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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到五四運動之前，特別是在辛亥革命前后一個時期，不同群體的知識分子站在不同立場、懷著不同目的，通過零星接觸、翻譯外國人的著作、撰寫時論文章等不同形式，逐步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思想、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觀點介紹到中國，并嘗試用中國文化來闡釋馬克思主義理論，有的還試圖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理論借鑒運用到中國社會實踐和理論批評當中，形成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的早期碰撞。在這個早期碰撞中，中國人開始知道馬克思主義的大致情況，為下一步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自覺傳播、運用和發展提供文化鋪墊，在一定意義上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前史”，從思想史角度來說具有值得肯定的積極意義。也正因為如此，學術界在這方面已經做了較多研究，甚至把這種碰撞視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但是，傳播并不是簡單的信息傳遞和擴散，尤其是對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體系的傳播而言，傳播主體對傳播行為的自覺性，對馬克思主義本身的正確理解和真誠接受，對馬克思主義的實踐運用及其所要實現目標的清晰和堅定，都是十分重要的前提，正如五四運動前后李大釗等人那樣。然而，在這種早期碰撞中，譯介者沒有系統完整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更沒有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形成馬克思主義立場、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也就是說，沒有真學、真懂、真信、真用馬克思主義，因而這個早期碰撞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傳播，更談不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中國文化的“結合”，而只是通過譯介或初步闡釋形成了兩種不同文化的跨時空碰撞。盡管如此，這種早期碰撞的文化經歷，為日后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積累了可資借鑒的理論啟示。在此，本文擬對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同中國文化、中國實際的初步接觸和碰撞做一些梳理和評述，既不超越歷史條件而苛求前人，也不無視事實而拔高其價值，而是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恰如其分地評價其思想史意義及其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啟示。

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的接觸和介紹經歷了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19世紀后期，中國人開始通過零星譯介接觸到與馬克思、恩格斯相關的內容；20世紀初，隨著留日學生翻譯工作的展開，中國人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思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觀點，逐步從片段性了解走向較全面了解，一些學者開始根據接觸到的資料，從中國人的視角撰述文章介紹馬克思主義。面對中國出路的選擇，留日學生、維新派、革命派等，以不同的立場和目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學說、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階級斗爭理論等，為日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奠定了初步的文化基礎。但是，因為翻譯者和撰述者在立場觀點和主導思想上的局限，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評價是不準確的，雖然在思想譯介上有一定積極意義，但還不能歸類于馬克思主義的自覺傳播。

第一，19世紀后期中國人開始零星接觸馬克思主義。洋務運動中，中國人在介紹西方科學技術、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動時，零星提到了歐洲工人運動情況，用直譯方式介紹了某些同馬克思主義相關的事件、活動和術語。例如，早期改良派人士王韜在《華字日報》《中外新報》等報刊上報道了巴黎公社的情況，1873年8月，他將這些報道加以補充后匯編成14卷本的《普法戰紀》，由中華印務總局出版，使中國知識界對巴黎公社這一同馬克思主義相關的重大事件有所了解。早期外交官李鳳苞在其《使德日記》中也提到了德、法、俄等國工人運動，把共產主義、社會民主黨音譯為“廓密尼士”“莎舍爾德瑪噶里”等。江南制造局編寫的《西國近事匯編》記載了歐美工人運動情況，將共產主義者、共產黨音譯為“康密尼人”“康密尼黨”等。這些介紹雖然是不自覺的、附帶性的，內容上非常簡單且不準確，但客觀上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做了初步的文化鋪墊。

19世紀末，隨著救亡思想的興起和維新改良運動的展開，中國知識分子開始較多接觸西方文化，在翻譯國外資料中初步接觸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思想。1896年9月27日，《時務報》第6冊從日本的《國民新報》上翻譯了一則《社會黨開萬國大會》的報道，對是年7月31日在倫敦召開的社會黨大會作了簡要介紹，報道中關于“公立學校”、童工不能上夜班、廢除常備兵等內容，在康有為后來出版的《大同書》中有所反映，表明歐洲社會主義思想對維新運動產生了一定影響。1899年，蔡爾康根據李提摩太節譯的英國社會學家基德（當時譯為“企德”“器德”“頡德”等）的《社會進化》一書的部分內容，以“大同學”為名，在是年2月至5月《萬國公報》連續刊登了該書的前4章，5月廣學會出版了此書單行本。書中多處提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并介紹了恩格斯關于貧民聯合以制富人的觀點：“貧民聯合以制富人，是人之能自別于禽獸，而不任人簸弄也。且從今以后，使富家不得不以人類待之也。民之貧者，富家不得再制其死命也。此言也，講目下之情形，實屬不刊之名論。”這些根據節譯而撰述的內容涉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思想以及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觀點，其中不乏褒揚之詞。當然，這些評價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觀點，還說不上是中國人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評價。

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角度看，19世紀末中國文化同馬克思主義碰撞的這個早期經歷存在著重要不足：一是原本可靠性問題。節譯的著作并不是馬克思、恩格斯本人或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原著作者本身并非馬克思主義者，原著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本身就是不完整和不準確的，節譯者又是一個傳教士，其節譯時也并不是為了介紹馬克思主義，譯者或撰述者從這些著作中不可能獲得對馬克思主義的準確把握。二是概念準確性問題。譯者或撰述者在進行文本轉換時，用中國傳統文化的“均貧富”“安民養民”等譯述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雖然旨在用中國人能夠接受的方式來轉述馬克思的觀點，但在語言轉換之時已經曲解了原意。三是譯者自覺性問題。翻譯者只是在無意中摘譯了與馬克思主義相關的內容，而不是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引入中國。四是語言解釋力問題。譯文都是文言文，社會大眾不可能完全看懂這些資料，直接影響了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效應和社會影響力。

