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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黨校原馬克思主義理論部主任周教授在第二屆野三坡中國經濟論壇上發表題為《大數據彌補不了計劃經濟的根本缺陷》的演講，我已寫了《只有科學計劃的市場經濟才是最科學的經濟》一文論證了該演講的荒謬。這里再針對其言論進一步證明這個理論部主任腹中能裝10公斤大米飯。

　　周的主題是 “大數據彌補不了計劃經濟的根本缺陷”。世界上本來就沒有完美無缺的萬年事物，如果有，那就不需要再發明創造了。太陽給地球帶來溫暖，使地球產生了生命，但太陽的光線中也有有害射線。太陽的黑子活動，也會給地球帶來災害。我們總不至于因為太陽黑子而全面否定的太陽。也不否認過去的計劃經濟有缺陷，研究缺陷正是為了逐步完善它。原來的電腦不是有缺陷嗎？現在不是 一步步完善了嗎？現在的電腦是不是已經非常完善了、不需要再進一步提高了？是不是讓它自然的成長？肯定不是，還要在人的計劃中進步。按周的理論，計劃經濟有缺陷，大數據都無法彌補。大數據剛剛來到，能不能彌補計劃經濟的缺陷，要用實踐來證明，在未用實踐證明之前，我們既不肯定，也不否定。那市場經濟是完美無缺的嗎？無論是理論和實踐，都已證明市場經濟有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引發經濟危機，引起經濟蕭條、引起動亂和戰爭的致命缺陷。按周的邏輯，大數據彌補不了計劃經濟的根本缺陷，那大數據能彌補市場經濟的致命缺陷？能不能證明給大家看看？

　　周說，大數據是市場的產物，乍一看，有道理。仔細推敲，又不是那回事了。可以說，任何發明創造都是先有計劃的創造出產品，然后才有市場。比如蒸汽機誕生之前，世界上并沒有蒸汽機的市場，是先有了蒸汽機，然后才有買賣，瓦特發明蒸汽機，必定有圖紙，沒有圖紙，大腦里也一定有個輪廓。大數據也一樣，是科學技術和生產力高速發展的成果，正是依靠一步步的計劃實現的，因為每一項發明創造，都是人有計劃的完成的。如果說是市場產生的，市場產生幾千年了，為什么到今天才出現大數據？

　　周說：“尤其是作為獨立的利益主體的個人所獨有的那種直覺、靈感、想象力、決斷力和冒險精神，是不可能由計劃當局靠大數據技術就能集中起來使用的。這些為不同的個人所獨有的知識，只有在市場的分散決策中才能產生，才能發揮作用”。既然“個人所獨有的那種直覺、靈感、想象力、決斷力和冒險精神，是不可能由計劃當局靠大數據技術就能集中起來使用的。這些為不同的個人所獨有的知識，只有在市場的分散決策中才能產生，才能發揮作用”。那分散的市場又怎么能把直覺、靈感、想象力、冒險精神集中起來使用？如果市場也無法使用，那不證明大數據無用了嗎？不就證明科學技術無用嗎？實踐尚未證明計劃經濟不能使用大數據，也沒有證明無序的市場不能使用大數據，周偉民來了個先入之見，不讓大數據為民造福。這等于說，男人肯定生不了孩子，只有女人才能生孩子，就證明男人是多余的，可是你能證明沒有男人，女人也能生孩子嗎？

　　周說：“他特別喜歡引用福特先生的一句話：'如果去調查，你無論找多少人問他需要什么，他肯定不會說需要汽車，都會說需要一輛更好的馬車。'所以像這樣的創新不是靠現有的數據搜集能去實現的，要靠企業家的創新作用，而計劃經濟的性質決定了它做不到這一點。”這段話不正是說明，市場是不會自發產生對新產品需求的，而是人的計劃誘導市場的。也許周偉民強詞奪理，說汽車產生于私有企業，是私人計劃的發明創造。新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發明了人工胰島素和青蒿素，如果那時去市場調查，會有人說需要人工胰島素嗎？有人說要青蒿素嗎？估計沒人說要青蒿素，只會要奎寧。

