己尾巴

　　政治失靈會帶來嚴重后果，故左派對法西斯主義一直深表擔憂。齊澤克曾說過如果資本主義現在失靈，那么法西斯主義比社會主義更有可能崛起。齊澤克也常引用本雅明的話：“法西斯主義興起是每一場失敗革命的前兆”。沃林質疑最近法西斯主義之所以在歐洲甚至美國興起與左翼未能推動漸進的改革相關。相反，筆者認為激進的左翼分子既不夠激進也不夠唯物，以至于不能參與到工人和他們的處境中去，不能代表他們的問題。作為純粹的理論家他們是無齒的老虎，只有舌頭。他們未能發展群眾路線。這讓人想起馬克思對法國農民支持路易•波拿巴的著名諷刺：“他們無法代表自己，只能被代表。”

　　在形容當代思想時，詹姆遜在《理論的意識形態》(2009)中寫道“我們每天依然行走在典型的資本主義舊世界中，但我們的頭腦卻在媒體和超級賣場/郊區所創造的截然不同的迷幻氣氛中徘徊。”這句話用在齊澤克和他的追隨者身上尤為正確。他對流行文化的分析是迷人而愉快的，但通常僅此而已。鑒于齊澤克本人已成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他分析流行文化就好比狗追逐自己的尾巴，沒有結果。這是一種偽批判。但鑒于左翼一直與流行文化密不可分，切•格瓦拉和其他類似思想家的存在被貶低成時尚宣言也在意料之中。對拜物的分析成了新的拜物行為，這種激進的“思想”本身即是一種商品。由此可見齊澤克之流的著作與《搏擊俱樂部》(1999)之類的電影并無差異，該電影通過令人作嘔的大眾商品形式悄悄向消費者們傳達了一個反資本主義幻想。

　　親身參戰，或團結的沉默

　　多數左翼人士，特別是后馬克思主義者們不止在政治上無能，在經濟領域也毫無作為。他們對托馬斯•皮克迪的新書《二十一世紀的資本》(2014)的評論可謂是不溫不火。大衛•哈維和齊澤克最近都對此書發表了回應。他們對皮克迪的研究表示感謝，但都未能像馬克思那樣對書中提供的數據做出真正的分析或批判。當然，他們二人都對皮克迪口中資本主義創造不平等、摧毀民主的結論很滿意。但許多左翼人士不得不求助于《金融時報》中反皮克迪的文章，因為理解皮克迪的數據需要掌握另一種的專業知識，他們無法自行分析。大多數左翼知識分子只能閱讀以往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或不加批判地接受皮克迪的經濟學研究成果，他們已淪落到只能從理論角度批判皮克迪提出的解決方案，而這并非強烈的唯物主義批判。

　　了解了左翼人士的無能后，就能完全理解為何要鼓勵這些左翼知識分子建立伙伴關系，學習一些經濟和政治知識，繼而在實際的基礎上追求進步。正如意大利共產主義者安東尼奧•葛蘭西在《獄中札記》(1929-1935)中所言，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實際參與到陣地戰和游擊戰的辯證法之中。以史為證：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孫中山還在世時，中國共產黨決定與國民黨攜手，一方面是為了共建民族戰線，合作抗日;另一方面是因為自身尚不夠強大，故無法與國民黨直接抗衡，爭奪國家政權。所以中共與國民黨合作是一種陣地戰，不僅能幫助國家抵御外敵，也幫助壯大了中國共產黨最后直接進行游擊戰的能力，進而最終掌握了國家權力。西方左翼人士也應這么做，同時嘗試這兩種斗爭方式。他們該參與陣地戰，即為了獲得能力和經驗積極參與現存的政治體系，這樣一來當時機恰當時就能更好發揮自身的力量。如果這個要求過高，那左翼人士至少該在人們上街游行、抗議資本主義懲罰工人和維持資產階級霸權的行為時緘口不言并保持一種沉默的團結。

　　“只有傻瓜才會做出犧牲”

　　借用馬克•吐溫的書名，今天的多數學者就好似“亞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克州美國佬”，在決戰日，身為革命英雄卻拋棄了自己的政治責任，留在家中照料家人，導致革命最終失敗。這么說是否過于刻薄?或許此類批評對于當今的理論家們還太過溫和了。在皮埃爾•布迪厄的著作《學院人》(1990)中有一個更強的批判，暗示那些聲稱小心避開實用主義的人其實受到實用主義更深刻的影響。布迪厄用“串通一氣的敵人”一詞來描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巴黎索邦大學互相辯論的保守派和改革派知識精英。正如他所言，辯論的雙方都完全歸屬現存體系，故雙方都未真正追求劇烈的變革。與之相反，雙方都從批判對方中獲益。可以說他們都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

　　馬克·吐溫筆下的“康涅狄克州美國佬”，身為革命英雄卻拋棄了自己的政治責任，決戰日留在家中照料家人，導致革命最終失敗。

　　不幸的是，因為大多數學者仍遵從少作為甚至不作為的風氣，情況并未發生大的改變。我們確實寫作、授課、辯論，但我們這么做的出發點是認定“只有傻瓜才會做出犧牲”的特權位置。筆者深信這是一種控告，并會引發更加嚴重且無法挽回的后果。龐大的間諜網絡、新帝國主義、軍事獨裁、經濟危機、最近抬頭的法西斯主義、高度集權的統治以及在環境災難邊緣上岌岌可危的地球等等，面對這些嚴峻的形勢我們聽到有人說“不要行動，只要思考。”左翼人士聽夠了空洞的理論，他們需要深思，更需要組織，他們缺少的是一條統一戰線。在2009年馬克思主義會議上，齊澤克曾開玩笑稱自由派從未認清他們享受的民主和自由有一小部分是由左派斗爭得來并加以保護的。我們該這樣回應他和他的追隨者：沒錯，那時至少還有一小部分，但現在幾乎沒有了。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原題為《迷茫的西方左翼》，周菀瑩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