第二，留日學生翻譯并初步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一些重要觀點。戊戌變法失敗表明，托古改制的改良思路走不通。中國的發展道路怎么走，成為當時中國人著重思考的問題。當時，一批在日留學生把目光轉向在日本剛剛興起的社會主義運動，成立“譯書匯編社”，出版《譯書匯編》，翻譯和介紹幸德秋水、有賀長雄、村井知至、福井準造等人的著作，開始較多譯介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思想。

1900年底至1901年初，《譯書匯編》刊載了有賀長雄著《近世政治史》一書的中譯本，其中講到馬克思開設報館、提倡均貧富思想，后因遭迫害流亡倫敦，并于1862年成立國際工人協會并擔任會長之事。

1902年4月，上海廣智書局出版了村井知至著、羅大維翻譯的《社會主義》一書。書中對社會主義、剩余價值理論等作了較多闡述，還翻譯了馬克思著作的部分原文。書中運用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對資產階級剝削予以批判，認為社會沖突的根源在于貧富懸殊，而貧富懸殊的根源則在于資本主義，因此必須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共產主義制度。“至十九世紀初，機器發明，蒸汽力得應用于工業界，遂來一大變革。自是資本家與勞動者分，而貧富之懸隔乃甚。種種之社會問題，從此生矣……資本家勞動者之二階級，劃然以定，而有資本者，終不過少數。以有資本故，乃占威權于多數者之上，揮其權能，肆行壓制，莫或御之。勞動者既無主張其權利之力，惟唯唯迎資本家意。勞動之事務時間工資等，一切為資本家所定。抗之則不免沉淪餓莩之悲境，其狀實奴隸不若也。其余利益，莫不為資本家之壟斷。乃資本家猶以為未足也。”書中介紹第一國際時，翻譯了馬克思的《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的原文。

1902年12月，馬君武在《譯書匯編》第11期上發表《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一文，介紹并高度評價馬克思的唯物論和階級斗爭學說，“欲救黃種之厄非大倡唯物論不可”。馬君武在這里確實抓住了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內容。當然，他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同達爾文的物競天擇理論等同是錯誤的。

1903年3月，趙必振翻譯出版福井準造著《近世社會主義》一書，該書專辟“加陸馬陸科斯及其主義”一章，介紹馬克思的生平履歷，“加陸馬陸科斯者，以千八百十八年，生于托利烏斯”“千八百四十七年，乃革〔草〕其宣言書，公刊之，為國際的勞動者結合同盟之端緒，以待他日社會雄飛之機，養成勞動者之勢力”“千八百五十年，出其著述，題為‘經濟學之評論’者”“馬陸科斯者，一代之偉人，長于文筆，其議論之精致，為天下所識認”“馬陸科斯之英名，隆于一世”。對馬克思的《資本論》給予很高評價，認為《資本論》“為一代之大著述，為新社會主義者，發明無二之真理，為研服膺之經典”。書中還介紹了《哲學的貧困》《政治經濟學批判》等著作。譯本的介紹雖然某些細節不準確，但在當時已相當難得。這個譯本對后來朱執信、王淄塵乃至五四時期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都不無影響。

應該肯定的是，留日學生在翻譯和一些簡短撰述中，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思想、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介紹，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留日學生和部分中國知識分子中的流傳，增進了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同李提摩太、蔡爾康等有所不同，他們翻譯的內容是經過選擇的，認為這些思想對于改變中國命運是有參考和借鑒意義的，因此這些譯介并不是無意的，而是帶有一定自覺性的。這些譯介對后來資產階級革命派、無政府主義者、中國社會黨人，乃至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都有較大影響。

當然，這些譯介也存在諸多問題。一是這些譯介都是在少數知識分子、留學生中進行的，對于當時中國社會大眾幾乎沒有什么影響，充其量只是小眾化而不是大眾化。二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都是直接從日本學者那里搬來，很少有自己的觀點，日本人原著中的觀點并不完整準確，譯者不可能系統把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多數人把社會主義同進化論畫等號，沒有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真諦；一些人把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學說同大同思想、井田制混淆，曲解了馬克思主義的原意。三是譯介者都沒有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一些人根本就是站在反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社會革命的立場上，不支持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行；即便主張社會主義的人，也因為對社會主義理解不準確而不可能真正實踐社會主義，更遑論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中國社會實踐和文化改造。

第三，梁啟超撰述有關馬克思主義的論文，初步介紹和評價馬克思主義，在當時思想界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但他的理解是不準確的。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中國人用自己的語言文字、歷史文化和既有思想來闡釋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納入到中國文化系統當中，用馬克思主義來觀照中國實際，或站在中國實際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進行評價。在一定程度上，梁啟超在這個方面可以說是一個開創者。

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流亡國外，致力求索改造中國現狀的新道路、新思想，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撰寫了一些介紹馬克思生平及其學說的文章。1902年10月16日，梁啟超以“中國之新民”的筆名在《新民叢報》發表《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稱“麥喀士，日耳曼人，社會主義之泰斗也”，“今之德國，有最占勢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麥喀士之社會主義，二曰尼志埃之個人主義”。文章多次提到馬克思，指出馬克思認為今日社會的弊病在于多數弱者為少數強者壓迫。1903年11月、12月，梁啟超仍以“中國之新民”的筆名在《新民叢報》發表《二十世紀之巨靈托辣斯》一文，介紹道：“麥喀士，社會主義之鼻祖，德國人，著書甚多”；并說帝國主義“為政府當道之所憑借”，社會主義“為勞動貧民之所執持”，性質相反，但實行方法，“皆以干涉為究竟”。