　　周偉民說：“計劃經濟固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計劃經濟的一個主要特點，但是計劃經濟，第一，它能辦的大事一定只是在已有的產品及其技術、設備上的模仿式趕超，而不可能是熊彼特所謂“創造性毀滅”意義上的創新；第二，它的集中力量一定同時意味著不計成本，甚至‘不惜一切代價’，因而它的“集中力量辦大事”不可能是經濟行為，而總是‘重大的政治任務’，所以在凡是以經濟效率為目標、存在市場競爭的那些領域，這種方式都是缺乏效率，缺乏市場競爭力的，都是不適用的”。計劃經濟能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在周偉民眼里也是罪過。比如發明人工胰島素、青蒿素，就不是以經濟為目的的，是為了人類的健康、人類的幸福，這當然是最大的政治，可以說是政治任務。比如發明雜交水稻，是為了民生，同樣是最大的政治，所以，這些帶有政治色彩的發明創造都是罪過，因為這些發明創造雖然造福了全人類，但發明者沒得到實惠。還有，薩斯病毒在中國大地肆虐，政府的計劃經濟不計成本根絕了病毒的蔓延，研制出了防治疫苗，這也是政治任務，沒有一絲經濟利益，看來也是大逆不道。

　　說計劃經濟辦大事一定只是在已有的產品及其技術、設備上的模仿式趕超 ，而不可能是熊皮特所謂‘創造性毀滅’意義上的創新，看似也有理，我們的高鐵是在原有鐵路、火車基礎上先模仿后趕超的。那請問世界上那種創新能離開原有的基礎？市場經濟發明的電腦、手機難道不是從電話、電報的技術、設備上模仿和趕超的嗎？這不都是市場和計劃都要遵循的道路嗎？而計劃經濟更高效嗎 ？誠然，很多發明創造不是在計劃經濟產生的，可計劃經濟在人類歷史上僅僅幾十年，難道這幾十年就可以窮盡一切發明創造？

　　計劃和市場是緊密相連的。例如建設三峽工程，這里當然有市場需求。因為中國的發展需要電力。但三峽工程不會在市場自發生成。首先需要計劃，要對三峽流域的地質地貌進行勘測，然后選址。要設計出圖紙，要進行模擬實驗。要對整個工程所需的材料進行選擇和預算，還要盤點我們的鋼材、水泥是否達到工程要求，產量能否滿足工程需要，施工隊伍能力行不行。發動機需要多大容量，我們有沒有制造能力。如果不具備，首先要建設生產發電輸電設備和滿足工程材料需要的工廠，生產工程機械，培訓施工隊伍，還要為工程建設打通交通。還要安置移民。而工程的市場又拉動了裝備制造和為工程服務的產業，工程服務產業又帶動下游產業 。也就是計劃—-市場——計劃——市場。可以說，沒有計劃，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這樣的宏偉計劃，造就了宏偉工程，既是國家建設，也是民生工程，既有經濟效益，也包含了政治。這人間奇跡在周偉民眼里，不也是滔天大罪嗎？

　　周還搬出歷史，說中國歷史上的鹽、鐵是官辦的。官辦的，為國家提供了財政收入，在抵抗外敵入侵和必要的建設以及救災時就不需要臨時向民間攤派，即高效，又減輕了人民負擔，縮小了貧富差距，維護了國家安全，維護了社會穩定，這在周眼里也是堪比焚書坑儒的大罪 。鹽鐵的生產是為百姓服務的，歷代官鹽，沒滿足市場需求嗎？ 清朝以前，世界上有哪個國家的鋼鐵產量高于中國的？又說清末的洋務運動是國辦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哪個私人有能力從國外引進設備？誰有能力建設鋼鐵廠、造船廠？你這不證明了只有國家才能辦大事嗎？至于晚清的事情沒辦好，那是封建制度的問題，而不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

　　周偉民說“高度集中資源的計劃經濟需要高度集權的政治、社會、文化方面的直接控制的體制來和它配合。這是有它的性質決定的。所以如果按照計劃經濟的性質，又重新搞起計劃經濟的話，那么它相應的政治體制就不符合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方向，就不符合自由、民主、法治的發展方向”。因為我們的成就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取得的，而十九大報告再次強調了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這一切不符合周偉民“自由、民主、法治”的愿望，達不到否定共產黨領導的三權分立目標，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挑戰十九大路線才是周偉民演講的主題！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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