當然，立足于改良主義和唯心史觀的梁啟超對馬克思主義并不認同，認為馬克思的思想“不能解難于人”，不能解決“人類將來之進化，當由何途，當以何為歸宿”這個“世界第一大問題”，而頡德則“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顯然，梁啟超根本沒有把握馬克思思想的本質內涵和基本內容，把社會主義同干涉主義畫等號，把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同托拉斯畫等號，嚴重曲解了馬克思的觀點。

第四，資產階級革命派對馬克思主義做了較多介紹。同盟會成立后，為了尋找改造中國的道路，孫中山、朱執信、宋教仁、廖仲愷等資產階級革命派人士，廣泛吸收和借鑒國外先進思想，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特別是社會主義學說，并進行譯介。

1905年，孫中山曾到歐洲訪問第二國際的領導人，希望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建立聯系。5月20日，比利時機關報《人民報》報道了這次會面談話的情況。孫中山提出中國社會主義者的目標：“第一，驅除篡權的外來人，從而使中國成為中國人的中國。第二，土地全部或大部為公共所有。”“中國社會主義者要采用歐洲的生產方式，使用機器，但要避免其種種弊端”“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生產階段，而工人不必經受被資本家剝削的痛苦”。10月20日，他在《民報》發刊詞中提出了三民主義理論，并把民生主義看作社會主義，這是資產階級革命派介紹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學說的一個基本信念。

朱執信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理論作了較詳細介紹。他于1905年11月26日在《民報》上發表《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這是中國人早期基于國外資料獨立撰寫的關于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文獻。文章介紹馬克思“名卡爾爾Karl氏馬爾克，生于德利爾Trier（今譯特里爾）”，以及恩格斯與馬克思相識并成為朋友的過程。文章特別介紹馬克思被委托起草《共產黨宣言》，認為這是馬克思最重要的貢獻，“馬爾克之事功，此役為最”。文章介紹了《共產黨宣言》的主要內容，闡述了階級斗爭學說，高度評價《資本論》的歷史地位，認為馬克思“學理上之論議尤為世所宗者，則資本史及資本論也”。文章介紹了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學說，“凡財皆從勞動而出”，“資本家者掠奪者也，其行盜賊也。其所得者一出于朘削勞動者以自肥爾”。朱執信看到了科學社會主義同空想社會主義的區別，認為空想社會主義限于空想而不能揭示資本主義的來龍去脈，科學社會主義則揭示了資本主義罪惡的根源及其發展趨勢。馬克思主義從階級斗爭入手分析資本主義的根源及廢除資本主義的途徑。受馬克思主義影響，朱執信在1906年6月發表《論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主張社會革命，反對社會改良主義。他在分析社會革命原因時指出，社會革命的根源在于“社會經濟組織之不完全”，在于“私有財產權之制度”，即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的缺陷。他基本上是用階級斗爭理論來分析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問題，認為“革命者，階級戰爭也”。社會革命的主體是細民，即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是豪右，即資產階級。應該說，朱執信的理解是基本準確的。

宋教仁也較早介紹馬克思的階級斗爭理論，特別是《共產黨宣言》。他于1906年6月26日在《民報》發表了自己編譯的《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一文，認為現在世界人口不下十五萬萬，形成掠奪階級和被掠奪階級二大階級，即富紳（Bourgeois，今譯資產階級）與平民（Proletaruns，今譯無產階級）二種，“前之一種獨占生產之機關；一種以勞力而被其役使。資本與勞力，乃生出傭金之一問題。其不平等之極，一若陟天堂，一若居地獄，不有以捄之，世界人類其盡為芻狗矣”。這種階級差別和對立必然造成階級斗爭。宋教仁指出，無產階級斗爭、國際工人運動的根本指導思想就是《共產黨宣言》中所提出的思想，從宣言中就可以看出“萬國社會黨之大主義矣”。在介紹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時，他簡單敘述了第一國際（譯為“萬國勞動者同盟”）從1866年到1872年的歷史，第二國際（譯為“萬國社會黨大會”）1888年到1904年歷次大會的情況，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核心作用。

1906年9月、11月，廖仲愷將柏律氏（W．D．P．Bliss）的《社會主義手冊（A Hand Book of Socialism）》中的《社會主義史大綱》和《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節內容進行摘譯、改編，分別在《民報》第7、9號發表，并加上自己的評論。《社會主義史大綱》介紹了從原始共產主義到近世社會主義的歷史，社會主義理論的起源和發展變化，明確了基督教社會主義同馬克思主義的不同。《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闡明了社會主義同無政府主義之間的“全為異質”：“無政府主義之哲學的根據，在個人之主權”；社會主義的哲學根據在于個人必生于社會中，“社會主義者，善自思惟，以為吾人入世，必生長于一種族一社會之中”。兩者雖然都謀求個人自由，但手段大不相同，“社會主義者，為欲得自由宜利用國家，無政府主義者則欲廢絕國家”，兩者“真有黑暗與光明之別矣”。

應該說，資產階級革命派在譯介馬克思主義時，不是一般性地停留在直接翻譯的層次上，而是主觀上希望把社會主義同改造中國結合起來，因而提出了運用社會主義學說的主張；他們對于馬克思主義學說作了較深研究，抓住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一些核心觀點，并作了大致準確的理解，這對于在中國傳播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是很有意義的。他們同梁啟超等改良派就社會主義、社會革命等問題展開了論戰，焦點是中國能不能實行社會主義，能不能搞社會革命。革命派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盡管并不全面準確，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當然，他們只是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參考和借鑒，而不是真正信仰馬克思主義，不是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中國革命的根本理論，在傳播和介紹馬克思主義時沒有做到真正全面系統的介紹。對于革命派所做的這些努力，我們一方面要肯定其價值，看到他們比此前的譯介有了較大的進展，但是也不能過于拔高其地位，否則就混淆了他們同馬克思主義自覺傳播和運用的界限了。

此后，思想界的不同群體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進一步展開，包括革命派、社會黨人、無政府主義者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做出了自己的嘗試。

當下，在政治和學術話語中，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也就是“兩個結合”問題，是一個熱門話題。尤其是在2023年6月的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后，“第二個結合”集中在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契合性”問題上。這個問題實際上在馬克思主義同中國文化的早期碰撞中已經有所經歷，這種經歷對今天人們講“契合性”不無影響，因此首先集中討論這個問題。在翻譯和撰述的過程中，中國人開始嘗試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均貧富”“安民學”“養民學”“大同社會”“井田制”等思想來理解馬克思主義，或者用自己所堅持的三民主義、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等解讀和評價馬克思主義，反映了中國人試圖在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傳統文化或譯介者所持理論之間尋找“契合點”并進行“結合”的早期嘗試。當然，這些解讀總體上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誤讀，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納入到中國傳統文化或者一些不科學、不準確的理論當中，因而這些嘗試沒有也不可能成功。

第一，早期學者和留日學生開始嘗試用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些術語來解釋馬克思主義。洋務運動時期，江南制造局編寫的《西國近事匯編》在記載歐美工人運動時，就用中國傳統文化概念把社會主義譯述為“貧富均財之說”。1899年，蔡爾康的《大同學》在介紹馬克思、恩格斯時，根據中國傳統文化的既有內容，把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說成是“安民新學”“養民學”，用“均富之學”來表達馬克思主義的觀點。20世紀初，留日學生在翻譯日本社會主義者著作時，也嘗試根據中華傳統文化思想，用均貧富、井田制等來闡述馬克思主義。例如，在《近世政治史》中，譯者把社會主義同中國古代的井田制聯系起來，認為西方學者“憫貧富之不等”，鑒于傭工往往受資本家壓制，遂提倡“均貧富制恒產之說”，中國古世有井田之法，即所謂社會主義。

第二，梁啟超立足于改良主義立場，用中國傳統文化解釋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對馬克思主義做出錯誤理解和評述，并明確表示反對科學社會主義。20世紀初，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多次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介紹和評價，特別是用中國古代的井田制來解釋社會主義，在發掘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傳統文化的“契合性”，用中國傳統思想解釋馬克思主義方面做出了初步嘗試。但是，他并沒有把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也不贊同馬克思主義，反對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1904年2月14日，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第46—48號合刊上發表《中國之社會主義》，指出社會主義系“近百年來世界之特產物也”，其核心要義為“土地歸公、資本歸公”，勞力為百物價值之源泉。雖然馬克思所說“現今之經濟社會，實少數人掠奪多數人之土地而組成之者也”等言論頗聳人聽聞，但中國固已有之。之后，他列舉了中國歷史上王莽的“分田劫假”說，宋朝蘇洵關于井田制的論述，認為中國古人的這些論斷，同第一國際的宣言十分相似。為此，他感嘆道：“中國古代井田制度，正與近世之社會主義同一立腳點。”在此，他雖然嘗試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但是把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同中國古代的井田制相提并論，混淆了二者的本質區別，根本沒有理解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實質。

基于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曲解，梁啟超不贊同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對科學社會主義持反對態度。一方面，他批評資本主義國家的貧富懸殊現象，對社會主義給予一定褒揚：“天下最繁盛者莫如紐約，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紐約”；資本主義國家“財產分配之不均，至于此極”；“社會主義之萬不可以已也”，“而知社會之一大革命，其終不免矣”。另一方面，他認為社會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不贊成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他在《新大陸游記》中多次表達這個意思：在美洲期間，社會黨員多次拜謁并勸他，中國改革須從實行社會主義入手，“余謝以進步有等級，不能一蹴而幾”“余以其太不達于中國之內情，不能與之深辯”“余以中國人現在之程度未足語于是，婉謝之，期以異日而已”。尤其是，他明確表達了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反對態度：“大抵極端之社會主義（即科學社會主義——引者），微特今日之中國不可行，即歐美亦不可行，行之其流弊將不可勝言。”他還批評馬克思主義者的信仰，把馬克思主義視同基督教一樣的宗教迷信，社會主義黨員崇拜馬克思的著作，信奉之，如同耶穌教人之崇信新舊約，這是社會主義者的一種迷信。

梁啟超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雖然不完整，但他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貢獻還是應該肯定的。一方面，梁啟超本人在中國知識界的影響非常大，他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介紹，客觀上能夠引起知識分子的重視，使馬克思主義能夠直接影響中國知識界。例如，毛澤東在東山小學讀書時，借到一冊《新民叢報》合訂本后就如饑似渴地閱讀，從中吸收了大量知識信息，并留下了批注，并一時開始崇拜梁啟超。另一方面，梁啟超不是簡單地翻譯外國人的著作，而是用自己的著述來闡釋馬克思主義，不只是單純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照搬照抄外來思想，而是結合中國社會現狀和傳統文化來解讀馬克思主義，他雖然認為科學社會主義不適合中國，用井田制來曲解科學社會主義，但他嘗試用外來文化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的探索不是沒有價值的。日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正是在兩個向度上展開：一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來解決中國現實問題；二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第三，江亢虎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井田制思想和他秉持的社會改良主義理論來解讀馬克思主義，并表示反對在中國實踐社會主義。1911年7月，江亢虎成立“社會主義研究會”，不久改組為中國社會黨，該黨出版《社會星》《社會黨月刊》《新世界》等刊物。江亢虎在《社會主義研究會宣言》中認為，社會主義是“正大光明之主義，非秘密黑暗之主義；平和幸福之主義，非激烈危險之主義；建設之主義，非破壞之主義”，“利于將來多數普通之人，而不利于現在少數特權之人”；“為中外古今含靈負秀者所同具之思想”。他還結合中國傳統文化和當時世界思潮，認為社會主義是“大同主義”而不是差別主義，是世界通行之主義而不是各國禁止之主義，是人類共有之主義而不是西方人獨有的主義。他創立社會主義研究會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和宣傳社會主義。當然，江亢虎所宣傳的社會主義，并不是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而是美國人喬治·亨利所提倡的單稅社會主義，就是在不觸動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礎上，把征得的稅收用于發展教育、行政、交通等公益事業，是一種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

在社會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上，江亢虎同梁啟超等人一樣，嘗試把外來文化同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結合”，把社會主義同中國古代的井田制混為一談。在社會主義的宣傳與實踐的關系上，江亢虎認為中國當時還不具備實行社會主義的條件，只能作社會主義宣傳而不能真正實踐，“中國今日或尚非社會主義實行之時代，而確是社會主義鼓吹之時代”。《社會黨月刊》第4期刊登的《中國社會黨規章》明確其宗旨，要在“不妨害國家存立范圍內主張純粹社會主義”，就是說在資本主義國家制度框架內進行改良而非革命，在政府允許范圍內搞宣傳而不進行實踐。這些主張同科學社會主義有著本質區別，對社會主義革命、階級斗爭理論不僅不涉及而且反對，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主義。顯然，江亢虎雖然用了一些馬克思主義概念，介紹了一些馬克思主義觀點，但沒有深入了解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因而不可能自覺宣傳馬克思主義，更不能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改造中國社會的指導思想。雖然如此，江亢虎及社會黨所進行的理論宣傳，至少在客觀上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知識界的傳播。

第四，無政府主義者在介紹和宣傳無政府主義時涉及馬克思主義，并把馬克思主義納入無政府主義的思想體系中來介紹和評價。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雖然不準確，但在客觀上也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早期碰撞的組成部分。

1907年6月25日，張繼、劉師培等人在《天義》上發布《社會主義講習會廣告》，同年8月創立“社會主義講習會”，致力于宣傳無政府主義。是年12月30日，何震在《天義》上發表《經濟革命與女子革命》，文末的按語，雖然站在無政府主義立場不贊同馬克思主義，但也承認馬克思所主張的共產主義學說“所言則甚當”；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度，“必俟經濟革命以后”，“可謂探源之論矣”。

1908年3月，《天義》刊發了《共產黨宣言》第一章、海因德曼的《社會主義經濟論》第一章和《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二節部分內容的譯文。劉師培在為《共產黨宣言》所寫的“序”中重點介紹了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及其意義，認為“歐洲社會變遷，纖悉靡遺，而其要歸，則在萬國勞民團結，以行階級斗爭”；“古今社會變更，均由階級之相競”，要研究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史，不能不研究此書，“不得不奉為圭臬”。《社會主義經濟論》的編譯者則在“譯者識語”中指出：“近世言社會主義者”，必研究經濟變遷，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產生的根源，馬克思認為，“古今各社會，均援產業制度而遷；凡一切歷史之事實，均因經營組織而殊。惟階級斗爭，則古今一軌。”恩格斯將馬克思的這一發現“與達爾文發見生物學”等同。這就把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論、階級斗爭理論，以及唯物史觀的重大意義都介紹到了。

當然，劉師培等無政府主義者明確表示不認同馬克思主義，認為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是民主制的共產主義，而不是他們主張的無政府主義的共產主義，這是馬克思學說“之弊”。就是說，無政府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是為其宣傳和實行無政府主義服務的，在立場、信念、指導思想上，并不認同馬克思主義。

劉師復是辛亥革命后中國知名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在1912年成立了晦鳴學舍，創辦了《晦鳴錄》（后改為《民聲》）雜志。他在宣傳無政府主義時，對孫中山、江亢虎的社會改良主義思想進行批判，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觀點有所介紹，這些內容成為早期馬克思主義譯介的組成部分。1914年4月11日，劉師復在《民聲》發表《無政府共產主義釋名》，闡述了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異同之處。他認為無政府主義的核心就是無強權、無政府，當今最大的強權就是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政府，無政府主義首先就是要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和政府，因此“無政府黨必同時主張社會主義”。他認為，社會主義分為共產主義“Communism”和集產主義“Collectivism”兩大派，共產主義主張“生產機關及其產物全屬之公共，人人各盡其所能，各取其所需”，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目的是一致的。1914年5月，他在《答悟塵》一文中認為，無政府主義是一種政治理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只是一種經濟學說，不含有政治內涵。“無政府主義本質為對于政治之學說，雖含對于經濟之意見，而不限定為共產。共產主義則純為對于經濟之學說……而對于政治之意見，則尚未表示。”顯然，劉師復雖然論述了共產主義的一些原理，但他把無政府主義同共產主義混為一談，把共產主義僅僅看作經濟學說而非政治理論，都是錯誤的。

總的來說，無政府主義者在宣傳無政府主義的過程中譯介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學說，并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作了闡釋。雖然他們的理解不一定準確，但客觀上起到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作用，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需要指出的是，他們是站在無政府主義立場上來看待馬克思主義的，沒有真正把握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內涵，只是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證明和宣傳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工具，并不真信馬克思主義，也沒有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理論，而且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等核心思想持反對態度。

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用于分析和改造中國具體實際，是“兩個結合”中的“第一個結合”，突出體現馬克思主義改造世界的功能。這個結合的真正開始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的事情。但是，在譯介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資產階級革命派、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黨人等，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社會實踐的指導意義，嘗試把馬克思主義用于分析中國實際，甚至提出要把馬克思主義普及到中國社會大眾當中，使之成為改造中國的一種理論參考。這在一定程度上開啟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結合”的初步努力，當然這個努力并沒有實際成效。

第一，資產階級革命派把馬克思主義用于中國革命實踐的初步嘗試。在不同時期，朱執信、孫中山等曾嘗試把馬克思主義同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結合起來，試圖借鑒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解決中國問題。當然，這種嘗試因為沒有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混淆了社會主義同民生主義的界限，把馬克思主義納入到民生主義范疇當中，而不是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因此沒有也不可能得出真正結果。

朱執信在介紹馬克思主義時，看到了階級斗爭理論、剩余價值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重要性，區分了科學社會主義和其他社會主義學說。特別是，他比較自覺地提出要把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的革命者乃至社會大眾當中，同當時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作為中國革命的重要理論參考。他在《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一文中明確表示，要把包括馬克思在內的德意志社會主義革命家介紹給同胞，希望對社會革命有所裨益。

然而，朱執信的愿望并沒有實現。一方面，他在思想深處沒有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僅僅將之作為一種理論資源。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具體實踐的首要前提，就是傳播者自己必須堅定信仰馬克思主義，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實現自身的馬克思主義化，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根本指導思想，否則不可能達到目的。另一方面，朱執信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并不準確，他認為剩余價值理論對資本剝削的揭示是準確的，但“馬爾克之言資本起源不無過當”；他把社會主義同國家社會主義混為一談，更多地把社會主義看作解決民生的途徑，而不是作為人類解放的途徑。

孫中山嘗試把馬克思主義作為在中國進行民生主義建設的一種政策。辛亥革命后，孫中山認為，清政府已被推翻，君主專制制度已被打倒，民主共和制度已經建立，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任務已經完成，接下來就是要完成民生主義的任務，而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1911年12月30日，孫中山同中國社會黨領袖江亢虎談話。孫中山表示自己竭力贊成社會主義，希望對社會主義學說“廣為鼓吹，使其理論普及全國人心目中”，并說“余實完全社會主義家也”。1912年10月14—16日，孫中山在上海發表《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批評》演說，闡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并高度評價馬克思，認為馬克思研究資本問題三十年，撰寫了《資本論》，使無條理之學說“成為有統系之學理”，“麥氏之資本公有，其學說得社會主義之真髓”。他把馬克思《資本論》中的資本公有理論，歸入民生主義的土地公有、資本歸公主張當中，作為改造中國的一種政策。當然，孫中山更多關注社會政策和社會改良的內容，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總體上是放在他的民生主義理論框架內，他所倡導的社會主義是社會改良主義而不是科學社會主義。而且，隨著袁世凱復辟帝制，孫中山也根本沒有真正實施其民生主義，更遑論實踐馬克思主義了。

第二，無政府主義者站在無政府主義立場，嘗試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中國問題。前述《天義》發布的《社會主義講習會廣告》指出，“社會主義盛于歐美，蔓延于日本，而中國學者則鮮聞其說”，為此他們要搜集各種社會主義學說，普及社會主義思想，研究社會主義問題，使之發揚光大，以影響中國人的思想。當然，他們所說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并不特指科學社會主義，而是泛指在歐洲流行的各種社會主義學說，特別是無政府主義思想。

1907年8月，“社會主義講習會”成立后，他們經常討論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問題。例如，9月15日，劉師培等人在社會主義講習會討論中，就用社會主義觀點來剖析中國民生疾苦，批評資本主義的階級分化狀況，提出要打破資本主義，改革財產私有制度。1908年1月15日，《天義》刊發了恩格斯寫的《共產黨宣言》英文版序言。譯者指出，《共產黨宣言》的階級斗爭理論，最有裨于歷史，要研究社會主義發展史，就要從恩格斯的序言入門。《社會主義經濟論》一書的譯者則指出，中國研究歷史的學者，很少注意經濟變遷，不知經濟變遷實為一切歷史之樞紐。這實際上就是根據馬克思唯物史觀來批評中國史學界的唯心史觀，這可以看作馬克思主義同中國思想實際相“結合”的一種嘗試。

1914年，劉師復在《孫逸仙江亢虎之社會主義》一文中，站在無政府主義立場上，根據《資本論》的思想，對孫中山和江亢虎的社會改良主義思想進行批評：“麥氏嘗解釋‘資本’之意義曰：‘資本者乃貨物生產之際所發生之一種社會的關系也。故生產機關茍操之直接生產者（即勞動者）之手，此時即無資本之可言。惟藉生產機關以剝奪勞動者之利益，至是始稱為資本。’”當然，劉師復的主張同馬克思主義也大相徑庭，對共產主義做了無政府主義的理解，離開無產階級來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完全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解放的根本途徑，沒有看到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意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嚴重誤讀。

第三，社會黨人王淄塵比較明確地提出用馬克思主義來武裝中國人的頭腦，指導中國社會實踐。在中國早期譯介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王淄塵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觀點。1912年1月23日，王淄塵同楊一放等人一起成立中國社會黨紹興支部并擔任副部長，創辦《新世界》半月刊，發表了一些比較正確的闡述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并明確提出要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中國實踐，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1912年，王淄塵根據朱執信《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中的《馬爾克》一章改寫的《社會主義大家馬兒克之學說》在《新世界》第2期發表。該文對馬克思主義做了較正確的介紹，并提出要廣泛宣傳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文章的“緒論”對馬克思的思想和人格大加贊揚，高度評價《共產黨宣言》以及馬克思主義的世界影響，指出馬克思使社會主義學說“磅礴郁積”，社會黨勢力“澎湃彌蔓”，使全世界大多數人均“棲息于是旗幟之下”，又使“富家豪族重足而立，側目而視”。馬克思的知識和能力讓全世界為之傾倒，“不啻全世界之造時勢者”。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是“二十世紀社會革命之引導線，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動力”。馬克思有“精密之思想、高尚之人格、敏妙之文詞，有以聳動大多數人民之效果”，正因為如此，社會主義學說方能盛行而為全世界各國之冠。馬克思百折其身而不變其志，“見道甚深，處義至勇”，人們應該“崇拜之”“景仰之”。為此，他表示要把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中國人當中，使中國人能夠信從而實行。

王淄塵較詳細地介紹了《共產黨宣言》的內容，指出階級斗爭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要義：“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今茲所謂歷史者，何一非人類階級爭斗之陳跡乎”，馬克思主張用階級斗爭的手段“救此蚩蚩將餓斃之齊氓”，打破社會不公平。他在文章中介紹了《共產黨宣言》的十大綱領，還對馬克思主義同無政府主義的區別作了正確分析：“馬兒克之意，仍認國家之存在者，以一時國界尚不能破，政府亦尚不能廢棄，不如仍之以為人民之公仆，其所謂國家乃共和政體之國家，非君主專制君主立憲之國家也。”文章高度評價《資本論》，對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學說作了較為準確的闡述：“凡財產皆從勞動而出，故社會上之財產實勞動者之所生產也”，因為財產是勞動創造的，所以世間的財產應該歸勞動者所有。但是，現實社會中，社會財富則主要為資產者所擁有，而勞動者所得甚少，“勞心者之所得實百倍勞力者而未有止”，世間的經濟學家們宣稱資本是積蓄的結果，不過“是阿合富豪一階級以立說者耳”，一語道出了資產階級財產以及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實質。

王淄塵把科學社會主義同改良主義區分開來，反對社會改良主義，堅持社會革命學說。1912年他在《答亞泉》一文中，根據中國實際情況，批判了杜亞泉“社會主義不宜行于中國”的論斷，指出在中國必須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僅靠“補苴罅漏”的社會改良以圖偷息茍安是不行的。同年，他在《社會主義之名稱》一文中，明確指出社會主義是從根本上改變現存社會制度的革命性方案，同孫中山所主張的改良主義式的民生主義是不同的。

最能代表王淄塵堅持社會革命、反對社會改良主義的，是他在1912年《新世界》第7期發表的《社會主義與社會政策》一文，該文是針對錢智修的《社會主義與社會政策》寫的。文中明確指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實行社會主義”，中國人要看到革命的社會主義同改良主義的區別，要走社會主義的革命路子而不是改良主義的社會政策之路。他指出：社會主義者“從根本著想廢去一切舊組織，改造一新社會，以謀人類全體永久之幸福也。社會政策者，以不變現世界之政治制度經濟組織，惟因其弊竇乃稍稍修改之或補救之……以圖社會暫時之治安者也。故社會主義之結果……必統盤籌算去其舊而圖其新……而社會政策之計劃，不過……補苴罅漏，暫顧目前。”改良主義者提出的所謂保護勞工、獎勵小資本家、限制獨占事業、向富人征累進稅等政策，都是無濟于事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而不是根本改造的辦法，只有真正實行社會主義，中國的問題才能得到解決。這些觀點同后來毛澤東在1921年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上的主張有極其相似之處。毛澤東在這次大會上講道：“改良是補綴辦法，應主張大規模改造。”“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

王淄塵在此文中明確表示要積極扶持和捍衛社會主義，努力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他表示，社會主義方始萌芽，必須竭力扶植；社會主義為醫群之圣藥，定會在20世紀世界實行；中國同處此潮流之中，勢不能獨異；“欲救民生之疾苦者，舍此又更無余道也”。這種態度和主張，同五四運動之后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主張非常相似。王淄塵引用馬克思的觀點來闡發他的社會革命理論。他指出，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政府是統治人民的政府，是統治階級的工具而不是人民的代表者，只有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后，政府才能真正成為人民的真正代表者；而國家、政府等將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消亡。應該說，王淄塵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理解是基本準確的。

1912年8月25日，王淄塵在《駁社會主義商兌》一文中，嚴厲批評那些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物及其思想，強調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性。他說，《社會主義商兌》一文的作者，想通過攻擊《資本論》來反對社會主義，看似聰明，實際上讓自己“陷于巨謬極戾而不自覺”的境地，“欲解決根本上之改革，非主張社會主義不為功，而社會政策不過彌縫補苴之一計畫而已。”可以看出，王淄塵是堅決捍衛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對于攻擊、排斥馬克思主義的做法給予辛辣的批判。

總體來看，王淄塵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內涵、歷史地位和重大意義的認識是比較正確的，在介紹和信仰馬克思主義方面有了較高的自覺性，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一是，他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和實踐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空想的、改良的社會主義，比梁啟超、孫中山、江亢虎等人更正確；抓住了階級斗爭理論、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等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理論，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性意義和革命實踐意義。二是，他基本認清了馬克思主義同社會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之間的區別，批評和反對改良主義，努力捍衛馬克思主義。三是，他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是20世紀社會革命的引導線，是創造新世界的原動力，要把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中國人當中，使人們在思想上相信、在行動上實行馬克思主義，主張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以求達到徹底改造中國的效果。當然，王淄塵的這些主張也只是停留在理論層面而沒有走向實踐，而且是曇花一現，他自己很快就不再介紹、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轉而專注于國學研究了。

上述情況表明，19世紀末到五四運動之前，特別是辛亥革命前后的幾年中，馬克思主義被逐步譯介到中國，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思想，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觀點陸續見諸中國知識分子的譯文或自己的著作當中，一些人甚至開始以不同態度、動機和方式嘗試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中國文化進行“結合”，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文化碰撞的早期經歷，這些早期碰撞雖然沒有成功，但卻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的文化經驗，對于日后中國共產黨人推進“兩個結合”有著不應該被忽視的思想啟發價值。

第一，必須完整準確地把握馬克思主義科學體系，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這就是要真學、真懂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內涵，深入把握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精髓，而不是僅僅引入馬克思主義的只言片語，生硬地直接照搬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詞句。馬克思主義不是一般性的知識體系，更不是日常生活化的常識體系，而是具有嚴密理論邏輯的科學真理體系，始終站在真理和道義的制高點上，始終站在時代和實踐的制高點上，是指導全世界工人階級和全人類解放的世界觀方法論，指導人類認識世界的思想武器和改造世界的行動指南。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的早期碰撞中，蔡爾康等只是零星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個別文字，在翻譯國外某些著作時不自覺地捎帶翻譯了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觀點和馬克思主義某些著作中的片段內容；梁啟超、江亢虎等則根據自己的理解來界定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混同于中國傳統文化或其他思想，而沒有把握馬克思主義的深層次內涵。朱執信、王淄塵等涉及了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理論、階級斗爭觀點等，比較接近于馬克思主義的精髓，相對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但是因為缺乏對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性把握和深層次理解，因而不能全面把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能深度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

第二，必須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堅定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根本指導思想。這就是要做到真信、真用馬克思主義，切實實現理論主體自身的“馬克思主義化”，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而不是作為簡單的文化知識或一般的理論參考。梁啟超較早開始獨立撰述馬克思的思想觀點，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較多了解，但他把社會主義等同于中國古代的井田制，把馬克思主義這一人類思想史上最先進的思想同中國傳統文化不加限定地直接對接，不相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不相信科學社會主義能夠在中國實行，而且把馬克思主義貶低為像基督教一樣的宗教迷信。因此，他雖然在介紹馬克思主義方面有一定貢獻，但并沒有推動甚至在一定意義上阻礙了馬克思主義落地中國實際、深入中國文化，在五四以后還同馬克思主義者進行論戰，反對馬克思主義。孫中山、江亢虎、劉師培、劉師復等人雖然曾肯定、稱贊馬克思主義，但并沒有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內涵，沒有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而只是作為一種理論資源納入到自己所堅持的民生主義、社會改良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理論中，沒有理解更不能發揮馬克思主義指導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的真理和實踐功能。朱執信、王淄塵等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宣傳、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自覺，并聲稱要用馬克思主義武裝中國民眾、指導中國實踐，但是這種自覺僅僅停留在文字上，而沒有真正付諸行動，尤其是缺乏先進政黨組織支撐和人民群眾支持，再加上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解上的不完整不準確，也就不可能達到他們的目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雖然不能苛求前人，但也不能因此就忽視他們的不足。

第三，必須用馬克思主義武裝教育群眾，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大眾的結合，把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轉化為人民群眾的思想認同和社會實踐。僅僅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知識精英的一種知識儲存或學術興趣，而不轉化為人民群眾的情感認同、文化認同、思想認同，不把馬克思主義深入到社會大眾的實踐當中并轉化為群眾實踐，就無法發揮馬克思主義改造世界的功能，馬克思主義也就無法成為指導中國社會實踐的思想武器，也無法指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正如毛澤東所說，“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系，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但是，早期對馬克思主義的譯介基本是少數知識分子的小眾化活動，翻譯的文本也多是社會大眾很難看懂的文言文，而不是老百姓能夠看得到、聽得懂的白話，因而他們翻譯的馬克思主義文本對于社會大眾幾乎沒有產生影響。即便他們精準翻譯了馬克思主義，也是脫離社會大眾的，更不要說他們的翻譯本身就存在問題。

第四，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起來，創造出中國人自己的科學理論體系。一方面，必須真正使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實現“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化”，用馬克思主義把握中國具體實際，分析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社會性質、社會發展階段，明確中國社會主要任務，制定正確政策決策，指導中國革命實踐，改造中國的具體實際，實現“中國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化”。另一方面，必須貫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前提下，在剖析二者精華內容的基礎上找到二者的契合點，在實事求是把握二者差異性的基礎上實現二者的貫通融合，讓馬克思主義扎根于中華優秀文化當中，用馬克思主義改造和提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而不是簡單地找幾個看似同馬克思主義具有相關性的術語來翻譯和套用馬克思主義，更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直接對接到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其落后內容）上，聲言出現于幾千年前的某些傳統文化內容早已包含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如果這樣來理解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契合性”則是十分錯誤的。同馬克思主義相契合的，不是所有中國傳統文化，而只是其中優秀的部分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不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所有內容都與馬克思主義有契合性，而只是其中同馬克思主義相關的內容；即使有契合性的內容，也不是直接就可以對接到馬克思主義理論之上，必須經過改造和提升而擺脫其時代的局限性。只有全面理解“契合性”，準確把握“第二個結合”的內涵，才能使引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真正變成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形成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形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形態，創造出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雙向互動、相互成就、融會貫通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近代史研究”，原刊于《近代史研究》2024年第5期）